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準備香港考試 他們卻要去美國留學

鱗次櫛比的香港公屋。（本報資料照片）

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吶喊（春山出版）

我出生在九龍廣華醫院，兩歲前和家人住在長沙灣兼善裡。畢竟當時年紀太小，對我的第一個家完全沒有記憶。姊姊後來憶述，那是一間十分狹小的套房，生活環境相當惡劣。兼善裡這地方下一次在我生命中出現，已是四十年後我以學者身分擔任市區重建局的諮詢委員，剛好兼善裡被納入市區重建（公辦都更）計劃，我坐在中環某座摩天大樓的會議室當中，聽政府官員講解打算如何把我的第一個家拆掉。坦白講，因爲沒有記憶，所以除了感到有點巧合，沒有更多情感。

回憶腦海中最早的兒時片段，應該就是一家人到禾𪨶邨入夥（入住）的時候。一九八○年代初的沙田區是政府正在積極開發的新市鎮，四處塵土飛揚。禾𪨶邨是政府在沙田區興建的第二條邨，雖然政府刻意完善邨內的生活機能，希望吸引市區的居民到新市鎮居住，但是小時候的我還是覺得禾𪨶邨的環境有點荒蕪。小學時代晚飯後的活動，是隨父親到互助委員會領取一條藍色的長木棒，然後到大樓外的花園巡邏。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有點不可思議，爲什麼明明不是警察卻會獲分發武器。當然，相對於兼善裡的套房，禾𪨶邨的公屋單位已是飛躍式的改善，母親後來說我們這個家是到禾𪨶邨之後纔算安定下來。

我從幼兒園到大學畢業都住在禾𪨶邨，這地方承載了我所有的兒時記憶。香港有約一半人口居於資助房屋當中，這個比例原來相當尷尬：我的成長經歷相當普遍，也相當的不普遍。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與當時同樣在屋邨長大的小孩一樣，我一直在邨內的學校讀書。幼兒園就在所住的大樓旁邊的另一棟樓的地下。小學是當時公共屋邨的標準「火柴盒小學」：一九七○年代到八○年代興建的屋邨都有這種六層高的小學校舍，因爲外型像火柴盒得名。一般新屋邨入夥時居民都以年輕家庭爲主，對幼兒園和小學的需求特別大。隨邨內人口老化，兒時就讀的幼兒園和小學都早已結業了。

禾𪨶邨入夥的時候有十二座大樓，每座樓高十多到二十多層，每層二十多個單位，加起來人口有一萬多。邨中央有個大型購物商場，各種商品和服務如銀行和診所一應俱全。商場頂層是社區會堂，平常有各種康樂活動可報名參加，我曾經在那兒上過兒童功夫班。商場下層是傳統市場，商場旁邊還有一列露天排檔，中午賣午餐給附近的學生，晚上變成居民的廉價餐館，一直營業至夜半。住在這樣的一條屋邨，平常生活基本上不假外求。

到我第一次意識到屋邨以外還有別的世界，已經是高中。我就讀的中學也在邨內，近得每天中午可以回家吃飯。後來，畢竟需要多一點的社交生活，就開始和同學在屋邨的商場餐廳或露天排檔吃飯。但我還是沒有離開屋邨。當時同學們雖然不一定居於禾𪨶邨，但大多來自沙田區的其他屋邨；當時沙田區類似的屋邨有大約十條，規模和設計都相類似，大家的生活經驗沒有多大分別。

也不是說我沒離開過沙田區。但成長環境所限，即使去別人的家，仍然是公屋。我有兩個阿姨，一個住觀塘的藍田邨，一個住大埔的大元邨；都是公屋。小時候母親會讓我去大元邨找表哥玩，還會睡一晚纔回家。但那個環境跟我在禾𪨶邨的家仍然沒有什麼分別：都是很多座大樓當中的其中一座，大樓當中很多個格子的其中一格。

硬要想小時候的非屋邨經驗，唯一想到的是某年過農曆新年，跟着父親去九龍太子道的一處私人住宅拜年。這家人應該是父親的上司，不知道爲什麼那一年我也要去。我記得這件事，是因爲很記得那天母親特別介意我們三姊弟要穿得體面，和告誡我們絕對絕對不能搗蛋。印象中那間房子很大很漂亮，後來長大了才知道太子道是富人區，住在那兒的人非富則貴。

直到高中，因爲參加聯校活動，我才真正認識到不是在屋邨長大的香港人。

聯校活動是香港傳統名校的常見活動。香港開埠於一八四一年，市區有不少百年曆史的中學，當中因歷史傳統不少都是男校或女校。基於年輕人的社交需要，它們發展出各式聯校活動，其實就是找個藉口結交異性。後來這些活動擴展到新市鎮的新建學校，於是我也有機會參與其中，也讓我第一次認識到不是在公屋長大的同輩人。

記得有一次因爲籌備活動弄得十分晚，而且又在港島，回家要一個多小時，有一位來自皇仁書院的成員就提議可以在他家中留宿。皇仁是香港的老牌名校，原名中央書院，也就是孫中山的母校。朋友住在附近的天后廟道，算是半山豪宅區。這是我第一次在私人住宅當中過夜，朋友的母親十分友善，但這環境對我還是有一點點衝擊感。

和一羣名校生交朋友，感受到的最大差異是，一旦離開了屋邨，下一步已是整個世界。因爲當時我已在高中，很快就要準備考大學公開試。但我發現我準備的公開試和這些名校學生的並不一樣，我準備的是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他們準備的是TOEFL和SAT。我最初連這些英文字母代表的是什麼都搞不清，後來才知道是用來投考美國大學的公開試。原來他們大多沒有打算在香港完成中學課程，而是一早就準備要到美國升學。

我當然從小就知道在屋邨長大就等於平民百姓，外面有一些比自己更富裕的人，但那是抽象的觀念。要到那一刻，我才真的感受到差別：當我和我的同輩要競爭有限的香港學額時，他們的未來已由他們的家中安排好，要當地球牧民了。我在屋邨中學的同學，大多都和我一樣，沒有聽過什麼是TOEFL和SAT，因爲根本沒想過要到美國讀大學。大家還是老老實實爲高考準備，還要擔心自己考不上要重讀。他們不單止未來早已被限制，甚至連已被限制都不知道。

得說明一下，這兒不是要埋怨。那位當時住在天后廟道的，後來成了我一輩子的朋友。我甚至十分珍惜公屋成長經歷所給予我的世界觀，讓我知道富足不是必然，每個人不一定同樣幸運，成功不一定基於自身的努力。抽象一點說，我要到了美國讀博士的時候才認真讀有關階級的學術文章，但階級這個概念我知道得很早：我是個屋邨小孩，兒時認識的大多數同輩人都是屋邨長大，屋邨是一個階級。這個認知是我人生觀的重要部分。（二之一；摘自《香港公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