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做個身心一致的人|2023新京報人文閱讀思想圖譜

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天。但對於很多人而言,2023年似乎還未畫上完整的句號,還有很多事值得回味,還有很多人不捨道別。我們總是習慣性地在歲末年初之時回望過去,只是想從中汲取更多的勇氣、愛和信念去迎接新的開始。

在此回首與展望之際,我們重啓了“新京報人文閱讀思想圖譜”這一欄目。,我們曾邀請74位來自不同領域的作家、學者、讀書人和創作者,分享他們在過去一年期間的生活、閱讀與思考。今年,這份受訪者名單上增加了不少新的面孔,同時,我們結合受訪者過往的回答,把觀察視角優化和調整爲以下三個方面:

1)你在2023年持續思考的問題是什麼?

2)你在2023年看到了哪一本值得關注但未引起熱議、未引進翻譯或未受到出版界關注的作品或研究?這部作品在你看來爲何值得關注?

3)你一再重讀或者影響你最大的書?

在2023年的最後一個月,這些受訪者遊蕩於閱讀之中,寫下了這些留給未來的回答。問題或許最終都難有答案,追求解釋的路程註定蜿蜒反覆,但還有這樣一羣人與你一同期待着尋找認定的終點。

從今天開始,我們將陸續發佈這些受訪者的回覆,以及他們在過去一年閱讀和關注的書目。我們期待這份人文閱讀思想圖譜能夠在出版界、讀者和學界之間搭建起一座激發思維火花的橋樑,我們也期待你在閱讀這些文字之中找尋重建人與人之間聯繫的更多可能,發現生活中的愛與美好。

下文是雲南師範大學教師張秋子的回答。

回答者:張秋子

張秋子,雲南昆明人,南開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爲維多利亞文學,現爲雲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比起“教外國文學的”或“專業讀者”,更想做“向絕大多數人打開文本的人”。2023年,我們曾專訪了張秋子:

持續思考的問題

2023年一整年都在寫新書,所以持續思考的問題就是“一致性”:如何使自己在閱讀與批評文學作品時領受到的道德責任,與日常生活裡每一個具體事件的道德反應保持一致。

如果我在課堂上大談《城堡》中阿瑪麗亞敢於沖決城堡村的種種權威,以絕對冒犯的姿態迎向一切可能的懲罰,卻在生活裡目睹一樁性騷擾事件時唯唯諾諾,爲免多事只求自保,那麼這就不是一致性;如果我在文學評論裡讚美麥爾維爾筆下的抄寫員敢於說“不”的勇氣,但在日常生活裡面對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時卻忍氣吞聲、得過且過,這也不是一致性。它們可能都意味着一個人的自欺——爲了不橫生事端,權且睜一隻閉一隻眼,只要不惹得一身腥,明哲保身就是上策;進一步地說,它們也意味着一個人的分裂——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把研究的東西僅僅當成兌換成工作績效的籌碼,但是阻止它們內在散發的思想浸入與影響生活選擇的分毫。

卡夫卡《城堡》德語版書封插圖。

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不僅是因爲自己作爲女性,在2023年遭遇到語言的性騷擾,作爲老師,目睹學生遭遇的性騷擾,也因爲年內頻頻爆出了學者或者作家因爲性騷擾翻車的新聞,從知名編劇到史學大家再到青年新銳作家,頻率之高几乎使人難以將其稱爲“新聞”。

我觀察到,普遍的性騷擾行爲中也存在着普遍的沉默。絕大多數當事人在遭遇騷擾時的反應都是沉默,人們害怕撕破臉的難堪、害怕頂撞了位高權重的人,也害怕自己未來的命運被隨意擺佈——在這些時刻,到未發生的可能甚至比已經發生的事實更具有壓迫性,而對未發生之事的想象恰恰又來自於對當下現實慣例的依循,這裡面有一個奇怪的顛倒結構——人們害怕的是尚未發生的“過往事實”。未來其實仍舊是歷史。人們被自己的想象嚇壞了。但是,如果永遠依循着已有的現實慣例,那麼,未來就永遠不會有任何改變。這種代替了未來的現實牢牢封殺了人的自由想象和語言行動。

同時,作爲一名文學研究者與講授者,這些親身經歷與耳聞目睹的事情刺激着我去思考我們閱讀的文學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倒逼”它的閱讀者承擔起相應的道德責任。我不太關注“主義”類的書,也不習慣簡單地拿起某種主義來當做應對具體人與具體問題的萬能工具,所以倒是一直覺得漢娜·阿倫特對人的行爲的討論更具有根本性的啓示意義。在2023年閱讀的書籍中,阿倫特的傳記《漢娜·阿倫特:愛與惡》再次促使我思考行與思、言說與實踐之間的“一致性”的問題。

《漢娜·阿倫特:愛與惡》,作者: [瑞典]安·黑貝萊因,譯者: 李磊,讀庫|新星出版社 2023年8月。

在阿倫特看來,“與自己待在一起”(living-with-myself)是一件極爲重要的事情,它不應該依賴於周圍的風俗習慣,更不應依賴於某些有着神聖起源和人類起源的命令,在某些極端的情景中,保持與自己對話的能力都是一種責任。她談論的自然是納粹時期極端處境裡每個人的選擇,但這項責任在今天讀來依然有其“當代性”,在我談及的這種情況裡,與自己對話就意味着“這件事到底對不對、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的問題、我如果反抗到底會不會導致糟糕的後果”都是必須談及的話題,也意味着不能等待着對方的停手,更不能假裝這件事沒發生過,尤其不應該期待一個救世主出現,寫一篇網絡小作文把實施騷擾的一方公之於衆、使其身敗名裂。在阿倫特看來,每個人都是自己責任與擔當的主體,也都要去做出判斷的勇氣。

反思在我,反抗亦在我。

《漢娜·阿倫特:愛與惡》從這個意義上解讀了阿倫特一生的諸多選擇,它可能也會成爲讀者進一步走近《責任與判斷》《人的境況》這類阿倫特學術專著的敲門磚。於我個人而言,我始終相信文學在價值判斷方面給人提供的勇氣與可能,所以,在這一年裡,我常常想到一個詞是consistency,翻譯成“一致性、連貫性、穩定性”都可以,它會持續提醒我從安提戈涅、阿瑪麗亞、莫爾索、霍爾頓這些文學人物身上汲取到的勇氣如何貫注到日常生活裡的每一個事件的選擇中。實際上,consistency這個詞還有一個意思是“稠密”,我想,也是因爲真正貫徹身心一致的人有一種飽滿與密實的狀態,移風易俗的水流衝擊着他,但他不會被沖走,他穩穩地立在原地,無可撼動,他“與自己待在一起”。

電影《漢娜·阿倫特》(2012)劇照。

值得關注的圖書

2023年讀到了墨磊寧的《中文打字機》,在豆瓣上的評分很高,但不算是爆款,可能因爲它聽起來有點像是工具書或者科普讀物。

這本書給我帶來一個“退一步看”的視角,中國人每天都在電腦和手機上大量輸出,但可能從未退一步去思考鍵盤與輸入法是如何出現的,又意味着什麼,好像鍵盤上打出的所有符號都是天然存在、理所應當的。與此並列的一個現象是,直到現在,每學期期末的時候,學生們還是會詢問,期末作業應該交手寫的還是紙質的,大家並不會默認所有的輸出都應該來自電腦的打字鍵盤。它們表面上都是技術問題,但墨磊寧卻將這個技術問題引入了更深沉的思考中:近代中國人的語言表達系統是如何與英文主宰的表達世界博弈並且突圍而出的。

《中文打字機》,作者:[美]墨磊寧,譯者:張朋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 2023年1月

也就是說,本書以打字機作爲具象的隱喻系統,核心的問題則是“表達的權利”——漢字在機械時代,還能維繫下去嗎?而我們這羣操持着中文的人,又是在現代化與普世化的英文表義系統中言說的?我想,只要你還使用着中文,還藉助於手機或者電腦的鍵盤,那麼,這些問題就是無可迴避的,這也是我覺得本書值得關注的原因。

中國是發明了印刷術的國度,宋朝時的活字印刷術已經可以滿足大規模的刊刻印刷需求,然而這項影響深遠的發明卻在近代直接導致了西方對中文打字機的歧視性想象——如果中文也有打字機,那肯定得以龐大的體量、複雜的操作以衆多的人員協同完成,英文字母26個鍵能搞定的活計換算成中文,就得成千上萬個字。所以,人們習慣了這樣的畫面:海明威優雅地操作着打字機,或者《閃靈》的男主角在大雪封山的酒店裡用打字機瘋狂輸出,然而,人們沒法想象魯迅吞吐着菸圈,在打字機上敲下《野草》第一行的畫面。

電影《閃靈》(1980)劇照。

在《中文打字機》中,讀者將瞭解到一個事實:所有技術問題的內核可能都是意識形態問題。20世紀初雷明頓工廠製造的打字機開始一統全球,工程師們卻發現唯獨中文無法像希伯來文、英文或者阿拉伯語那樣適應打字機。這個技術問題最終被歸因於文化的優劣論:中文是貧乏的。大量的書籍與研究都會涉及中國人面臨的種族歧視這一主題,但往往會集中在更爲明顯的範疇裡,墨磊寧的“打字機”切入點就有點劍走偏鋒的味道。經過他的周密考證,中文打字機的百年曆史圍繞着知識分子、商務印書館、傳教士、留洋生、作家與普通的打字員徐徐展開,市場的拉鋸與戰爭的硝煙又使得它的歷史變得崎嶇難測,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段我們的文化與語言如何面對殖民意識形態與全球現代化進程的歷史。

就我們的表達本身來說,實際上仍然在面對着中文打字機曾經遭逢的問題:所有的言說在多大程度上能進入到世界的聲音裡甚至與之博弈?還是說,大量的言說與表達只是一種自說自話?我自己是做外國文學研究的,實際上也面臨這樣的困境:我們譯介、解讀與教授大量的外國作品,其體量與數量之多,遠超國內作品向世界的輸出。我們貪婪地閱讀着布魯姆、喬治斯·坦納、羅蘭·巴特與福柯,但國外有多少讀者會閱讀我們當代的批評與學術著作呢?文化霸權的傾斜並未通過有效的輸出工具得以糾正,中文系學生的論文選題也許足夠管中窺豹:大家會自然而然地選擇福樓拜、巴爾扎克或者荷馬,但很少會選擇一位越南或者馬來西亞的作家——在墨磊寧的敘事中,東亞與東南亞國家同樣是漢字國家的難兄難弟。

中文打字機穿越歷史的煙塵封鎖,好歹是到了每一箇中國人手裡,但它留下的另一個問題依然懸而未決:打字機所輸出的文化與思考能在何時同樣突圍而出呢?

2023年一再重讀的書

2023年一再重讀的當然是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因爲新書就是圍繞這本書展開的細讀講稿,而2023年兩學期的課程也帶着不同的學生們兩次共讀了這本書。

從我可以自行開設選修課以來,《達洛維夫人》就是我的課程必讀書目,我與學生們總是會花18周細緻地共讀這本書,至今這本書已經被我細讀了五六年。之所以挑選本書,也是因爲它是進入意識流小說的最佳選擇,比起福克納的《喧譁與騷動》或者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它的體量不那麼大,適合在18周內完成,也不至於讓人產生疲憊感,同時作爲現代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開篇那句“達洛維夫人說她自己去買花”可能已經和哈姆雷特的“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問題”一樣,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太過於耳熟能詳了,有了心理上的熟悉感,閱讀起來的恐懼感也就會相應地減輕。

《達洛維夫人》,作者: [英國] 弗吉尼亞·伍爾夫,譯者: 王家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21年5月。

和很多世界名著一樣,《達洛維夫人》大概也屬於聽過但沒看過,或者根本看不下去的書。課堂的形式會最大限度地保證學生的必讀——我會要求學生複述每一章節的內容與他們所捕捉到的細節,如果不逐字閱讀、思考與記錄,是不可能完成要求的。也就是說,我意識到文學的教育中既需要有興趣與熱情的指導,更需要有一種“強迫”:逼着一個讀者去“硬讀”,這可能是讓他在日後領受文本中綻放出來的柔軟的必要條件。走馬觀花、稀裡糊塗、大致瀏覽,都永遠不可能與一部文學作品發生貼身肉搏的快感的,相反,敬畏、謹慎、刻意的記憶,都屬於理解文學的準備手續。

所以,這本書對我探索理想的文學教育與文學批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六年的反覆細讀中,我意識到了教育的一些核心:首先是義務式的硬讀,在師生都對文本都一個大致相等的親密感與熟悉感之後,纔可能談更爲鬆弛的闡發與釋讀。我的習慣是引入學生的個人經驗,讓他們自己與伍爾夫對話,而不是藉由各種嚇唬人的理論或者批評大牛作爲中介。因而,《達洛維夫人》也指引着我與每一個鮮活真實的人發生情感與經驗的交換。當我們讀到主人公目睹自己的戰友被炸死卻無動於衷、毫無反應時,可能會覺得此人麻木不仁,但是學生卻會講起自己的痛苦經驗——在目睹爺爺去世後很久都沒有感覺,直到某一天突然崩潰——痛苦的滯後性就這樣在一個現代的中國學子與百年前的女作家筆下的人物之間發生了對話與共振。

在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大學生》中,曾經出現過一根繩子,這頭抖一抖,那頭就會動起來,我覺得《達洛維夫人》以及我們所有共同細讀的書都像這根繩子,既勾連了每一個讀者的生命反饋與遙遠的文本,又勾連了我與他人的情感世界。

《萬千微塵紛墜心田:文學閱讀的生命化》,張秋子著,讀庫 | 新星出版社,2022年1月。

跨界閱讀的書中,

值得推薦的有哪些?

我是比較雜食性的閱讀動物,除了專業領域的書籍,最喜歡讀的是科普或者科學家傳記。科普知識有一種不同於人文認知的確定感與清晰感(當然,絕大多數科學問題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很能夠滿足我的知識貪婪症,彷彿我的心可以隨着科學圖譜一步步擴張,乃至像佩索阿形容的那樣“略大於整個宇宙”,而科學家的故事則總是以一種職業作爲志業的激情吸引着我。

2023年讀到的奧利弗·薩克斯的《意識的河流》滿足了上面兩個要求。奧利弗・薩克斯被《紐約時報》譽爲“醫學界的桂冠詩人”。國內的讀者可能很熟悉一部電影叫做《甦醒》(Awakenings,1990),其實就是根據他研究的睡性腦炎患者的案例改編而成。《意識的河流》是一本科學隨筆集,每一篇的篇幅都不長,但所涉及的主題卻足夠吸引人。薩克斯談到了不同於弗洛伊德解讀的口誤或者誤聽,談到了植物是否有意識,作爲一個同行與仰慕者,也談到了達爾文對於蘭花研究的癡迷。

電影《甦醒》(Awakenings,1990)劇照。

這本書不像普通的科普著作那樣具有系統性,因此也不需要洗手焚香,虔心靜坐來閱讀,它更適合在工作的間隙或者臨睡之前翻開,隨意閱讀一篇,與柯勒律治、H.G.威爾斯、桑塔格以及一衆科學家邁入斷續、潺緩、吉光片羽又不乏靈花妙諦的意識之流。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張秋子;編輯:申璐 李永博;校對:賈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時間的刻度:新京報年度好書20年》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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