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也有“神農氏”

本文轉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冒煙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齒》:

西方也有“神農氏”

熊 建

神農嘗百草的故事,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

事實上,在現代醫學發展歷程中,西方醫學界也出了不少神農氏。沒辦法,缺乏技術手段,科學認知不足,誰會知道某種藥物的安全劑量是多少、某種藥到底能不能治好病呢?有好幾百年的時間,所謂開藥,就是嘗一嘗、看一看的事——患者嘗藥醫生看,看患者情況是糟了還是好了一些。

當時的某些記載,今天簡直不忍卒讀:用有毒的銻治療發燒,副作用是心血管衰竭和猝死;拿大劑量的汞對付性病,附帶着讓牙齒脫落、腹瀉不止,跟着還有腎衰竭;吃鴉片鎮痛,從而終身上癮……以至於18世紀時有人諷刺說:“常有人問某某是死於何種疾病。確切來說,問題應該是‘某某死在哪個醫生手上’。”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醫學史的荒誕期,醫務人員挺身而出代替患者充當小白鼠,拿自己做實驗,事情開始有了轉機。《冒煙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齒》這部書,講的就是一羣大無畏的“西方神農氏”的故事。爲了醫學的進步,他們吞下霍亂弧菌培養物、鹽酸以及這樣那樣簡直沒法說的東西,把自己的身體貢獻給醫學試驗。

作者特雷弗·諾頓是英國科普作家,翻譯者朱機是科學傳播團隊“科學松鼠會”成員。他們聯手爲中文讀者奉獻了一部精彩的醫學自體實驗史。其中混合着無私、自大、勇氣、好奇、科學,甚至有些傻氣的奇談。但讀罷全書,讀者不會去嘲笑書中的人和事,反而會深思:醫學的每一次進步,都離不開這些先驅者的試錯與努力,是他們從疾病的雷區中爲後人蹚出了一條條安全通道。

比如揚·浦肯野,這位捷克醫學生1819年開始通過品嚐、嗅吸藥物來檢測藥效。他明白其中有危險,應該“謹慎操作以免將自己推向危險成爲犧牲品”,但爲了弄清楚藥物會引起人體哪些生理反應,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有一次,浦肯野要試的藥是洋地黃——過去常用作強心藥,但又會讓患者視力模糊。於是,浦肯野服用了過量的洋地黃以觀察後果——所用劑量是實驗動物致死量的1/10。服藥後,他的心跳變得十分不穩定,在長達兩週的時間視力受到影響。儘管如此,浦肯野還是對視覺特性作出了重要觀察。他發現,顏色不是由視網膜邊緣感知的。另外,在眼白處給一下閃光,可以看到爲視網膜供血的毛細血管(今天稱爲“浦肯野樹”)。後來,檢查眼底用的檢眼鏡就是從此而來。

做自體實驗,往往只有0次和無數次的區別。浦肯野親身做了幾十項實驗以測試各種藥物的安全性,其中包括莨菪(毒性茄屬植物)。他又內服又外用(滴在眼中),最後分離純化出了莨菪的活性組分——阿托品,今天檢查眼睛時用來散瞳。

還有樟腦,如今我們拿來防蛀蟲。但在浦肯野的時代,卻是把樟腦和鴉片混合在一起用作小兒咳嗽藥。在被樟腦弄得不省人事、暈頭轉向了好幾天後,浦肯野得出結論:寧可讓小朋友繼續咳嗽,也比吃這種藥好。

本書當然不是“浦肯野傳”,除了他之外,歷史上還有很多具備“神農精神”的勇士以身犯險。由於他們的工作,後來的醫生們才清楚,確定每種藥的安全劑量是多麼重要,並且藥物之間也可能會打架,一種藥的副作用可能會被另一種藥放大。

有人把自體實驗比喻爲“俄羅斯輪盤賭”,風險很難預測和控制。事實上,作者通過梳理文獻和各種記錄,揭示出自體實驗的另一面——絕非盲目的賭博,更有道義的展現、倫理的考量、科學的認知、安全的防護。

比如,把十億幽門螺桿菌一口悶的巴里·馬歇爾,這樣解釋在自己身上做實驗的原因:“我是唯一能夠充分知情同意的人選。”小伊諾克·黑爾,第一個把藥物注射進體內的人,選擇自體實驗同樣是因爲只有“專業人員能夠估測可能出現的不便或風險”。藥物學家昌西·利克完成過好幾項痛苦的自體實驗,他認爲藥物學家在開發新藥時“有道義上的責任去親自嘗試這些藥物……然後再在他人身上實驗”。

隨着時代的進步,認知的提升,尤其比起外行,自體實驗者往往具備更周全的保護,因爲他們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更詳細的瞭解,有能力識別實驗過程中的警示信號,並做出相應處理。同時,他們還有更強烈的減輕實驗壓力的動機。正如“世界上最快的男人”約翰·斯塔普在談及他的火箭橇實驗時所說的:“你在帶着自己犯的一項錯誤行駛了一趟之後,能夠設計出比原來好得多的安全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