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離全民漲工資的日子不遠了…

2009年夏天,湖南衛視與北京衛視同時播出了一部韓劇,名叫《燦爛的遺產》。

劇中的格言奶奶、自立自強的女主、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男二號還有甜美漂亮的女二號…在我的記憶裡變得越來越模糊;

十幾年過去了,劇中讓我印象最爲深刻的,竟是作爲單親母親的服務員說的一句話:

“希望公司能順利挺過難關,我還要靠這份薪水供孩子讀大學呢!”

啥?餐廳服務員的薪水,能供孩子讀大學…這讓二十出頭的我感到十分震驚。

直到後來真正去了首爾,跟當地人交流過才發現:編劇並沒睜眼瞎忽悠!

在首爾,餐廳服務員(含領班)的薪水普遍在人民幣12000-18000元/月,1-2個月的薪水作年終獎是標配。

而國公立大學的學費大約人民幣10000-20000元/年,相當於服務員1-2個月的工資,年終獎足夠覆蓋孩子的學費;

私立大學的學費約30000-40000元/年,如果夫妻兩人都是餐廳服務員,年終獎也足以支付這筆看似不菲的學費。

沒記錯的話,韓國,應該是被我們嘲笑次數最多的發達國家…

距離我們全民漲工資的日子,也不遠了!

最近有兩條重磅新聞,值得全國人民密切關注——

9月25日,高層發佈了《關於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

文件中明確指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強對企業工資收入分配的宏觀指導。

結合近期多個省市相繼發佈2024年企業工資指導線,明確提出逐步提高企業職工工資水平,高層在通知企業:該漲工資了。

果不其然,好幾個省份跟着做出了3-6%不等的基準線上調。

10月21日,高層又發佈了另外一份文件,名叫《關於深化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

意見中提到的內容很多,我把重點直接整理在下面——

除此之外,這份《意見》還提出:力爭到2035年,培養造就2000名左右大國工匠、10000名左右省級工匠、50000名左右市級工匠。

所謂工匠,並不是搬磚、和泥、擰鋼筋,在現代化工業生產中掌握一技之長、具有較高水平的纔是工匠。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發了兩份關於“喊話漲工資”的意見,這在過去十分罕見。

尤其是兩份文件中,同時提到了“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某種程度上講,足以看出高層改革分配機制、捅破現有收入天花板的決心。

遠的不說,就說最近這兩年,宏觀經濟也好、資本市場也好、刺激消費也好…只要稍微有點啥利好,就總有鐵子在留言區喊話:

得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啊!不提高收入怎麼刺激也是白搭…

咱不開玩笑,這不就來了嗎?

而且,這一把完善收入分配製度給大夥兒帶來的改變甚至是震撼,完全不輸上世紀九十年代搞資本市場那個級別!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儘管10月下旬發佈的意見旨在着重利好產業工人,尤其是技術工人;

但產業工人羣體數以億計,且他們也是要生活、要消費的,這就意味着整體社平工資大概率會通過他們的消費軌跡滲透到各行各業。

明確合理增長、完善支付保障,相當於讓廣大工人羣體在兢兢業業的工作時最大程度上消除後顧之憂。

而探索對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實行年薪制、協議工資制合股權激勵,核心邏輯在於提高技能人才的話語權與整體待遇水平,讓他們真正成爲企業的主人。

很明顯,國家當前的政策導向,其實質在於從制度層面打開藍領階層的收入天花板,再以藍領工人平均工資提升爲錨點,通過消費滲透提高全民整體待遇水平。

站在產業端考量,是製造業附加值提升帶動服務業附加值擴張的具體實踐。

經科學測算:每創造1萬個的製造業崗位,就會衍生出約5萬個服務業崗位,而每1個點的GDP增長,便會帶動約40萬個製造業崗位就業與約200萬個服務業崗位就業。

高層選在此時下這一招妙棋——

背後既有解決當前經濟工作問題的考量、又有爲國運謀篇佈局的考量。

來來來,大夥兒一起復習一下,我們當前面臨的都是啥問題?

要定向解決以上所有問題,關鍵就在於改善內需、消化產能、化解債務、打通堵點。

然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要讓大夥兒對未來的收入有正向預期,問題才能得到實質性解決!

說到底,低工資是製造業的紅利,但絕不是消費時代的紅利。

之所以將產業工人,尤其是技術工人作爲本輪收入全面提升的突破口,究其根本逃不出以下兩個核心因素——

其一,產業工人基數衆多、穩定性高、乘數效應突出。

據統計,截至2023年末,我國藍領工人已高達4億左右,約佔我國勞動總人口53%;

其中技術工人總數大約2.2億,約60%集中在大中型企業,近30%具有技術等級。

另一方面,這批技術工人的跳槽頻率普遍低於辦公室白領,又因掌握一技之長,即使尋找新的工作,崗位匹配度也要明顯高於辦公室白領。

說句不中聽的,寫稿子、做PPT、接打銷售客服電話,來個小白咱們還能帶一帶;

車鉗銑刨鉚電焊這類專業性很強的技術工種,那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這樣的崗位特性,也決定了技術工人隊伍的整體穩定性其實要好於白領羣體。

他們的收入得以穩定增長,意味着他們背後的家庭生活開支便能得以穩定,這個乘數效應是相當可觀的!

其二,提高產業工人,尤其是技術工人待遇,有助於全面推動全社會產業轉型升級。

10月21日發佈的《關於深化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裡,明確提出——

力爭到2035年,培養造就2000名左右大國工匠、10000名左右省級工匠、50000名左右市級工匠;

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爲導向,注重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培育和職業道德養成的技能人才評價體系;

支持各地將急需緊缺技能人才納入人才引進目錄,深入實施職業技能等級認定提質擴面行動,健全“新八級工”職業技能等級制度;

做好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維權服務工作,加強對產業工人主人翁地位的宣傳引導等工作。

瞧見沒?社會目標、精神激勵、社會地位激勵與剛纔提到的薪資待遇激勵算是徹底齊活兒了,目標非常明確——

就是要爲全社會積極儲備技術工人,引導全社會尊重技術工人,讓工人兄弟們在自己的崗位上安安心心發光發熱。

讓新技術、新工藝能在生產第一線紮紮實實落地,而這種良性生產氛圍是產業轉型升級、提升附加值的關鍵!

要實現這個目標,第一步就是要打好人才儲備這個底子!

想想國足吧,一羣大老爺們兒之所以能踢成那個熊樣兒,負責儲備人才與篩選人才的青訓沒跟上得負一半朝上的責任…

足球搞成這個水平,大夥兒了不起罵幾句娘、吐槽奚落幾句,把它們當成“國運平衡器”;

但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絕不能步足球的後塵,否則老百姓真是餓着肚子,恐怕連吐槽的勁兒都沒有了…

以提高產業工人薪資待遇與完善激勵機制爲抓手,有序提高全社會社平工資,可謂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近幾年來,我們國家每年大學畢業生約1000-1150萬人,就業情況到底咋樣,大家心裡都有數;

但另一方面,伴隨着製造業轉型升級和智能化水平提高,用人單位對技術工人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保守估計相關職業缺口約1000萬人。

理性來講,錯配的既是整個社會人才結構,又是每個年輕人的人生軌跡。

有序提高產業工人薪資待遇和社會地位這個事兒,咱們辦得不僅敞亮,而且還與世界接軌!

記得很久以前聽過一個段子,說有位老兄上澳洲旅遊,看到超市裡一個西瓜賣20澳元。

擔心一個吃不完浪費,於是問超市夥計能不能切開賣一半,結果發現買一半還是20澳元。

就在這老兄原地懵逼的時候,超市夥計不慌不忙地發話了:“西瓜切一半賣10澳元,但我給你切的這一刀也值10澳元…”

雖說只是個段子,但要是沒有發達國家,藍領工人待遇反超白領的事兒,估計也傳不出這個段子,要不三哥那兒切一刀怎麼切不出這老些錢呢?

咱們拿幾個製造業強國的真實情況說話——

在德國,普通技術工人的平均稅後年薪普遍在3.5-4萬歐元,而大學畢業生平均稅後年薪普遍在30000歐元上下。

這裡要多說一句,法國、荷蘭、比利時、瑞士、丹麥等歐洲製造業強國情況十分類似。

在日本,技術工人的平均稅後月薪普遍能達到25-40萬日元,而辦公室白領的平均稅後月薪大多在20-32萬日元;

在韓國,技術工人的平均月薪大多在350-500萬韓元,而普通白領、公務員平均月薪爲300-350萬韓元之間…

由此不難看出,靠製造業卡位的主要經濟體普遍存在技術工人薪資待遇反超辦公室白領的現象。

我們國家作爲全球最大的製造業經濟體,確確實實也到了改弦更張的關鍵歷史時刻。

這些全球工業強國的普通勞動者,之所以能拿數倍於我們的社平工資,核心原因就在於——

它們的產業升級已經走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能夠帶來可觀的附加值以及利潤空間。

像德國的汽車與機械製造、法國的化工與裝備製造、日本的汽車與機電設備以及韓國的半導體與船舶製造,在全球範圍內都堪稱金字招牌…

它們能實現在相關產業上的成功卡位,歸根結底還是資金與人才儲備的雙向奔赴。

以上我提到的這些發達國家裡,韓國無疑是最特殊的一個——

德法日荷比等國,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躋身列強,戰爭可以摧毀工廠、建築,但技術底子還在。

而韓國之所以特殊,原因就在於它是唯一一個二戰後從一窮二白一躍成爲發達國家的中大型經濟體!

取得這樣的成就,與朝鮮民族自古以來極其重視教育、尊重人才的優秀傳統是密不可分的。

朝鮮語裡有句格言說:“寧可窮到啃樹皮也要讓孩子們唸書!”

其實在今天的韓國,人們的思維、企業的用人機制,早已把“唸書”的定義拓展到“學會一技之長”,從韓國企業給予技術工人的薪資待遇也能一目瞭然。

韓國的中高級職業教育逆襲,也向我們完美詮釋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絕非鐵板一塊,它一定會隨着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不斷與時俱進的。

說大白話就是:只要待遇上去了,羣體性價值衡量標準就會跟着改變。

而韓國拷貝的路子,恰恰又是其它西方強國早就走過一遍又一遍的…

當前的我們,即將迎接一個激勵機制轉型、全民社平工資普遍提高的年代。

消費、化債與資產價格很可能迎來一波自下而上的大洗牌——

伴隨着技術工人隊伍由量到質全面壯大,中國製造的議價能力也將不斷得到提升。

企業在宏觀政策的指引下,有能力工人羣體發放更高的待遇,工人們拿着逐漸走高的薪資,自然有能力爲衣食住行以及各項公共服務支付更高的價格。

這樣一來,與上述各項事業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消費以及從業人員的薪資也就跟着上去了,這就是消費良性改善的過程。

隨着全社會崗位薪資不斷提升,居民的債務對付能力也將得到長期改善。

不僅居民端債務風險與銀行業信貸風險會得到改善,通過乘數效應放大後,也必將有利於削減和稀釋地方債務。

一旦地方債務得到有效化解,地方過去長期依賴的土地財政模式可能走弱,新增土地供應與新建商品住房的供應便因此而走弱;

而居民端債務得到大大緩解後,對於改善居住和債務清償的整體能力就能夠大大改善,樓市預期纔有可能得到扭轉。

但需要注意的是,未來一定不會出現樓市的普漲局面,既不科學、也沒必要。

結合眼下全新的薪資指導意見,我們不妨將未來的核心城市大致劃分爲三類梯隊:

其一,“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數量較可觀的城市,未來資產價格將得到結構性加持。

這些城市往往能夠給大國工匠及其它各層次能級工匠以施展才能的舞臺,城市吸引力可想而知。

典型城市譬如寧波、蘇州、東莞、佛山、長沙、泉州、常州等。

其二,區域樞紐城市的整體資產價格,將得到系統性、全面化的回血。

這類城市不一定能爲廣大工匠標兵或技術工人直接提供對口崗位,但其行政地位與公共資源在區域內具有較爲明顯的競爭力。

此外,它們極有可能與周邊的製造業翹楚形成某種“前店後廠”的關係,門面意義不容小覷。

廣州、杭州、南京、成都、武漢、西安就是這種情況。

其三,科創、金融、文化中心及國際化大都市,依然是價值虹吸鏈條頂端的存在。

最典型的就是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座城市,它們對內依舊要擔負其絕對的樞紐職能,對外還要兵對兵、將對將地參與國際競爭。

儘管未來最先在產業面上受益的城市會是專精特新小巨人的坐擁者,但在資產價格層面上的傳導依舊會反其道而行之。

至於原因,其實在前不久住建部召開的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倪老闆已經明確透露了——

虹吸,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

果不其然,近一段時間以來,深圳、杭州、成都等衆多城市相繼傳出樓市持續火熱的消息。

日光盤、土拍地王、日成交破千套等場景開始迴歸,大碗團隊也將堅守一線市場,爲大家帶來最新最真實的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