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以文學的方式，讓運河說話｜書香名家

8月17日下午，“一條河流與一個民族的秘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主徐則臣讀者見面會”如約而至。

徐則臣，這位被譽爲“70後作家代表”的著名作家，帶着他的深邃思考和筆下的故事，再次回到了讀者的視野。

在現場，徐則臣與讀者分享了長篇小說《北上》的創作歷程及背後蘊藏的精神世界，該小說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

徐則臣從大運河的歷史談起，以河流爲線索，勾連出中國千百年文明的傳承與變遷，試圖通過這條古老的大河，解讀一個民族的過去與當下。

“水是萬物之源，河流則是一部文學史。”徐則臣說道。在他的敘述中，京杭大運河不再是一條靜止的水道，它貫穿了無數家族的命運起伏，是一條流淌着歷史與人文、承載着民族記憶的河流。他以《北上》爲例，通過運河沿岸人物命運的浮沉，探討了河流對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深遠影響。

徐則臣說：“過去我寫運河，覺得對運河挺熟悉，但是那個熟悉其實僅僅是拿着望遠鏡在看。最開始在我的望遠鏡裡，這條河的脈絡看得很清晰，我覺得我可以寫。但真開始寫的時候，我還得用上放大鏡和顯微鏡，必須要把它看得更仔細，把它的細節一點點落實下來。”

徐則臣以紮實嚴謹的態度完成了《北上》長達四年的創作。他強調在寫作的過程中，必須經過田野調查。也正是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徐則臣才意識到運河提供給世人的在各個領域的巨大遺產。

徐則臣以平和卻充滿力量的語調與讀者分享：“一代人文學和一代人的經驗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甚至關乎一代人生活的態度。希望它能對理解這代人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

他的發言不僅啓發了現場的年輕讀者，也爲每一位熱愛文學的人提供了深刻的思考。

名家訪談

羊城晚報：您的作品常常通過歷史背景展現民族命運，在《北上》當中您如何平衡歷史性與文學性？

徐則臣：歷史與文學的結合是通過人物的生活歷史及他們的言行體現出來的。運河是一條2500年曆史的偉大河流，它本身不會說話，需要通過藝術方式讓它發聲，而這個方式就是文學性。通過與運河相關的人物講述故事，讓歷史與文學性結合起來，展現他們的生活。

羊城晚報：您的個人經歷也是一個北上的過程，從江蘇一路向北來到北京。您的個人經歷是否影響了《北上》的創作？

徐則臣：我的小說確實和個人經歷有一定關係。我從江蘇一路北上來到北京的過程，既是求學的過程，也是個人成長的過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北方象徵着權威和中心，而北京則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對於《北上》中的外國人來說，他們要理解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必須往北走，走到北京這個文化高地。所以小說的路線既有地理上的北上，也有精神和文化層面的北上。

羊城晚報：您如何看待上個世紀與現在的北漂羣體？

徐則臣：一百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包括物質環境和人們的心理認知。在我寫的90年代移民羣體中，他們面對的是巨大的心理認同問題，他們所處的依然是一個安土重遷的時代。那個時候，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並不如今天這麼習以爲常，人們需要克服身份認同和精神認同的問題。然而，今天的年輕人面對移民時，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感到困惑或需要解決認同問題，他們對流動性已司空見慣。

羊城晚報：您如何看待大運河主題在現當代文學，或者在以後的文學中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徐則臣：我非常高興很多人開始關注運河。這種關注並不是因爲我們在提倡所謂的大運河文化，而是因爲我們充分認識到運河對於歷史和現實的影響，包括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

過去很多年，我們只關注長江和黃河，認爲它們是我們的母親河，中華文化在這兩河流域繁衍壯大。但事實上，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運河在發展的後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爲它溝通了五大水系，使國家成爲一個有機整體。

過去，一條河可能讓河南和河北兩個相鄰地區的經濟發展完全不同，甚至口音都不一樣，儘管它們距離只有幾百米到幾公里，因爲無法跨越河流。

河流隔絕了各個地區，運河的貫通打破了這種隔絕，使南北能夠渾然一體地發展，兩岸的交流變得非常容易，運河讓文化和經濟流動，逐漸達成了平衡和諧的發展狀態。

羊城晚報：您如何看待歷史在當代文學創作中的作用？是否有具體的經驗可以分享？

徐則臣：有些人誤以爲寫當下就不需要關注歷史，也不需要了解歷史，只要呈現當下的日常生活和時代風貌就可以了。其實，每個人都有“前史”，今天的生活狀態與我們看不見的過去緊密相連。所以，如果一個寫作當下的作家沒有對歷史的獨到見解，或者不熟悉歷史，寫出的內容在面對重大事件時，很多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同樣，寫歷史的作家，如果沒有當下的現實感，也無法重構歷史。寫歷史不是簡單地複製過去的文獻或語言，而是要打碎它們，重新組織起來。因此，一個寫歷史題材的作家必須有自己的歷史觀。

文 記者 何文濤 實習生 許順瑾圖 記者 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