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扶你就扶，不服你就走

《3年A班》

左希：9月份發生了很多事。上海徐匯中學“一個孩子倒下去，全班沒人敢扶”；山西懷仁中學生晚11點後上廁所被罰傳閱1000份檢討；河北邯鄲高中女生爲能留高馬尾歡呼；廣西桂林老師坐校門口挨個翻學生書包，將“違禁”零食搜出來扔一地。十年前，沈騰有個小品，叫《扶不扶》，裡面有句臺詞：這人倒了不扶，人心不就倒了嗎？很多人不禁要問：教育怎麼了？

劉楠鑫：“畢業後”覆蓋了2000多所學校。2023年，我自己跑了50多所學校，今年少一些，大概30所。我所認識的、做得比較久的公益人、教育人會陷入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裡面。大多數人是帶着熱忱和理想走進這個行業的，但越走越發現，現實遠比想象中複雜和沉重。你會發現自己雖然在盡力去改變一些東西，但越努力，反而越容易陷入一種精神上的內耗。

左希：可不可以說，現在做公益比以前難了？

劉楠鑫：直接的反應是，大家的經濟狀況普遍緊張了。有些捐贈人私下發信息給我，說這幾年收入變少了，暫時就不捐了。也有的人從前是捐錢，現在改用跑步計步去做公益。

很多人都面臨着各種現實困境。負面情緒無處釋放，手機成了情感的出口。也有些人說一方面批評教育的種種問題，另一方面卻在現實中妥協。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變得稀薄，整個社會氛圍也在發生變化。我和一些年輕的夥伴相處時，也會更小心翼翼，避免引發不必要的衝突和分歧。

左希：我們回到問題的本源，教育這件事。你一直在和鄉村老師、孩子打交道。在你看來，鄉村孩子的力量從哪裡來？

劉楠鑫：小時候，我和外婆一起住。外婆不是那種完美的長輩，她天天都在罵我，似乎一天可以不吃飯，但不能一天不罵我。有一次，她罵我媽，我氣得不行，話到嘴邊就要頂回去。結果，話剛說了一半，我自己扇了自己一巴掌，把剩下的話吞了回去。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外婆爲什麼這樣？她其實是在宣泄生活的不滿。她的生活很辛苦，每天的情緒壓力都很大，罵我，可能就是她找到的唯一的情緒出口。而且她不可能去罵鄰居，得罪了鄰居，以後沒人幫忙幹活；想罵我爸媽，還得跑到鎮上打電話，多麻煩啊。所以，只能罵我。

這件事讓我明白了很多。我不愛和人爭吵，也不會爲小事耿耿於懷。鄉村的孩子常常有類似的經歷，他們在日常生活裡學會了忍耐和觀察，也因此“開悟”得早。很多人說“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其實就是因爲他們從小就學會了如何應對生活的艱難。

一座村莊就是一所學校。孩子們通過觀察、反思，學會了應對生活的智慧。有時候，鄉村孩子的生命力和韌性反而比城市裡的孩子更強。他們早早就意識到，生活的本質並不總是美好，甚至是帶有悲劇色彩的。但正是這種對生命的深刻理解，反而讓他們在面對未來時，有了一種無法被輕易擊倒的力量。生命雖是悲劇，但過程卻絢爛且獨特，不可替代。

左希：我知道你經歷了和那些留守兒童相似的童年。從村莊走出來的孩子，是不是更早就明白聖誕老人和白雪公主根本不存在？

劉楠鑫：我就是這樣長大的。我身邊的朋友、同學幾乎都是如此。小學那會兒，基本是“散養”模式。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在外打工，我們作爲學生，只要按時去學校報個到，其他時間幾乎是想幹嘛就幹嘛。就某種角度而言，鄉村的孩子比城裡孩子更自由一些。

真正的差距是從中學開始的。以前大家都是一個村裡的，頂多就是誰家比誰家多一兩萬塊錢，那個差距不大，基本忽略不計。可一進縣裡的中學，情況就不一樣了。縣城和周邊鄉鎮的孩子混在一起，家庭條件、興趣愛好，甚至是穿的衣服，吃的飯，處處都能感受到差距。這種落差感太明顯了。

這個時候，有的小孩就開始自卑了。他們在思考很多問題時，往往陷入悲觀。我的一個玩伴在小學時是村上第一名，最後，他並沒有考上好的大學。因爲進入中學後，巨大的落差感讓他的信心崩塌了，根本沒辦法專注到學習上。我見過太多這樣的孩子，越往後，他們越懷疑自己，甚至開始問：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很多人讀到最後，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幹嘛。要麼上學，要麼打工。談不上理想，也沒有規劃。

我其實很能與他們共鳴。就像我正在做的公益組織，無往不在條條框框之中。很多前輩會不斷提醒我，要符合政策、安全穩妥，不能冒險創新。有時候感覺，就像家長拖着你進理髮店，明明想留個帥氣的髮型，結果出來還是個標準平頭。

鄉村的孩子在長大過程中，一定是比同齡人更早知道世界的殘酷，但遺憾的是，似乎並沒有什麼解決方案。

左希：一邊是城市家庭的密集型教養，另一邊是鄉村孩子的“放養式”成長。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最終還是會在某個節點相遇。這種碰撞揭示了世界的本質，所謂“負能量”只是我們對現實的一種標籤。一些教育者似乎總是試圖通過學習的名義來控制和規訓，這是不是也反映了社會對秩序和服從的高度需求？這種過度管理，會不會反而加深了人成長過程中的殘酷性？

劉楠鑫：這麼一說，我還挺幸運的。進入中學後，爲了不被校園霸凌，開始有意識地接近那些所謂的“江湖大哥”，希望自己能變得強大些。班主任知道了，週日坐了一天的長途車，到我父母打工的地方，在他們簡陋的住所裡吃了頓便飯，苦口婆心地勸阻我，不要再混了。老師沒有罵我，而是大老遠跑來感化我。從此我便不再胡混了。

後來到了高中，我和學校裡的學霸談了一場“校園戀愛”。出於愛情的激勵，我的成績攀升成年級第一。老師沒來拆散我們，反而是在我感情受挫後，請我喝飲料，陪着我散步，給我做情緒疏導。

上大學以後，我遇到了一些很酷的老師。當時，我對新聞專業不感興趣，一心想創業。老師知道了，也是支持的。他和我說，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荒廢時間就可以。我倆約好，我不在課堂只能獲得及格分，但考試不能掛科。

我很感激我的老師們。他們在我的各個階段，給予了平等的對待和尊重。他們從來不會告訴我該做什麼，只是讓我明白每個選擇背後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選擇的權力在我手裡，結果我也得自己承擔。這讓我明白，真正的成長不是規避選擇，而是學會承擔。

左希：校園暴力從你上學那會兒到現在有改變嗎？

劉楠鑫：我們那個年代，新生進校第一天晚上，通常都會被“扛把子”來一場下馬威。向老師打報告告狀並不現實。在小縣城裡，老師自己都是“弱勢羣體”，甚至在生活中也可能被一些社會上的小混混滋擾。學生更多時候只能靠自己，最常見的應對方法就是拉幫結派，以暴制暴。

現在情況好一些了。一方面是整體社會治安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壞人們的思維也在進化，打架鬥毆不僅危險，未來發展空間也不大。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縣鄉一級的貧富差距縮小了。如今在同一所學校裡的孩子，家庭狀況差距沒那麼大了，沒了那種巨大的“貧富對比”，矛盾自然少了些。

左希：教育是什麼樣子，未來就是什麼樣子。除了學生，你接觸最多的還是校長和老師。既要是教育者，又要是管理者，很多老師求穩爲主，很少去談教育的本質和目的了。

劉楠鑫：我接觸的比較多是鄉村學校的校長和主任。他們是教育系統裡規則的執行者。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便是同一個地區，資源相同，不同的校長能讓一所學校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確實，有些校長更關注政策、條例和領導的喜好，他們的目標是做出一份漂亮的成績單給上面看。但是，也有一些校長令人尊敬，他們不僅堅持自己的教育理念，還懂得靈活變通。比如，有些校長會爲了應付檢查做好表面功夫，但他們不會爲了所謂的形象工程影響正常教學。他們總能給老師和學生留下一些自由空間，哪怕很小的空間，也會長出新的東西。

左希：當缺乏智識上、文化上、個人上、社會上的包容，新的可能性的權利無法得到滿足，不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會缺乏自信，而一旦自信缺乏，就很難有所作爲。很多時候，價值觀比價值更重要。有這樣的例子嗎？

劉楠鑫：我認識一位河南商丘的校長，經歷很獨特。他原本經營着一家寺廟，後來不讓他做了，他就申請去做村小。他的學校很小，50多個學生，隨時等着被撤併。他沒有放棄，而是到處籌款，建起了音樂教室、閱讀館和廣播室，帶孩子走出門去研學，送老師們去大城市培訓，他帶領師生開墾出學校旁邊的幾畝地做菜園，養了10頭豬、20多隻羊。孩子們提着小桶去採集草料餵養動物；在二十四節氣裡朗誦古詩詞；走進鄉野尋找自然寫作課的靈感。每一個去到他學校的人，都會感嘆這個小地方的變化有多大。

之前俞敏洪捐了八萬套課桌椅給農村學校，其中有一個校長親自開車去新東方拉課桌，那人正是這位校長。儘管學校很小，但他對教育的管理和經營不遜於一位企業家。

左希：“畢業後公益圖書館”項目得到了100餘個地方政府單位、400餘家知名企業、1000餘位明星藝人和45萬餘名志願者的支持，爲28個省份的50餘萬名鄉村兒童建立了圖書室。閱讀對鄉村孩子們來說，意味着什麼呢？

劉楠鑫：這個問題我也常問自己。我遇到過一個孩子，她的父親很早過世了，母親的精神狀況出了問題，爺爺奶奶相繼離世。十二三歲的年紀，連續失去至親，天天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一兩天不吃一頓飯。

後來，我們發現她愛讀書，並樂於用文字表達自己。我們就在她家搭了一間小書房，放了幾百本書。她用了一年時間，讀完了這些書。她還寫詩，寫了將近1000首，詩裡充滿想象力。

我們的志願者最近在幫助她整理詩集，計劃出版。和志願者交流，她可以講四個小時不重複。她說她的夢想是當一隻快樂的小貓。

閱讀或許無法幫到每一個孩子，但它能爲一些孩子在逆境中提供支撐。因爲這個孩子，我們認識到文字、詩歌和表達美如此重要。發現生活中的詩意是抵抗殘酷世界的微火。於是，我們專門成立了一個詩歌項目，帶着小朋友去寫詩，幫助他們找到表達自我的方式。

左希：因爲一個個案催生出一個項目。赫爾曼•黑塞說，那些不適應這個世界的人，其實際上正在接近自我。面對規訓和壓制，人們需要一些微小的行爲作爲反抗。

劉楠鑫：我們有一個“守護花蕾計劃”，是由志願者提出來的。這位志願者曾被傷害過，她不是想着去報復，而是想到還有一些跟她有相似遭遇的人，她希望能夠幫助那些鄉村的女童，也是拯救兒時的自己。

左希：閱讀或許可以成爲教育改革的一股潛在力量。儘管獲取書籍的途徑越來越便利，人們可以通過電子書輕鬆閱讀，但大多數書籍仍圍繞城市生活展開，描繪真實鄉土生活的作品卻不多。孩子們接觸這些文字的機會非常有限。很多孩子直言不喜歡閱讀和寫作，在這種環境中，他們更多是應付背誦和考試，而成績卻並不理想。

劉楠鑫：確實，閱讀逐漸功利化。雖然書籍數量增多並不代表知識的增加，閱讀變得輕鬆的同時，深度閱讀卻在減少。我有時在需要答案時才翻書，就像補充彈藥，往往忽視了那些“無用之大用”的知識。

我們盡力選擇合適的書籍，但在實際執行中也常常遇到錯位的問題。比如，在某個全國著名的貧困縣，一些企業希望通過“畢業後”聯繫當地捐贈書籍，結果對接人員竟然直接問我們能給多少紅包。在一些網紅學校捐款時，一提到只捐10萬元，他們就露出嫌棄的表情，認爲金額太少。需要搬運書籍和桌椅時，他們還會聯繫到我們，請工人來搬，而老師們則不願意參與這些事務。“廉價”的公益讓人們誤以爲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公益不能淪爲作秀，真正的公益是利他。一方面是幫助他人，另一方面也是引導未來一代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在框架內，我們需要堅守自由意志。一旦用體系化的思維去解決當下問題，就不會被侷限在一時一地。那些有使命感的人，不會因外界的變化而放棄他們堅持的價值。

左希：現實情況是，一些公益項目往往陷入形式化的“虛胖”狀態，未能真正觸及核心問題。個別公益項目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能成爲新的控制工具，因此如何尊重個體的自由和尊嚴，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劉楠鑫：很小的時候，老師讓幹什麼就幹什麼，倡導什麼就迎合什麼。校紀校規設定了獎勵機制也設定了懲罰，迎合能受表揚，反抗就被淘汰。教育應該更多地培養人文素養和社會責任，而非一味追求秩序的維護。

我曾經獲得過一項榮譽，“廣東好人”。披着綬帶、拿着證書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非黑即白，不是好學生就是壞學生，沒有好的成績就沒有好的人生。我曾經當過壞學生，也做過好學生，好不容易長大了，好不容易被定義成“好人”。然而，真實的世界是複雜的、多元的。就像栽花，根系在單一土壤中無法吸取養分，只有在複合土壤裡才能把根系養好。如果將像小苗一樣的孩子放入密閉的營養液中，他們很可能會枯萎。

左希：教育改革終究要成爲推動社會公正的力量。有種說法，窮孩子沒有春天，農家孩子跳“農門”越來越難，有人統計，只有8%的中國農村兒童能夠讀完高中並參加高考。甚至有人斷言，縣域教育體系正在瓦解。是這樣嗎？

劉楠鑫：這個問題已然成爲一個普遍的事實。但我常常告訴年輕一代，無論多麼生不逢時，總有英雄能夠橫空出世。年輕人就該躊躇滿志，無論變革、衰退、動亂，都要保持面對挑戰的激情。不妨將人生視作一場闖關遊戲，有入局就必有出局，明天的太陽依然會照常升起。

（文中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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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芥末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