爲無性戀正名
利維坦按：
《馬男波傑克》裡，託德·查韋斯常常思考自己性別認同的問題，因爲在之前的約會中，有女孩對他感到疑惑：“我感覺你好像喜歡我，又好像不喜歡。”託德如實告訴對方說，自己既不是同性戀也非異性戀，“我可能什麼都不是。”在劇中，託德花了一季的時間來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
研究人員通常將“無性戀”定義爲不受到性吸引，或是對性行爲缺乏興趣的一些人。據加拿大心理學教授安東尼·博蓋特（Anthony Bogaert）估計，他們大約佔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一。根據這一理論，中國研究人員估計中國的無性戀人數近1000萬人。因爲根據最新數字，中國20歲以上的成年人大約有10億人。
（pubmed.ncbi.nlm.nih.gov/15497056/）
在研究生階段，人們經常問梅根·卡羅爾（Megan Carroll）是否是同性戀。她的社會學論文探討了同性戀父親羣體內的不平等問題，因此她的研究參與者對她的性取向很感興趣。
“我會說，‘哦，我可能主要是異性戀？我不太確定。這很複雜。’”這是她在那時能夠表達的最接近真相的說法。
在高中時，她曾對男孩和女孩都有過好感，並與男性建立過戀愛關係；當她身邊有浪漫對象時，她的心跳會加速。但當考慮與他們中的任何人發生性關係時，她對此卻不感興趣。她的朋友向她保證，她只是需要遇到那個對的人，能夠點燃她的激情的人。
然而一直到18歲，這件事仍未發生。卡羅爾認爲自己可能只是性慾較低，開始尋找合理的解釋。她懷疑是長期避孕藥導致的，諮詢了一名護士，後者提出可能是因爲她的男朋友“只是個糟糕的情人”。
隨後，她懷疑是爲治療抑鬱症而服用的藥物導致的。在接下來的12年裡，她拜訪了多名治療師、精神科醫生和醫生，並嘗試了不同的抗抑鬱藥，其中包括一種不太常用的處方藥——一種導致心跳加速的罕見藥物。最終，她選擇了一種在臨牀試驗中未對性慾產生顯著影響的抗抑鬱藥。
在這些年的嘗試中，卡羅爾的性慾——即對性刺激和釋放的生理慾望——確實有波動。但始終保持不變的是，她的性慾很少（如果有的話）是針對另一個人的，甚至是她暗戀的人。
2016年，卡羅爾偶然看到了一篇關於無性戀（Asexuality）的臉書帖子。她曾聽說過這個術語，通常被定義爲幾乎感受不到性吸引力，但她從未覺得這個詞適用於自己。隨後，卡羅爾看到一條評論提到了半性戀（Demisexuality），即只有在與某人建立情感紐帶後纔會感到性吸引。
無性戀是一個光譜的概念，這爲她打開了一個在她性別和性取向課程中從未討論過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性慾望並非對美好生活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由於這個觀念顛覆了關於人類本質的文化假設，對無性戀者來說，認識自己的身份往往是困難的，更不用說接受了。“你的存在本質上會在某種程度上與社會規範相對立，”加拿大溫莎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indsor）無性戀性別與性取向學者CJ·查辛（CJ Chasin）說。即使在意識到自己可能是無性戀後，卡羅爾仍然繼續向醫生諮詢，試驗不同的藥物，最終才接受了她就是這樣的事實。
在過去的20年裡，心理學研究表明，無性戀不應被歸類爲一種疾病，而應該被視爲類似於同性戀或異性戀的穩定性取向。文化觀念和臨牀醫學在認知上進展較慢。直到最近，學術研究者纔開始將無性戀看作是一種合理而未被充分探討的人類生活形式，而非健康問題的指標。
在生物學中，“無性”（asexual）這個詞通常用於指那些無需進行交配就能繁殖的物種，比如細菌和蚜蟲。但在一些需要交配才能繁衍後代的物種中，比如羊和齧齒動物，科學家觀察到一些個體似乎沒有驅使它們進行交配的慾望[1]。
這種行爲更類似於人類的無性戀，這個直到最近纔在醫學文獻中零星提及的概念。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右）與他的伴侶李兆棠（1907-1993）。赫希菲爾德曾於上世紀30年代去中國講學，認識了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Saint John's University）醫科的李兆堂。© wikimedia
在1896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中，德國性學家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描述了沒有性慾望的人，他稱之爲“性感麻木症”（anesthesia sexualis）。1907年，早期的同性戀權利活動家、牧師卡爾·施萊格爾（Carl Schlegel）主張對“同性戀者、異性戀者、雙性戀者（和）無性戀者”實行“相同的法律”。性學家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在1940年代設計了性取向的評估量表時，爲那些出人意料地報告沒有社交性接觸或反應的受訪者創建了一個“X類別”——他估計，在美國16至55歲的男性中，這些例外情況佔了1.5%。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無性戀在科學研究中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只是偶爾在同性戀解放運動的活動家和學者中被提及。
直到互聯網的出現，全球範圍內的無性戀者纔開始在互聯網論壇上發現彼此的存在。21世紀初，他們開始通過概念和標籤的基層發展，構建了一個共享的語言，繪製了無性戀的全貌。他們自稱爲“aces”，傾向於將性和浪漫吸引力劃爲他們自己的範疇；無性戀者可以在這兩者之間經歷不同程度的狀況。
Aces可能對性感到排斥、中立，或者喜歡；他們可能頻繁或從不發生性行爲。有些無性戀者性慾強烈，而有些則沒有。有的無性戀者進行自慰，而有的則不。儘管無性戀羣體的成員各不相同，但他們的共同點是相對缺乏對他人的性慾望，有時甚至是浪漫的吸引力。
然而，在當時，根據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精神障礙的診斷與統計手冊》（DSM），成爲無性戀者可能被認爲是精神障礙的徵兆。如果有人報告由於性慾低而感到痛苦，醫生可能會診斷他們患有性慾減退障礙（hypoactive sexual desire disorder，HSDD）。如果一個人的伴侶對其低性慾感到不滿，他也可能被診斷爲患有這種障礙，即使他本人對此並不介意。
換句話說，夫妻中“不太喜歡性的那個人就有障礙”，無性戀可見性和教育網絡（Asexual Visibility and Education Network，簡稱AVEN，自稱是“世界上最大的無性戀社區”，到2012年，它已發展到50,000多個成員）創始人大衛·傑伊（David Jay）解釋說。
許多原因可能導致性慾水平在生活中有所波動，這些原因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醫學上需要被關注的，包括激素水平，以及心理健康的變化。
如果有人對性慾下降感到顯著痛苦，他們可能會從診斷和治療中受益。但是無性戀者傾向於將感受他人性吸引力的缺乏看作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取向，而不是需要干預的障礙。
因此，當在2000年代末開始更新DSM的工作時，AVEN的傑伊和其他人希望向起草DSM的科學家明確這一點。“我們希望研究人員至少能夠了解我們對自己的看法，然後再解讀關於我們的數據，”傑伊說。AVEN團隊對文獻進行了審查，並採訪了七位研究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心理學家。
AVEN將其研究結果整理成報告，併發送給負責重新評估DSM第五版HSDD診斷標準的委員會。其中一位委員是洛瑞·布羅託（Lori Brotto），她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家，進行了一些最早期的無性戀研究[2]。
布羅託發現，AVEN的報告與她從研究中瞭解到的情況非常吻合，她的研究比較了自我認同爲無性戀者和接受了HSDD診斷的非無性戀者之間的行爲、經歷和生理反應。她發現，在無性戀者羣體中存在一些表現差異，這表明無性戀不應被歸類爲性功能障礙。
在2013年，DSM-5發佈，其中關於性功能障礙的部分經過了修訂，將HSDD分爲男性和女性障礙，並賦予了新名稱。每個障礙都包含一條說明，即，自認爲無性戀者的人不應被診斷爲患有該障礙。這一變化意味着，美國精神病學協會不再將無性戀視爲一種疾病，這爲性研究者開啓了新的思路。
印第安納大學金賽研究所的性別和性研究員傑西卡·希勒（Jessica Hille）說，無性戀的研究在整個201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現在正在迅速發展。在2022年11月發表的一篇評論中[3]，希勒找到了2020年1月至2022年7月期間發表的28項關於無性戀的研究，“而10年前，你不會在（整個）領域找到28篇論文，”她說。
今天，“在文獻中無性戀被廣泛接受爲一種性取向，”希勒表示，但文化意識仍處於起步階段，尤其是與LGBTQIA+範疇下的其他性取向相比。希勒解釋說，如果說一個人生活中缺乏對性吸引力的感知，仍然就像說他不吃飯一樣，“如果你不吃飯，那就有問題，而且你在傷害自己。”無性戀者有時不僅會從家庭和熟人那裡得到這樣的信息，他們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也會傳達這種信息。
明尼蘇達大學健康公平研究員謝爾比·雷恩（Shelby Wren）在2020年發表了一項研究，其中30%至50%在醫療環境中披露過無性戀的受訪者表示，治療師或醫生將他們的無性戀歸因於健康狀況[4]。擬議的診斷包括焦慮、抑鬱，在一種情況下，還包括人格障礙。
“當你公開自己的性取向時，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雷恩說，“對於很多人來說，這阻止了他們談論可能與他們醫療保健有關的事情。”
而對於住在蘇格蘭的一位僅願透露名字的演員和作家羅文（Rowan）來說，這種經歷始於她與婦科醫生的例行預約。當護士問是否有性生活時，她回答說沒有——雖然有男朋友，但沒有進行性生活。
“我不想要，”羅文對護士解釋道，“我什麼感覺都沒有。我感覺還沒準備好。”當時20多歲的羅文感到羞愧難當，“好像有一部分的我是不對的，而我想讓它被修復。”醫生將她轉介給一位心理性治療師。在第一次治療中，羅文提到自己可能對任何人都感受不到性吸引力。在總計四次會診中，羅文不記得治療師有跟她討論這一點；相反，治療師建議對她的生殖器進行檢查。
檢查期間，羅文感覺“什麼都沒有”，就像感覺與身體脫離了一樣。“當時我真的很困惑，體檢就像和男朋友的身體親密一樣冰冷，且沒有任何感覺。”羅文回憶說，治療師報告說她的身體沒有任何問題，然後在接下來的幾次治療中試圖找出羅文的精神障礙問題。這些遭遇對羅文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包括對抑鬱症治療的猶豫。
羅文並非孤例。在英國LGBTQIA+權益組織Stonewall於2023年10月發佈的一份關於無性戀歧視的報告中，許多受訪者報告說，對無性戀的瞭解不足曾在某個時刻對他們的醫療產生了負面影響[5]。
一位參與者的治療師告訴她設定目標，克服她的“性恐懼”，並服用增加性慾的藥物。另一位參與者的治療師認爲她的無性戀源於童年創傷，並會隨着時間改變，這導致參與者迫使自己做一些令自己不舒服的事情。還有一位參與者的醫生認爲她的無性戀是由抗抑鬱藥引起的（卡羅爾解釋說，儘管已經有研究顯示，抗抑鬱藥可能影響生理上對性釋放的慾望，但並沒有證據表明它們會降低對他人性吸引力的感知，而性吸引力是與無性戀最相關的慾望組成部分。本文中引用的一些無性戀者從未服用這些藥物） 。
報告中的其他故事表明，當無性戀成爲醫生就診的焦點時會發生什麼——這些問題完全不相關，干擾治療，甚至造成傷害。這是報告中的一個“強權威模式”，報告主要作者、無性戀活動家亞斯敏·貝努瓦（Yasmin Benoit）表示。例如，一位正在遭受骨盆疼痛的參與者描述了她的全科醫生在她看心理性治療師之前不給她轉診到婦科醫生的情況。這導致治療的7個月延遲，並且根據參與者的說法，造成了“廣泛的肌肉損傷”。
對於心理健康診療師而言，選擇不透露自己是無性戀通常是一個“非常理性的決定”，查辛說。“被主動拒絕和誤解總是糟糕的。”例如，無性戀者有時會被強制接受轉換療法（Conversion therapy），這是一種旨在改變某人的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的做法。因爲其危害廣泛且有據可查，該療法在美國的22個州被禁止用於未成年人。
2018年英國政府對LGBTQIA+人羣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無性戀者是最有可能被施以轉換療法的羣體，並且與同性戀者一樣有可能接受此類治療[6]。特雷弗項目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在美國，4%的無性戀青年被強制接受了轉換療法，與雙性戀者的比例相當[7]。
在立法層面，貝努瓦表示，對轉換療法的禁令應明確提及無性戀。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工作研究員薩曼莎·古茲（Samantha Guz）也表示，醫療從業者的專業協會也應如此：“無性戀者在我們的社會中被徹底忽視，我認爲僅僅提出廣泛反對轉換療法的呼籲並不夠具體。”
即使是出於善意的醫生也可能無意中傷害他們的患者。 對於臨牀醫生來說，擔心自己應該感受到更多性慾、 並且不知道自己只是無性戀的患者，最初可能看起來與想要親密性行爲的患者相似，並且可以從旨在增加或恢復性慾的治療中受益。
布羅託表示，對某些類型的性功能障礙的治療確實有助於一些性慾水平讓他們感到痛苦和不滿意的人。然而，對一些人來說，這種痛苦可能並不是來自內在對性的慾望，而是來自外部壓力，比如來自伴侶或整個社會。
“我曾經與一些人一起工作，我們花費了很多個月的時間，才讓這個人真正理解無性戀與他們身份的契合程度，”這不是一個根植於健康或情境條件的問題，布羅託說。然而，大多數醫生並不知道這樣的區別存在。
自從接受了自己的無性戀身份以來，羅文更加自在地表達愛意，並從朋友和伴侶那裡接受愛意，而沒有對性的沉重期望。與最近的心理治療師一起，他們終於在治療中積極地談論了無性戀。“她會問我關於‘我的無性戀身份’的具體問題，但她不會對它的含義做出假設，”羅文說。
2022年初，美國性教育師、諮詢師和治療師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exuality Educators, Counselors and Therapists，AASECT）發佈了一份關於如何關心無性戀患者的立場聲明[8]。聲明表示，無性戀不是一種障礙或對創傷的應激反應，無性戀個體通常在尋找肯定性的醫療護理方面面臨困難（不同於DSM，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疾病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仍未明確無性戀不是一種障礙）。
該協會反對“一切”試圖改變或將某人的無性戀取向病理化的嘗試，並將此類嘗試標記爲轉換療法。起草該聲明的臨牀心理學家和性治療師賈裡德·布特-豪瑞（Jared Boot-Haury）希望，像美國醫學協會（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這樣的更大組織將提出類似的聲明，並最終爲臨牀醫生提供清晰且經過實證支持的指南。
與此同時，許多關於無性戀的研究不僅確認其存在，而且探討無性戀者如何在他們的關係中找到親密感，以及在圍繞性伴侶構建生活的文化腳本外尋找個人滿足。無性戀社區必須重新構建愛情和關係以適應自己的需求；無論是無性戀者還是其他人，這種思考可能會對每個人都有幫助，傑伊表示。他引用了美國衛生部長最近發佈的有關“孤獨流行”的報告，該報告顯示，社會聯繫在過去20年中顯著減少。
“因爲無性戀社區被剝奪了親密關係的基礎設施，不得不創造自己的基礎設施，我們已經成爲了一個創新的場所，很多人，特別是非酷兒人士，突然對此很感興趣，”傑伊說。他正在一個由三名父母組成的家庭中撫養一個孩子，這成爲了2020年《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的主題（參見《》）。傑伊現在爲無性戀者和其他人提供諮詢，教導他們如何在文化規範之外建立有意識的關係。
卡羅爾現在是加州州立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的社會學家，她還研究了可能更廣泛適用的無性戀人士資源。最近，她的一些工作研究了無性戀者和無浪漫傾向者在獲取中產階級住房系統方面經常面臨的困難，這些住房系統是爲核心家庭結構設計的，而對於許多無性戀者來說，這可能既難以實現也不可取。
在個人和職業生活中找到了無性戀社區的容身之地後，卡羅爾現在對推動她去看醫生的困擾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她必須從“內心深處知道”她對性不感興趣不是問題；她說，問題在於“其他的世界”。今天，她的學生們似乎對無性戀非常“接受，想要了解我所知道的事情”。
對無性戀的接受並不僅限於年輕人。當卡羅爾講授關於無性戀的課程時，她經常講述她母親勞拉·沃格爾（Laura Vogel）的故事，後者是一名專門從事性創傷康復的專業諮詢顧問。
沃格爾知道，創傷經歷可能降低某人對性的慾望，但很長一段時間裡，她並不知道無性戀可能是完全獨立於此的一種狀態。當卡羅爾在2017年向母親公開自己的無性戀身份時，沃格爾開始研究這個主題，意識到她的無知可能會影響她的客戶。“那對我來說是一個學習的時期，”沃格爾告訴我。從那時起，如果一個客戶表示對性幾乎沒有興趣，她會送給他們有關無性戀的資源，看看能否引發共鳴。
“如果一個治療師做了我媽媽現在做的事情……很難描述那對我個人意味着什麼，”卡羅爾說，“這種意識可以幫助無性戀者免去多年的不確定。”
參考文獻：
[1]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787552/
[2]pubmed.ncbi.nlm.nih.gov/27542079/
[3]pubmed.ncbi.nlm.nih.gov/36495711/
[4]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508-020-01670-6
[5]www.stonewall.org.uk/resources/ace-report
[6]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21704/LGBT-survey-research-report.pdf
[7]www.thetrevorproject.org/survey-2023/
[8]www.aasect.org/asexual-rights
文/Allison Parshall
譯/tamiya2
校對/tim
原文/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asexuality-is-finally-breaking-free-from-medical-st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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