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二本生:向左考研,向右考編

黃修志是魯東大學的一名任教老師。從2018年起,他開始了一場教育實踐:讓班級每位同學擔任一個月的“歷史學家”,輪流撰寫班志,記錄班級大事記。他想帶領學生在書寫中觀察他者,在他人的記錄中覺察自己。2024年1月,這部由師生共同書寫的《班史:一個大學班級的日常生活》出版。

但這不是我們想關注和書寫它的唯一原因。這是一所前身爲師範學校的二本院校,位於山東煙臺,當地是出名的考公大省。與一般意義上的“二本學生”不同,魯東大學的學生們很少爲自己的出路擔憂,相反,他們有明確的目標,“當一個公務員”、“成爲一名研究生”。

從現實層面上看,這些都是更爲體面的人生選擇,但黃修志發現明確的出路背後,隱藏着學生們更大的焦慮。大多數學生找不到自己的興趣所在,被世俗的標籤所框定,只是蒙着眼睛往前走。

無論是學歷還是就業,二本學生面臨的束縛是一個客觀事實,他們的困境是這個時代年輕人面臨的最廣大的困境。那麼身在其中的教師和學生可以主動做點什麼?

做班主任的這幾年,課堂內外,黃修志帶領學生們做過許多嘗試。他們舉辦跨學科講座,創辦石榴花雜誌,辦讀書會,寫書評。所有這些活動,並不在教材裡,也很難用績點來衡量。它更多來自校園生活裡具體而微小的實踐,知識之外,學生們錘鍊品格,建立世界與生命更廣闊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這場教育實踐還有一層豐富的意涵——這所學校,是在爲膠東半島培養未來的中小學老師。這羣年輕人,回到家鄉,走上教師崗位,像落地的種子,繼續傳播這些鮮活珍貴的教育經驗,改變微小的氣候。

“希望可以成爲一個公務員”

“大學四年以後,你希望成爲什麼樣的人?”2018年秋天,文學院108教室裡,班主任黃修志第一次和他的學生——漢語言文學專業1801班42名同學見面,他給學生們發放了一張《初心與理想》的表格,向他們提問。

問卷收回來,有同學回道:“希望可以成爲一個公務員”,也有同學答:“成爲一個研究生”。

這些答案讓黃修志哭笑不得,同時又困惑,爲什麼學生會這樣想。

1801班的學生來自四面八方,又有着相似的成長背景:他們是首批進入大學的00後,全班42位學生,有28位都來自於山東,大多數人生活在鎮上,而非農村。大多數父母都在體制內工作,職業是老師或者醫生,也正因爲此,許多學生一進大學就知道自己要考公、考研。

孫玥璠來自山東威海,高考報志願時,她填的是英語專業,因一分之差沒有被錄取,滑到了漢語言文學,但這也無關緊要,“我還是可以成爲一名語文老師”。她的家庭裡兩個阿姨,上一輩的姨姥、姑姥都是老師。從小,她聽到的最多的一句話是:長大後,當一名老師。分不清是自己的願望還是父母的期待,這個念頭紮根在她的心裡。

張佳怡報考文學院的想法很簡單,逃離數理化。她是理科生,但真正感興趣的是文科,父母覺得學文沒什麼前途,高中三年她硬着頭皮學完。當得知魯東大學的文學院也對理科生開放時,她毫不猶豫地填報了,進入學校她發現,和她一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

王月的家鄉在雲南,她的高中生活是在純粹的應試中度過的。她埋頭做題一點點擠下千軍萬馬,順利進入昭通市一所中學——全市最好的高中。但高考她考砸了,心裡有些不甘心,報志願的時候她胡亂填了幾所學校,被魯東大學錄取。山東離家很遠,她記得剛開學,恰好是煙臺的雨季,街上的垃圾被風吹得亂飛,她自我安慰,把上大學當成是體驗北方不同的生活。

張鑫是班級裡僅有的三個男生之一,父母都是青海牧民,高中在離家200多公里的縣城求學。他是村裡唯二的大學生,另一個是他的弟弟。能考上魯東大學這樣的地方院校,他很滿足。

如果說黃燈老師筆下的二本學生聚焦在80後90後的農村,那麼新一代00後很不一樣。來到這裡的學生分兩種心態。一部分學生懵懵懂懂,心裡沒有主意,他們跟着父母的期待走,加入“考研,考公,考編”的大軍。還有另外一部分學生則相反,他們對體制很反感,報專業時扭不過父母,失敗了,內心陷入迷茫。

魯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戴宗傑覺察到這一代學生們身上,存在着一種矛盾的心理,既有一種強烈的不服輸感,希望通過考研重新證明自己,又感到強烈的自卑,“他們看上去很努力,但不知爲何努力”。

黃修志也從學生臉上看到了疲憊,“學生都很青澀、內向,九成的人戴着眼鏡”。班會上他讓學生列舉自己最喜歡的5本書,不少同學的答案平平。“進入大學前學生們備考、刷題,在縫隙之中的刷視頻和遊戲,佔據了他們前幾年的全部生活”。

這是黃修志教書的第六年。2013年,他從復旦大學博士畢業,開始在魯東大學任教。第一次擔任廣播電視編導班的班主任,他決心引導好學生,在教務辦辦公期間,每次午休便把同學們叫來聊天,並在每個季度推薦書籍。

但學生普遍對閱讀沒什麼興趣。一個學生很直接地跟他說,“看這些書對考研沒有什麼用”。

在山東省,魯東大學與曲阜師範大學、青島農業大學、聊城大學並稱“四大考研基地”,以超過30%的考研成功率聞名。學生們普遍很忙,需要學的課太多了,大二的時候他們就要決定考研的專業,甚至來不及享受美好的大學時光。

圖/第一次班會

曾有臺灣地區的學生來交流,看到走廊、樓梯裡,都是背題、讀書的學生,大受震撼。臺灣學生告訴黃修志,在臺灣,大家都在玩手機、打遊戲。黃修志安慰式地解釋,這些都是在考研的學生,在背英語、政治,“不見得真的在讀書”。

他提到復旦大學求學時期的讀書氛圍,課堂沒有太多的知識講授,許多時候老師和學生坐在一起讀一部經典,你一言我一語地講。成爲老師後,黃修志想複製讀書歲月,把當年讀書的氛圍帶過來。但學生們不迴應、不願聽講。

2017年,他在遺憾中送走第一屆學生,他承認“不太成功”,所有人都“盡力了”。

自由的邊界

做1801班的班主任時,黃修志剛邁入30歲門檻。此前,他被借調至教育部工作一年。跳脫出學校環境,他進行了更多的觀察與思考,重歸教師崗位,他要求自己能主動做一些事情。

一次軍訓結束後,學生趙婉婷找到他,向他提出自己內心長久的困惑,“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她說起自己高中時“除了學習不知道還有什麼事情可做”,進入大學後她失去了動力,有些無所適從。

黃修志沒想到會面對這樣的疑問。之後的幾個月裡,他挨個找學生談話,聊天的過程中,類似的問題不斷涌現:有學生說他不知道該怎麼去學習,大學上課老師不劃重點,他發現以前學習的方法失效了;還有的同學苦惱於讀書很慢,記不清外國人名,讀了前面忘後面。黃修志看到學生們的困惑,爲這代年輕人的處境擔憂,他覺得自己沒辦法轉過身,不去迴應。

第二次班會,黃修志提出了一個貫穿大學四年的計劃——寫“班史”。“每位同學擔任一個月的‘歷史學家’,輪流撰寫班志,記錄班級大事記。”他向學生們說出自己的構想。

他想帶領學生一起做一件事,幫助他們在對彼此的觀察中進行一種對自我的審視,同時尋找自我,認識自我。

寫班志的想法來自於他的經驗。苦悶的大學時期,閱讀與寫作帶給他許多力量,“把像死疙瘩一樣的鬱結一條條寫下來,自然便能剖析自我,梳理清楚自己的心”。

黃修志給學生提出要求,文章太平淡或是太艱澀不行,要帶着“歷史學家的視野”,記錄班級發生的事,不能太散,不能寫成個人總結。

寫班史一開始進行得不順利,學生們感到困惑,不知道該怎麼寫。常佳珍交出了第一篇文章,她把開學以來的所有事件密密麻麻地寫了兩頁A4紙。黃修志解釋,不是寫流水賬,寫作是一種日常生活的狀態。

在這之後,他給學生辦了一場講座——“作爲日常生活的寫作”。黃修志站在講臺上就是鮮活的教材,他講自己求學時的經歷,也講青年時代的苦悶。

黃修志與學生們有相似的起點,本科也畢業於一所二本學校。

1987年,他出生於山東東平的鄉村。高中時期就讀於縣城一所普通中學。他在班級名列前茅,卻在高考中發揮失常,考入聊城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那是一所二本院校。他想過復讀,他的父親說,“你已經是咱們村的第一個大學生了”,他放下執念,入了學。

進入大學,黃修志對所學的課沒什麼興趣,老師與學生也沒有過多的交流。他喜歡讀書,一次課後,他追着老師,請老師推薦書目。“我回頭想想再告訴你”,老師這樣答道,就匆匆離開。他知道老師不會來找他,他來不及要聯繫方式,老師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沒有平臺沒有資源,黃修志感到苦悶,他找到了和他一樣喜歡讀書寫作、發表觀點的同學,他們自辦講壇,大膽評論公共議題,自在談論天地。人羣中他們被視爲“異類”。

2007年,黃修志考入武漢大學攻讀文學碩士。進入名校,他才體會到普通高校與一流高校的區別。

在武大求學,他遇到了對他影響很大的老師。上《中國古典文獻學》和《海外漢學史》的教授於亭,她告訴黃修志讀書不要求新,而要讀常見的經典,只有下盤足夠穩,根基足夠正,學問才能做得好。於亭研究海外漢學,向他推薦了很多歷史學研究的書,從那時起黃修志的興趣發生了轉移。

圖/在租房內讀書

當時他有一個頗具浪漫主義氣質的信念,覺得人文科學就應該多去遊學,到不同的文化區看一看,讀個不一樣的專業。最終他被複旦大學歷史學院錄取。

喜歡和做研究是兩回事,進入復旦大學後,他從最經典的歷史學的論著讀起,讀史料、讀材料。同時也經常跑到哲學系參加讀書會,也會旁聽物理系的課。

求學路上,黃修志橫跨了三個不同的專業,這個過程中,他意識到各個學科的優勢都在於用解釋框架從特別的視角來解釋問題,而不是受限於某個學科。在大學,他獲得了一些探索的自由。

十幾年後,黃修志慢慢回味出自由探索的意義。

他告訴學生,“進入大學就應該自由的探索,和更多的人相遇,理解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選擇,找到自己熱愛的東西,投入進去。”

受到黃修志的啓發,學生們開始自由創作。常佳珍寫下自己剛進入大學時的畫面,搭乘“咣噹,咣噹”的火車;秘若琳寫下一路求學的困惑與掙扎,“我對自己有更多的期待,沒有想到會被二本學校錄取,心裡是不能接受的。”;趙婉婷寫下與同學的友誼,“我們在晚上聊意識,聊文學和意義,以及永恆”。

學生們開始在班志裡有了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表達。

一塊精神世界的飛地

魯東大學坐落於山麓與山坡之間,從魯大佳苑上坡下坡進入教學區,會看到南1宿舍樓一樓的一排宿舍,羣山間構成了晨鐘暮鼓的日常風景。

旁晚時分,大一新生坐在教室裡上晚自習。這天,黃修志直接走進學生的自習教室,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一個問句:“對你們來說,語文是什麼?”

作爲漢語言文學專業方向的師範生,大家面面相覷,語文就是語文,這個話題還用講嗎?黃修志不緊不慢,他請學生拆分來看兩個詞語,可以有怎樣的解讀,有人說“語言文學”,有人說“語言文字”。接下來,黃修志把語文分成語言文字,語言文學,語言文化,語言文明,四個層次來講。

他講到文字,比如“它”這個字,一切非人類的東西都稱之爲它,它的本意是什麼?有着怎樣的歷史文化?最後,黃修志說我們認識的語文,跟要探索的人文科學不一樣,應該有一種大語文的觀念,不是爲了做好一個題,而是要廣泛地去閱讀,認識世界。他希望破除學生們對專業狹義的認識。

黃修志和學生們邊講邊聊,當時漢本180班和漢本1802班的學生共用一個自習室,許多學生覺得奇怪,“這個老師怎麼突然到晚自習給我們講課來了?”意外的是,學生們沒有走。陳奉澤聽完後當晚給黃修志發來微信說,感覺到自己以前的語文白學了,更新了很多以前的誤區。

接下來幾天,黃修志趁熱打鐵,他給學生講“怎樣讀經典”。這些講座都是自發的,學生旁聽,不算學分,沒有任何功利性的好處。

但在他的課堂,來聽課的學生很多,黃修志從學生身上看到一種越來越明顯的,對於求知求真的渴望。

一次,學生路棣向黃修志求助,他苦惱於很難擺脫高考作文的寫作模式,想要自由地寫作卻找不到方法。黃修志不是作家,解決不了這方面的困惑,他想到魯東文學院有一位名叫周燊的老師,是一位作家,也是王安憶老師的學生,他便邀請周燊爲學生們上了一次課。

二本院校沒有太多的資源,學生們沒有平臺、經費、師資、人脈,也很少有推免讀研、出國交流、斬獲高額獎金的機會。“在名校,哪怕班主任不做過多引導,學生也很可能獨立成才,可在學生基礎不一的二本院校,我們需要一個平臺,建立起共同體,實現自我突圍。”黃修志說。

他通過私交來邀請學者做講座,從周燊老師的講座開始,跨學科的“石榴花大講堂”拉開帷幕。不同背景的老師來到班級,講述自己的研究經歷,從文學、歷史學,講到人類學、法學、艾滋病學……

王月去聽了一場講座,講課的是一位姓周的女老師,20來歲很年輕,她講述自己的經歷,讓她心生敬佩。她問老師,怎樣才能像她一樣多姿多彩。老師告訴她,不要輕易給自己下定義,需要經歷之後,纔會發現你想要成爲哪種人。

以前,王月覺得人和人太相似了,對好生活的定義越來越狹窄——上大學,找工作,穩定下來後家裡人就會催結婚生孩子,大家都在做,你爲什麼不這麼做呢?但現在,她發現自己的想法再慢慢變化,“心裡會有一點擺脫束縛的感覺”。

圖/班內同學在主題班會上做演講

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任海濤曾爲學生們做了一場線上講座,以校園欺凌爲切入點,分享跨學科學習經驗。同樣的講座,任海濤在十幾所學校講過,而在魯大,他感受到了一種不一樣的氛圍。有學生問“文學和法律有什麼關係”,也有學生問他,“從文學角度怎麼研究校園欺凌?”這些問題其他學院的學生都不曾想過,那場講座開了近三個小時。

我們採訪的時候,那段讀書的日子已經遠去了。在學校作爲石榴花讀書堂宣傳部部長的張佳怡,現在,她是內蒙古一所小學的語文老師。她仍然清晰地記得,當時每週她會認真讀完一本書,有時也會和室友討論,她喜歡古代文學,室友對現當代文學更感興趣,她們就彼此的分歧向黃修志提問。

在文學的海洋裡,張佳怡體會到一種純粹的快樂,她在班志裡動情地寫道:“文學教會我的,是做個閉眼的愚者。用我覺得合適、習慣的方式去寫去描述,那些捏造的語句的意義在我,理解在我。”

黃修志鼓勵學生上臺說話,每次班會後都會安排一個小的演講環節。學生李孟凡提到,一次班級舉辦博物館奇妙夜的活動,讓大家各自去分享家鄉的博物館。她來自山東東營,當地的博物館在大型的博物館面前沒什麼特別的,但她做了許多準備,當她把看到的能夠展現東營文化分享給同學們時,她非常興奮,變得非常自信。

在膠東半島這樣一所二本學校,師生們建造了一塊精神世界的飛地。他們辦讀書會,共同創辦《石榴花》雜誌,學生們聊人生,聊國家大事,什麼問題都能聊,想寫什麼也自由去寫。

圖/2021年11月,石榴花讀書堂成立兩週年大會

嚴酷世界

看上去這是一個理想大學生活實驗,走出校園,他們仍然要面對殘酷的現實。大三下學期,學生們去往山東的各個中小學實習。有的學校地處偏遠,他們得以看見真實的各個鄉鎮中學的狀態。

王月被安排到一所鄉鎮中學,課堂上她發現聽課的學生很少,下課後學生會說髒話,騎摩托車在街上飛馳,離她想象的課堂相去甚遠,“以前把學生想的太理想化了”,她說。

學生們接觸到更多的信息,瞭解到自己的處境,不免會產生一種落差感和心理波動。

實習的過程中,李孟凡發現自己不適合當老師,“對學生缺乏耐心”。當時她的室友們都在準備考研,氛圍之下,她倍感壓力。

2020年,教師黃燈的非虛構作品《我的二本學生》記錄了對二本學生的真實觀察,書中作者提到:“他們的去向,更是在嚴酷的擇業競爭中,有着觸目可見的天花板。”

李孟凡提到閱讀《我的二本學生》時的感受,腦海中閃現出一個詞:選擇。“每次放假回家所要面對的兩種規勸,一種說:考研吧,現在社會本科生混不開的;另一種說:體制內好,考個編制又穩定又輕鬆。”人生的選擇似乎已經被限定好了,籃子裡只放了兩個雞蛋,等待着她去選擇。

前置學歷依舊是二本學生揮之不去的烙印,就連考研也帶着功利化的目的——實現學歷上的跨越,成爲211,985的學生。

李孟凡意識到現實的殘酷,權衡之下,她決定向體制內靠攏。我們記錄的當下,1801班的全體學生已經走入社會兩年,李孟凡回到家鄉,成爲了一名公務員。

“二本學子”的學歷困境,黃修志有着切身的體會,他清晰地記得兩個瞬間。2013年夏天,他博士畢業,參加一所浙江省屬高校的招聘,工作人員翻了翻他的簡歷,還給了他,“本科不是211,三個專業也不一致,你希望不大”。

另一個畫面則是,他寫下與魯東大學的就業協議,一位老師看着黃修志填寫工作單位名稱,不禁問:“魯東大學?魯東大學在哪兒?”這讓他一時語塞。工作以後,博士導師鄒振環曾給他發郵件,告誡他,“現在你應該忘記自己是復旦大學的博士,內心不要經常記着在復旦研究生期間的輝煌”。

學生們畢了業,要謀生活,不得不進入某個系統。張鑫曾想到內地闖一闖,但他是回族,飲食習慣上有諸多的不方便。“打個比方,如果領導有飯局叫你去,去了又不吃任何東西,這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說。最終他也回到了青海的一個縣城,在事業單位裡抄材料、寫彙報。進入體制後,他感到很乏味,“可能哪份工作都是這樣。”

臨近畢業時,1801班有37人蔘加了考研,是魯東大學2018級最多的。學生們拼盡全力,成功考研的只有9人,此後的兩年間,又有4位同學三戰考研上岸。

孫玥璠三戰考入寧夏師範大學研究生,今年9月,她將在此入學。剛畢業時她曾在威海一所小學當老師,屬於編外人員。她馬上看到了頭頂的“天花板”。“如果只是本科學歷,今後我要教更高的年級,連報考都沒有資格。”她被自己的學歷所限制,反覆思量後,她裸辭考研。

對於同樣三戰考研的王飛來說,考研是一條更爲艱難的路。2022年她第一次考研,由於報考人數衆多,所選專業錄取線比往年暴漲了十幾分,她差兩分沒有達到調劑標準。第二年到面試環節,她沒有發揮好,又一次被刷了下來。第三次她才順利憑着調劑進入了一所大學就讀研究生。

採訪時幾乎每個人都提到了就業的嚴峻,幾年前對於年輕人來說,初入社會還有試錯的成本和機會,現在這個窗口期越來越短。

年輕人要達到自己的理想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代價。

秘若琳是個靦腆內向的女孩,讀中學時她喜歡閱讀,愛好文學,但她最終還是聽從了父母的建議選擇了理科。進入魯東大學後,她在園藝專業迷失,找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直到大一下學期,她獲得轉專業的資格,進入漢語言文學專業。大二她選修了社會語言學,對社會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並萌發了跨專業考研的想法。在被鼓勵說出自己的想法前,秘若琳蒙着眼睛被父母的期待推着走。幾次百轉千回,她找到了自己的熱愛,如今正在南開大學讀社工與社會政策專業。

圖/2021年1月,雪中的魯東大學

大學的教育,可以多大程度上改變學生們的未來?

或許並不能改變多少。作爲班主任黃修志很清楚,1801班的學生90%會走向教師崗位,真正走學術道路的不會超過3個人。即便學生們考研上岸,職業道路也不會有太大的轉變。

黃修志瞭解現實的堅硬,難以用課堂上那方理想的小天地去碰撞。

2021年6月,作爲指導老師,黃修志來到臨沂調研了當地6個縣的鄉鎮中學。在這裡,他遇見了曾經在魯大文學院的畢業學生徐蔓。對方對他說,班級五十多個學生只有兩個學生在認真學習,黃修志感到難以置信。

後來在跟教師訪談中他發現,爲了孩子能夠上好的初中,經濟條件不錯的家庭早就到縣城到市區去買房了。留在鄉鎮初中的孩子多是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由爺爺奶奶隔代教養長大。

黃修志受到震動,“現在大學裡有多少是特困生呢?他們沒有我們聰明嗎,還是階層固化讓更有權貴的人擁有了更好的教育資源?”他來自鄉村,作爲村子裡少數的大學生,是整個村子的驕傲。但現在環境已經不同了。

圖/2021年6月,黃修志看望各縣中小學實習的學生們

落地的種子

這幾年,黃修志去往各個中小學,給老師們做一個寫作方面的培訓。他觀察到不少中小學語文老師不讀書,也沒有寫作的熱情,他們是沒有時間麼?黃修志爲這個現象感到擔憂,他問華東師範大學的王意如老師,“爲什麼語文老師不愛讀書?”

他們說起語文教育,談到教師的“底氣”。它來自於兩個層面,一是在讀書量上壓倒學生,成爲學生讀書的榜樣;二是讀書所得隨時轉化爲“教學機智”,學生從低階到高階的知識遷移需要教師通過廣泛閱讀來在課堂上架橋鋪路。讀寫所得就像火箭燃料,燃料越充足,飛得就越高。

做老師的這幾年,黃修志察覺到自己有一個轉變——以前他認爲培養一個優秀的研究生只需要做好本職工作就行了。但現在他想,與其這樣,還不如培養更多優秀的語文老師。

我們關注魯東大學校園裡的教學實踐,也正因爲它的特殊性——這所學校,是在爲膠東半島培養未來的中小學老師。據《魯東大學2022-2023學年本科教學質量報告》,煙臺市基礎教育教師中,魯大畢業生佔53.6%。大學所形成的書寫與閱讀的習慣,包括看待世界的多重視角,會影響他們,在更廣闊的土地上得以綿延。

張佳怡回到內蒙古老家在一所小學做語文老師。比起應對考試,她更在於學生們真正能學到什麼。最近她們學習神話故事,以往的教學框架中,老師只需要把故事講清楚,故事是怎麼寫的,體現了什麼中心思想,做題的時候應該怎麼做。張佳怡不想這樣,她會盡力擴展課程內容,她給學生講盤古開天地,講神話的體系,講外國的神話是神直接創造了世界,中國的神需要經過許多努力。這些對考試沒有什麼用,但她相信一些觀念會在孩子們的腦海中慢慢形成。

圖/已遍佈全校的《石榴花》雜誌架

孫玥璠提到做老師時,有一次去家訪,家長抱怨孩子看漫畫書,擔心孩子耽誤學業,瞭解過後她發現學生看的是一本關於歷史的漫畫,她對家長說閱讀是一種好習慣,不用侷限於他們讀什麼書,反覆和家長強調鼓勵孩子閱讀的意義。

同樣成爲老師的王月也在進行着教育實踐。她在雲南一所公立學校教高中語文,初入工作崗位,她也想像黃修志一樣讓學生們去記錄高中三年的生活,但這個階段學生們面對巨大的考學壓力,沒有空暇時間,她就利用課前5分鐘,鼓勵學生上臺分享自己最近讀過的書。

這場閱讀分享沒有延續下去。學生們羞於表達,有想法的人很少,“他們熟知抖音上的熱梗,卻對蘇軾、陶淵明的故事知之甚少”。高中階段的教學任務又緊又重,王月覺得在現行教育體制下,限制很多,空間更小,很難進行理想的教育實踐。

但在合適的時刻,她還是想要做一些事。比如去年九月,校園裡開滿了桂花,她讓學生去賞花,去寫詩。講到史鐵生《我與地壇》,作者寫到觀察螞蟻搬家這一細微的生活現象,王月給學生布置一項任務,讓學生去食堂或者回宿舍的路上,也去觀察自己身邊的事物。再比如,講到詩歌“春江花月夜”的時候,她說,“這個景象就像夜晚的路燈下,可以看到一些霧氣,一些細微的顆粒。”她描述生活的一些可感知的具體的場景,希望學生們也能具備感知生活的能力。

學生們時常給王月“潑冷水”,他們會說“老師,我看了沒感覺”或是“老師,我從來沒有注意過”。當然,王月還是要對學生的成績負責,浪漫的教學只能是一些“點綴”,講解作文時,她還是會告訴學生們議論文怎麼寫。

只不過,她和黃修志有同樣的觀念,無論高校還是中學,語文始終都是一個對於一個人素質要求非常高的學科。老師的素質越高,知識面越廣,課堂上能呈現的元素就越多。至少,他們可以把一堂課講的有趣,變得更豐富、更開放。

就讀於南開大學的秘若琳是和黃修志交流最多的學生之一,她所學的專業,研究生只讀兩年,今年她又將面臨一場人生的選擇。她想申請博士,但兩年的積累遠遠不夠,她給黃修志打電話,說到自己想要延畢一年的想法。以過往的瞭解,黃修志認爲這個學生有足夠的學習能力,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所熱愛的東西,作爲老師能做的有限,他支持她,理解她。

這些年黃修志放下了一些過於宏大的理想主義,以前他希望每個學生都能夠去發聲,但這是不可能的。他也理解很多老師不是不願意去做,更多是因爲他們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

1801班離開了,但故事還在繼續,等待發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說不定某一天,它就冒出來了。

前一段時間,王月給黃修志發來一條微信,提起自己在教學中的一件小事。她給學生講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上到最後,她說希望他們以後也能夠勇敢地做出遵循自己內心的選擇,堅定自己的理想。接着,她和學生們打趣:“當然大家不能說上語文課上困了,那我就要遵循自己的內心,我就直接趴下睡了。”

王月說完的那一瞬間,腦海中突然閃過大學實習回來開的那次班會,黃修志提到要分清“慾望”和“理想”。“慾望”會讓人選擇躺平,而“理想”則會讓人時刻保持修養和擔當。當時王月沒有完全理解其中的意義,但就在那一刻,她發現這是一個通俗易懂的好例子。

她繼續告訴學生:“當然,如果大家覺得睡覺是你的理想的話,那我也很佩服!”她知道也許學生並不能理解她的話,“但也許過幾年,他們纔會像我一樣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