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國崛起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從來不提自己的血統
有唐一代，曾締造出一個開放包容、多元文化交融的繁華盛世。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一句，所描繪的就是萬國使節在皇宮朝拜唐朝皇帝的場景，在當時，許多來自外邦異族的使節紛紛來到皇都，拜謁唐帝國的統治者。
不僅是唐朝，民族間的往來乃至於血統交融，在我國曆史上一直存在。
我國似乎自古以來就不以“血統”的規則爲圭臬，相比“血統論”，文化認同纔是中華民族長久發展秉承的思想主流。這與十分重視血統的西方國家有着顯著區別。
曾有英國專家直言：中方強大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向來不提自己的血統。
對於一向相信“血統至上”的歐洲國家來說，血統的所謂“純粹”或者“正統”某種程度上就代表着身份地位的高貴，象徵着自身及家族的殊榮，是值得自豪的。
01中國人眼中的“血統”
在中國幾千年的漫漫洪流中，“血統”並未成爲一個影響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的必要因素。
在古人看來，有很多其他更重要的東西，比如仁治、比如以才取士、比如孝道等等，人們爲人行事並不會被血統掣肘。
我國在歷史的沿革中，逐漸與多民族、多元文化趨向融合交納，不在乎血統和民族的異同，只要達到精神文化的認同，我們都持歡迎和包容的態度。
我們經常使用的“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就是指56個民族結成的多元一體大家庭。
回顧歷史，不難看出民族融合、多元薈萃的多處影子。
按照主流學者觀點，我國曆史上曾存在四次主要的民族大融合，雖然其他時期亦在進行多民族碰撞交流，但這四次民族融合的趨勢最爲明顯、聲勢最爲浩大、影響也最爲深遠。
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此次融合最終的成果是形成了漢族這一中華民族的主體。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亂世，也是民族融合大發展的第一個重要時期。實際上，亂世規模越大，民族融合的規模就越大、程度就愈深。
在這一階段，民族融合主要發生在中國腹心之地（腹心地區主要指的是中原地區）。
當時，漢族的前身華夏族逐漸形成，中原地區的諸侯國被稱爲“諸夏”，北有匈奴、東胡，南有越，西有戎，周邊還有諸如夜郎、九夷等少數民族部族或政權。
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彼時，戰亂頻仍，多方混戰，少數民族政權實力迅速發展，諸多民族在對立與衝突中走向融合。這一時期，有許多政權勢力都或多或少與少數民族有關。
如北齊高氏有鮮卑血統，完結這一紛爭亂世的隋朝皇室，亦有鮮卑人的血統，實際上到後世的李唐王朝，也有着胡漢交融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一些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也爲融入中原而進行了漢化政策，而其中最出名的當屬北魏孝文帝改革。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在五代十國時期。
這一時期，多個政權對立，民族間矛盾衝突頻繁，但也正是由於不同民族政權間的征戰爭鬥，使得民族融合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和深入。
彼時，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都實現了進一步交匯容納，民族大融合在這一紛爭飄搖的亂世裡不斷髮展。
第四次民族大融合發生在遼宋金元明清時期。
這一大階段具有歷時長、程度深、範圍廣的特點。
此時期上迄北宋、下至清朝，其間除了宋、明兩代以外，皆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統治政權。
這一時期，少數民族融合於漢族，漢族亦融合於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的民族融合得到了充分發展，爲我國現在的疆域奠定了基礎。
陳寅恪曾於《唐代政治史論稿》中提及血統：
“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爲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爲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爲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實際上，中國歷史上對血統幾乎都是這般“在所不論”的。
02存在於西方世界的“血統論”
當下，西方一些國家仍然保留着君主權力制度，“貴族”這一身份依舊被他們奉爲至高無上的尊崇。
比如英國王室，雖然沒有實際行政權力，但其的存在始終是英國血統的一種精神象徵，是一種高貴社會等級的彰顯。
這其中體現的，便是西方國家對於“血統”的某種執念，這種執念早已固化於西方社會的政治制度和國家統治之中，即使在當代，仍然深刻影響着一些西方國家的體制發展與民衆認知。
例如英國實行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立憲制，就保留了“高貴”的君主這一角色，實際上是西方重視血統的一種制度體現。
追溯歷史，自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英國逐漸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並通過《權利法案》確認了君主立憲制。
雖然與民主共和制同屬於資產階級政治制度，都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君主立憲制具有一定的侷限性和落後性。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框架下，它保留了君主這一具有封建色彩的身份，是資產階級的一種妥協。
依舊拿英國舉例，如今的英國人，大多數依舊選擇支持君主制。在他們心中，英國王室已經超越了權貴的身份，是英國這個國家的有力象徵，對於國家團結統一和英聯邦國家的影響力的維繫，都有着重要作用。
這是首相這一政府首腦所不能比擬的。
因爲首相是英國議會選舉產生，代表的無非是選舉當時英國的執政黨與在野黨的黨派之爭，也就是說，首相可能是任意血統的人，而英王則不同，英國皇室的血統是一脈相承的，是具有特殊性的。
現任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的兒子哈里王子，其妻子是擁有黑人血統的梅根王妃。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C的一位主持人，曾公開在社交平臺上發佈猩猩圖片，被指暗諷梅根王妃的非裔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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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在歐美種族主義中，“黑猩猩”常被用來指代諷刺黑人。
由此可見，即使英國王室接受了具有黑人血統的梅根王妃，英國國民也對此大多持支持態度，但仍有人對梅根王妃的血統抱有歧視的態度。
西方國家對於血統的執著與看重，在一定程度上爲種族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滋生的溫牀。
實際上，西方國家堅持的“血統認同”的原則，背後是其西方文明的侷限性在作祟。
經歷過“大航海時代”、殖民掠奪腥風血雨的西方國家，雖然具有開拓進取的冒險精神，但也存在先天不足的方面。
他們往往以達爾文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美化和武裝自身的掠奪與侵略行爲，其慣常於將差異對立起來，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使得他們對外看不起其他文明，對內只以貴族階層利益爲上。
03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之路
那麼，爲何中國沒有狹隘的血統論呢？
除卻老生常談的中西方地域、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對血統的不同認知，實際上體現的是“文化認同”和“血統認同”之間的懸殊與分歧。
中國歷史悠久，雖然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皆或多或少受到過“血統爲尊”觀念的滲透與影響。
但回溯歷史，我們還是能夠發現，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一個真的“在乎”血統的國家，國人的思想也沒有被血統論所控制。
因爲科舉制以才德取士，所以登科及第的狀元即使是平民出身，也可以打馬遊街、“看遍長安花”；
因爲順應潮流民族交融，所以漢人迷戀胡樂，“洛陽家家學胡樂”，邊塞的羌人唱起了漢族的歌謠，“萬里羌人盡漢歌”。
中國人秉持的是“文化認同”的思想，不關注血統，注重文化的認同，只要共擁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那麼我們就都是“一家人”。
這種文化的認同與血統無關，不牽扯種族身份的齟齬，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中華民族共同體正是建立在這種文化認同的基礎之上形成，各族人民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是建立在共同歷史條件、共同價值追求、共同物質基礎、共同身份認同、共有精神家園基礎上的命運共同體。
總之，回顧中國歷史，我們其實也能發現“血統”觀念的影響，但中國人在意的“血統”與西方國家並不一樣。
後者以血統來嚴格劃定國家權力地位和身份階層，而中國人主要以血統來表徵血脈歸屬和家庭責任感。
在中國，自古至今，都是更多地傾向於以個人的能力、德才來評判，而不是以血統論高低。
“劉項原來不讀書”，在楚漢戰爭的硝煙中爭王圖霸的人，可以是貴族出身、楚國名將之後的項羽，也可以是出身平民、混跡於市井的劉邦。
也正是因爲中國人堅持“文化認同”而不是“血統至上”，所以我國能夠成爲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文化認同的基因也已經深深地根植於中華民族的血脈基因中，併成爲推動中華民族長久繁榮的不竭力量之源。
參考資料：
中國知網《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社會的認同與凝聚》胡發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