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繁華地界的變遷,誰人能未卜先知

西安無疑是近幾年的熱門旅遊城市之一。大唐不夜城、回民街、碑林、鐘樓......無論古蹟還是街市都成了備受追捧的網紅打卡地。旅行作家胡成梳理了自己幾次途經西安的體驗。不同於社交平臺上的熱鬧,胡成筆下的西安有一種淡淡的寂寥。他把歷史資料和自己的旅行經驗交織在一起,引出這座古城大街小巷的前塵往事。過去和未來交織於一處,古人與今人的命運自成對照。

西安是胡成重走蕭關道的起點。蕭關道始自西安,經豳州、涇川、平涼,終至蘭州,蕭關道再往西便是河西走廊,由關隴至雍涼,遙望西域。胡成多次重走這條古道,記錄下路途中的見聞與偶遇之人,尋探此路上故人的蹤跡,集結成這本名爲《蕭關道》的遊記。這是一次探訪古路的遊記,也是一窺歷史洪流下普通人命運的入口。

本文摘編自《蕭關道》第一篇 西安府,經出版社授權刊發,小標題爲編者所起,註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胡成

《蕭關道》,胡成 著,理想國 |雲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

途經之人

次晨。

辰正,裴景福發驪山行館。

平明,董醇發驪山行館,天色沉沉。

光緒十七年九月初四日(1891年10月6日),下起了雨。昨夜亦住環園的陶保廉 (拙存,1862~1938),“登樓縱眺,煙景蒼茫,不啻米襄陽畫幀”。襄陽米芾(元章,1051~1107),擅畫江南煙雨,所謂“米氏山水”,純以水墨點染,煙巒縹渺,雨樹迷離。

那日臨潼宛若江南。

不行路時,可以盡日登眺;將行路時,煙雨卻是惱人的羈絆。

等不到雨休,不得已,冒雨行泥濘。

二月廿三日(4月1日),陶保廉之父、陝西布政使陶模(方之,1835~1902)改授甘肅新疆巡撫;四月,奉召入覲;八月, 再赴蘭州新任。

陶保廉侍父同行,九月初三日,進臨潼,至驪山,住環園。環園的陶家車馬喧囂,京師的董醇已是風前殘燭。

咸豐十一年(1861),皇帝駕崩。十月初九日(1861年11月11日),皇太子載淳承繼大統,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十二日(11月14日):

隨軺扈從的董醇,成爲官運亨通的董恂,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一路擢升。同治八年(1869)六月調補戶部尚書,直至光緒八年(1882)正月以年力就衰開缺,主管天下錢糧十有二載。

開缺九年之後,陶模開府封圻,踏着四十二年前董醇的足跡出京入陝,也進臨潼,也住環園。而這年在董恂親撰的 《還讀我書室老人手訂年譜》之中,除卻元旦例行的祭典,無有其他。之前兩年所記亦是寥寥,想來已抱沉痾。果然越年,閏六月十五日(1892年8月7日),曾經渡隴的董恂溘然長逝,享年八十有六。

《還讀我書室老人手訂年譜》末頁,是董恂的自題輓聯 :

北京,戶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董恂。同治八年(1869)。(出版社供圖)

其實不過謙辭,若果然一粟,又何以能千秋?

董恂不是一粟,他是四朝重臣,身負匡扶大清的重任。大清卻是滄海,已如雨後道路般泥濘的滄海,轉瞬桑田。

董恂身後短短二十載,大清亡祚,換了民國。

又五年(1916),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的湖南清泉縣(今湖南衡南)人謝彬(曉鍾,1887~1948)學成歸國,供職湖南督軍署,旋奉財政部命,以特派員前往新疆調查阿爾泰財政。返湘辭卸軍署職務,十月十六日,買得鹹泰汽船 官艙船票,由湘入都,“即於役新疆首途之第一日也”。

六十天後,十二月十五日,抵驪山。

驪山行館的環園,也換作華清旅館。不再僅爲“冠蓋往來遊憩之區”,普通百姓既宿得旅館,也洗得溫泉。哪怕睏乏, “館外左傍,有大池一,爲貧苦土人羣浴之所”;哪怕女客,“有女浴池,在院左隅”。

改朝換代,變革之際,眼見得新風拂動,未來可期。

預言如今成真,隴海鐵路早已大通,驪山北麓更有他們皆未得見的秦始皇陵兵馬俑。何止邦人,世人趨之若鶩,華清宮地處必經之道,喧囂何止“繁盛”?

可是在此之前,不論董醇渡隴、謝彬赴疆,還是陶保廉侍行、裴景福赴戍,七十三載之間,所經所行,大同小異。

一里入臨潼南門, 一里出臨潼西門,過潼水。

十里斜口鎮。

二十里灞橋。

灞橋最爲長安衝要,客人東返,送至灞水西岸,折柳贈別, 故而“灞橋”“灞柳”向來意味別離。“古名‘銷魂橋’”,董醇寫道。

灞橋設有行館,斜對道別的離亭,旅人至此,打尖小憩。

董醇記錄行程的《度隴記》、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記》與 裴景福的《河海崑崙錄》均有食於灞橋行館的筆墨。

遠道自東而來,行至灞橋已無離愁,裴景福眼中已見得灞柳“旖旎繾綣之姿”。董醇來日,灞水“時已淺涸,而沙灘 遼遠,想見夏秋霖潦波瀾壯闊也”。

而侍父往返的陶保廉,觸景而生一句:“屈計行蹤七度此橋矣!”不過縱然慨嘆,也不是離愁,而是七渡此橋,卻無有一次爲己渡吧?

旅人看見的不是風景,旅人看見的只是自己的歡心與愁腸。

西安府城

十里滻橋。

六裡金花落。

再二里,便是那座土厚水深的城,自古帝王州的西安府城。

周漢隋唐帝王州,自唐天祐元年(904)朱全忠(852~912)東遷昭宗(867~904)於洛陽,雖然國都氣數已盡,卻仍是西北首邑,邊圉重鎮。宋爲京兆府,元爲奉元府,明改西安府,清因之,共轄十五縣一州二廳,計:長安縣、咸寧縣、咸陽縣、 興平縣、臨潼縣、高陵縣、鄠縣、藍田縣、涇陽縣、三原縣、 盩厔縣、渭南縣、富平縣、醴泉縣、同官縣、耀州、孝義廳、寧陝廳。

隋初,文帝厭長安舊城規制卑小,召左僕射高熲 (?~ 607)等創建新都。新都地在漢故城東南,“南直終南子午谷,北抵龍首山以據渭水,東臨灞滻 ”。由隋入唐,“唐人詩所詠長安都會之繁盛,宮闕之壯麗,以及韋曲鶯花、曲江亭館、廣運潭之奇珤異錦,華清宮之香車寶馬,至天寶而極矣”。然而盛極而衰,長安隨唐祚而式微,先有安史之亂,再有吐蕃剽掠,後有黃巢之亂,待到僖宗還京,長安已是荊棘滿城,狐兔縱橫。天祐元年(904)昭宗東遷洛陽,留守佑國軍節度使韓建(佐時,855 ~912)縮建長安城,減去宮城與外郭城,重修皇城爲新城。明太祖洪武初,都督沐英(文英,1345~1392)增修門四,東曰“長樂”,西曰“安定”,南曰 “永寧”,北曰“安遠”;穆宗隆慶二年(1568)巡撫張祉甃磚,思宗崇禎中葉巡撫孫傳庭(伯雅, 1593~1643)築四郭城。

東郭城,東郭門,西安撫標弁勇出迎歸來的前任藩臺、新任甘肅新疆巡撫陶模。陶模詣接官廳,與時任陝西巡撫鹿傳霖(潤萬,1836~1910)暨都統司道諸公相會。從者自接官廳向南經東郭中大街、西大街,三裡西安府城東門長樂門。

長樂門內東大街,民國改稱中山大街。

西行三裡,謝彬住關中旅館。

西行四里,鐘樓,省城之中。

陶保廉折南行南大街,一里半折西爲湘子廟街,半里住浙江會館——陶模父子籍貫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通衢大邑,常住浙江會館。

裴景福與董醇均直過鐘樓行西大街,再過鼓樓,遣戍新疆的南海縣知縣入住街北的橋梓口客店,隨軺的戶部主事下榻街南的南院。

南院初爲陝甘總督衙署,乾隆二十九年(1764)陝甘總督遷駐蘭州,後南院闢爲陝西巡撫部院新署。原陝西巡撫部院建於鼓樓以北,故對稱“北院”與“南院”,而門前街道亦別名“北院門”與“南院門”。

西安城內多苦水井,甜水井少,西門安定門內最大一眼,水量豐沛,大旱不涸,不僅周邊取用,且可供給全城。然而此井卻也並非“西安唯一的甜水井”,僅就相鄰的西南城而言,即另有朱雀門內西側兩眼、南院大門外照壁後一眼—或許亦是總督衙署擇址的原因。宜飲則宜居,迨至清末民國,地處西南城中的南院門左右商賈輻輳,會館雲集,已成西安最繁華處。

紀錄片《西安2020》畫面。

民國二十一年(1932)“一·二八”事變,侵華日軍進攻上海,國民政府隨即頒佈《遷都洛陽宣言》,以示抗戰決心。三月五日,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決議案 :

遠離東部兵燹,局勢相對安定的西北地區,進入國民視野。“開發西北”“到西北去”,亦成爲時代的口號。

民國二十三年(1934)十二月,隴海鐵路一等西安站始 建於東北城垣之外。次年(1935)六月,隴海鐵道潼(關)西(安)段貫通。爲連接車站與城內交通,西安鑿通城牆,並將城內尚仁路(今解放路)向北延伸至車站。

西安東北城,“前爲滿城,辛亥之役,陝人毀之,建築市街以賃商民,整齊寬敞類租界”。東北城外的車站建成,迅速成爲西安乃至西北最重要的交通樞紐,自然也昌盛了尚仁路並向南輻射至東大街。

於是西安的最繁華處,漸自南院門趨向東大街。

大差市

西行遊客日多,西京也有了自己的旅行指南,比如民國二十五年(1936)天津大公報西安分館《西京遊覽指南》與西京快覽社《西京快覽》。

得西安車站地利,食宿二事,也多麇集東大街。

二十年前謝彬入住的關中旅館,《西京快覽》寫作“關中大旅社”,《西京遊覽指南》則與謝彬行記《新疆遊記》相同:

《西京遊覽指南》統計“西安逆旅約三百餘家”,並且細分爲上、中、下三等。上等旅館五家,花園飯店、西北飯店、 西京飯店、大華飯店,東大街居其四。

關中旅館屬於中等,“中等旅館之設備,雖較遜於前者,然牀帳被褥以及房間中一切用具,亦大致齊全,性好儉約者自以次等旅館,較爲經濟合宜”。

中等旅館房間等級,各家劃分不同,“大致自四角起碼最高二元,價碼較低房間,尚須自備行李,茶水每客每日一角, 多則類推,小費在外,膳費炭火自理”。

當時隴海鐵路車票,西安至潼關三等票價二元,二等加倍, 一等四倍。關中旅館好房一宿,等於潼關三等車票一張— 不是房價太廉,而是票價太昂。

大差市,地在尚仁路與東大街交會處,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陝西通志》記作“大菜市”,顧名思義, 初爲市菜之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陝西通志》因循。光緒十九年(1893)輿圖館測繪《陝西省城圖》,已如今名注爲“大差市”,不知何時雅化。

我至西安,十有其九住在大差市。當然不同時代,格局不同,正如裴景福也住西大街橋梓口,但我們落腳的肯定都不是隻有一盞油燈的三等客棧。

紀錄片《西安2020》畫面。

大差市,玄風橋南巷。

一道窄巷,略有彎折。顧名思義,附近曾有一座“玄風橋”。據說玄風橋跨於入城的龍首渠水支流,然而《陝西省城圖》已無影蹤。渠與橋,湮沒久矣。

旅館在巷深處,獨立院落,遠離街道,難得安靜。

初宿大差市,十一年前十一月。

清晨趕路,天光未亮,巷內的小館已經開門,門外支起兩架煤爐,火舌舔着爐上的兩口鐵鍋。一鍋花幹雞蛋,質輕的花幹——雙面交叉斜切網紋的薄豆乾,又名蓑衣豆乾,可以拉伸,相較普通豆乾更易入味——飄浮在上,糾纏許多整根整粒的紅椒與花椒,而剝殼同滷的雞蛋則於天光未明的冬日清晨沉默地沉沒於鍋底 ;一鍋臘汁肉,大塊的豬肉,肥瘦間半,滷湯濃釅,肉香跋扈,惡漢一般充斥窄巷。新烙的饃,比巴掌略大的白吉饃,一刀切開,或者夾片花幹,再撈一枚滷蛋,碾碎在饃間,或者肥瘦得宜的一塊臘汁肉, 在年久凹陷有如硯池的案板上剁碎,橫刀抄起,砌築在饃間——無論素葷,最後皆要再澆一勺臘汁,皆要再爲夾饃注入靈魂。接來攥緊,指掌下酥脆的餅皮隨之迸裂,臘汁浸透餅瓤,將要溢出,忙不迭一口一口,手暖腹暖,那是清冷清晨的驕陽。

歸已入夜,忽然急雪,燈下雪如撲蛾,窗臺積雪一忽一釐、一分一寸。將至午夜,忽然停電,越來越冷,一晚睡得脆而薄。

轉過天來,若無其事地晴朗,速融的雪水,泥濘溼滑。路樹枝杈不堪雪負而彎折,折枝掛斷線路,以至各處停電。四方城內,一片悽惶。

當夜返程的火車,行李寄存在旅館,再去南院門閒蕩。

曾經陝甘總督與陝西巡撫部院衙署的南院,後來成爲陝西省政府與陝西省人民政府駐在,省政府遷出後,今爲西安市碑林區政府佔用。遷入路南新址,幾乎與衙署正對的西安市古舊書店,地上一層新書,地下一層舊書。民國舊書與舊裝古籍,因爲存世愈來愈少,愈來愈難搜求,所以惜售,標價高昂,於是難以問津,卻可望梅止渴,消磨半日時光。

將昏,信步回還。那年,西大街北的都城隍廟牌坊重漆未久,硃紅耀眼,火氣騰騰。深處,都城隍廟大殿卻仍破敗不堪,暮氣沉沉。殿頂塌陷,雪水滲漏,洇透半堵後牆。廊檐下幾隻接水的鐵盆,滴滴噠噠,如我童年的簡易平房,暴雨時此滴彼落, 一片悽惶。

卻是輕閒安謐,道士睡眼惺忪,鐵鼎煙火繚繞, 四五名遊人,三兩位香客。

冬日的陽光卻迅速掠過庭院,攀上東牆。

搭公交車回大差市,坐在車尾。右邊一個不知哪裡進城的老漢,魁梧厚實,面龐的赭色,是黃土塬上經年累月的風與日頭——也漂白了他身上藍布中山裝。

老漢捏着一枚裝在紙袋裡的肉夾饃,最後幾口,囫圇吞完。仰首張口,磕淨紙袋內殘留的饃渣肉屑,然後就勢撕開,攤平在掌心,毛巾一般,將內壁的脂油塗抹在臉上。扔掉再無可用的紙袋,反覆搓手擦臉,確定脂油均勻而妥帖,舒一口氣, 挪挪身子,四平八穩坐定。

一切如此坦然,彷彿理應如此,彷彿非此纔是離經叛道。

我太多次到西北來,東府西府、隴東河西,在無數晨昏,許多店鋪,曾以各色肉夾饃果腹,可若問我誰家最好,我卻會說起那天公交車裡的老漢。

艱難生長於黃土的一切都值得敬重與珍惜,縱然多餘的油脂,也可以在塬上,滋潤枯腸,屏隔寒霜。

那天,東大街依舊繁華,尤其西段漸近鐘樓,客商雲集,宛如天寶而極的長安城。當然也如長安城,天寶以後,東大街日漸衰耗。

近十幾年來,西安同樣依託商業地產帶動經濟發展,城牆束縛,城內難興土木,於是越城而南,在唐時曲江位置建築新城。新城愈繁華,老城愈凋蔽,另之東大街匪夷所思地連續十五載修路不休,沒落之外,更成畏途。時至今日,東大街清冷更甚南院門,行人寥落,店商蕭索。

未來隴海鐵路大通,謝彬想到臨潼將會因此而繁盛,卻不曾想到南院門也會因此而衰落。大雪那年,西安南郊,曲江新區初創,我隱約想到西安南郊將會因此而繁榮,卻無論如何不曾想到東大街也會因此而衰落。

誰人又能想到?誰人又能未卜先知?

恰如去年今日,董醇哪知要渡隴?陶保廉、裴景福、謝彬又哪知皆要遠赴新疆?

恰如去年今日,我因被防疫而被封家中,又哪知今年今日,皆宿西安城中,西南東北,共一彎夜月?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蕭關道》一書。原文作者:胡成;摘編:荷花;編輯:王菡;導語部分校對:王心。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週刊》2023合訂本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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