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成爲兩個對立世界的交鋒戰場

電影與文化冷戰：美國外交與亞洲電影網絡的起源（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香港對於亞洲基金會（TAF）的戰略重要性體現在它對東南亞海外華人在地理、政治、經濟上的影響力。而東南亞是TAF在亞洲任務的重點。TAF的海外華人計劃提出，自1953年起海外華人人口「已超過一千兩百萬並構成了海外最大的族羣」。同時TAF注意到海外華人社區對祖國經濟的貢獻。1950年初，香港正經歷人口大量流動，一切都變得非常不確定，令人焦慮。自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數以萬計的中國人逃往香港以尋求一個更好的未來。因此香港這個殖民地的人口從1945年8月的60萬飆升至1951年的250萬。許多中國難民仍舊與中國大陸保持着緊密的聯繫。路燕指出，這些難民將香港這片英國司法管轄區視爲「一個能將他們送往更安全，更穩定住所的中繼站」。這些難民更是揹負着沉重的意識形態包袱來到香港。香港，這個英國皇家殖民地因此變成兩個對立世界的交鋒戰場。

羅伯．布魯姆認爲，香港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亞洲華人媒體的國語／華語產製中心。他寫道，「在東南亞，公然爲赤色政權宣傳的出版品已然失勢，因此中共將戰略焦點轉移至如報紙、雜誌和電影這類傳統上不屬於共產主義的媒體。大量針對海外華人的赤色意識形態宣傳材料涌入亞洲國家，大多以體面的雜誌形式出現。因爲海外華人將香港視作他們的知識與文化中心，所以TAF認爲，關鍵在於要大量研究這些媒介以使它們脫離共產黨的支持」。

TAF的電影團隊因此認爲，香港電影業大部分已經被由中共資本贊助的共黨影人控制，香港最成功的華語電影「一般而言都是共產黨的」。如長城、鳳凰、中聯、光藝、龍馬等公司自1949年中共建國以來就一直在本地市場非常成功。毫不意外，長城影視是TAF的主要目標。長城影視由袁仰安和張善琨共同創立。更重要的是張善琨被稱爲「戰時上海的中國電影大王」。張善琨與東和商事（Towa）負責人之一的川喜多長政在日據上海時期交情頗深。然而，正當TAF在香港開展電影業務時，大多數左翼電影製片廠正面臨經濟困難。這些電影製片廠必須顧及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市場，因此他們所製作的電影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無法達到足夠強的政治宣傳效果」。更糟糕的是，他們的影片無法進入臺灣市場。這令他們的處境更加艱難。因此長城影視的製片量從1952年的10部降爲1954年的6部。TAF將這個趨勢視爲可以行動的「好徵兆」。

坦納表示「親民主陣營的電影應該在香港製作」，並強調這類電影應該是「優質且娛樂性強的」。由史都華強烈支持的舊金山辦事處已經承認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越南和臺灣是華語電影的巨大市場（佔據了全部海外華人市場三分之一）。米勒估計這個市場擁有超過兩千萬的潛在海外華人觀衆。如果TAF能夠製作「優質且娛樂性強的」電影，那麼他們一定能夠影響大部分居住在東南亞的海外華人。舊金山辦事處決定幫助一個堅決反共的記者張國興，他的目標是削弱共產黨對香港媒體的控制，並協助穩固業界非共產黨的力量。張國興於1951年11月向亞洲基金會（當時被稱爲自由亞洲協會）提出「民心之戰三維計劃」（Tri-Dimensional Project for the Battle for People’s Minds）。這個「三維計劃」的核心目的是通過建立一個出版社、一家電影製作公司，以及一個知識分子俱樂部來削弱「紅色」勢力對香港媒體的影響，從而加強非共產黨勢力在香港媒體的力量。這三個機構會相互支持並共同大量生產能夠彰顯「傳統自由中國價值觀和自由世界原則」的書籍與雜誌。（三之二；摘自《電影與文化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