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病：足球流氓，英格蘭紳士的暴力變身
夏季，足球的夏季，足球流氓的夏季。 圖／歐新社
2016的夏天，全世界最憂鬱、無力且惹人嫌的工作，莫過於在法國當警察了。日常庶務、防範恐攻，與面對無止盡的街頭勞動抗爭（反勞工法）之外，6月10日至7月10日在法國舉行的2016歐洲國家杯足球賽，更讓工作神經早已緊繃到斷裂的法國警察忙到無力。在這爲期一個月的狂熱賽事中，除了擔心觀光客走失或是恐怖攻擊，更迫切、直接的治安威脅，卻是來自各國的「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s）。
在6月10日歐洲盃開幕之後，法國境內接連三天出現球迷騷亂：6月10日開幕戰當晚，英格蘭球迷在馬賽街頭醉酒鬧事，並在市區衝着馬賽市民高喊「ISIS，你們在哪？」（馬賽地區北非移民衆多），最終法國警方只好動用催淚瓦斯強制驅散；隔天，英格蘭人再度在馬賽街頭與法國當地球迷產生衝突，並還引來了同組的對手——俄羅斯球迷——三方在街頭上混戰，法國警察只好再度動用催淚瓦斯配上水砲車「強勢鎮壓」；接着6月11日比賽日當天，同樣的三方混戰再度上演於馬賽街，但這回俄羅斯人佔了上風，在球場外不僅以數量優勢「KO」了英格蘭人，球場內的俄羅斯球迷更是在比賽結束後，挾帶着煙火越過了隔離區，無分老幼婦孺就對着看臺上的英格蘭球迷一陣暴打，失序的狀況在歐洲盃歷史中也堪稱離譜，「震怒」的歐洲足協（UEFA）更對英、俄雙方發下了狠話：「再鬧一次就直接淘汰！」
對於英格蘭的足球流氓來說，這一回在法國被法國條子與俄國毛子「聯手」修理，丟臉的等級形同「國恥」——畢竟英格蘭球迷在過去可是「足球流氓」的始祖與代名詞，就算英格蘭隊從1966年贏得世界盃（唯一一座大賽獎盃）後，就再也沒拿過冠軍頭銜，但英格蘭流氓的橫行霸道卻是越發張狂，全世界鬧事、破壞、鬥毆的彪炳戰功，也爲失控的足球文化贏得了「英國病」（English Disease）的特殊稱號。
但英格蘭的足球流氓從何而來？所謂的「英國病」只有英格蘭才被詛咒嗎？
2004年的美國電影《歐洲派》（Eurotrip），大大惡搞了英格蘭的足球流氓。
全世界鬧事、破壞、鬥毆的彪炳戰功，也爲失控的足球文化贏得了「英國病」的稱號。 圖／歐新社
▎足球流氓的老祖宗：鄉里「釘勾枝」
做爲現代足球發源的英國，在中古世紀就已發展出類足球運動。
在中世紀的英格蘭農村地區，「足球」是一種地方的季節性儀式，鄉間鄰里通常會在「懺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過去復活節40天齋戒的前一天，如今已成爲各國狂歡、或瘋狂食用鬆餅的慶祝節日）或其他基督教聖節裡羣聚，並屠宰牲畜，摘下其膀胱充氣爲「皮球」（一說爲人頭...但那可能是更古老而不可考的年代），村民們在一路踢着追着這顆「球」，直到指定的目的地（「得分！」）。
這時期的足球比賽毫無規則且滿是暴力，因爲在慶祝宗教節日的目的之外，中世紀的足球賽往往也成爲年輕鄉勇「釘勾枝」的機會，各種土地糾紛、人情宿怨，也都能趁着足球賽一併「處理」。之後隨着這種運動儀式的習俗化，各地的參與也就越來越普及，每場「球賽」往往能聚集數百名鄉民參與，甚至演變成定期的鄰里械鬥——這也就是「足球流氓」在英格蘭的開端。
這種「鄉民足球」（Folk football）從12世紀之後流行於英格蘭，但隨着時代演變與人口增加，鄉民足球的暴力特性也就越來越強，各種伴隨着球賽興起的燒殺擄掠，也開始引發都市商人的不滿。像在1314年時，當時的倫敦市長法登（Nicolas Farndon）就在市場商人的要求下，發佈了史上第一筆「足球禁賽令」，以足球影響生意與造成破壞爲由，禁止「足球羣衆進入倫敦」。
但倫敦市長的禁令顯然撲滅不了英格蘭對足球與械鬥的熱情。到了19世紀，鄉民足球已成爲了動輒4、5百人的大型鬥毆派對，狂熱的暴力祭典，更讓鄰近的歐陸各國大感驚恐，在1829年時，一名法國訪客在親眼見證了德比郡的「鄉民足球賽」之後，半是驚愕半是疑惑地問到：
如果這就是他們所謂的『足球』，那他們的『鬥毆』還能是什麼？
「如果這就是他們所謂的『足球』，那他們的『鬥毆』還能是什麼？」19世紀的英國足球。 圖／英國國家足球博物館
▎紳士與暴力電視機
鄉民足球的流行一直持續到了18世紀，相關當局對於這種週期性的暴力械鬥以及其牽扯出的掠奪、糧食暴動...等「不法行爲」容忍度越來越低，同時工業革命的到來，也重新塑造了英格蘭農村的人口結構，而進到城市裡英格蘭人也因此接觸到了「現代化」的第一個階段。
在1848年一羣劍橋大學的學生東拼西湊，硬是爲足球這項運動湊出了一套明文「劍橋規則」（Cambridge Rules）之後，現代足球才終於隨1863年英格蘭足總的成立而正式誕生。當時爲了「馴化」年輕學生們過剩的精力，並避免原始足球的暴力延伸「傷了貴族子弟之間的和氣」，英國的公學體系也積極地參與足球的「規則化」，這不但奠定了現代足球的規則基礎，也將「維多利亞的紳士精神」融入了這時期的足球意識中。
現代足球的出現，轉移了鄉民足球的暴力因子：過去動輒數百的參賽者被限制爲每隊11人、從甲地打回乙地的無限足球也被限制在百來米的長方型球場裡、鄉民足球強身體魄「尋冤仇」的「解怨」功能也被仕紳們主打的「運動家精神」取代。社會文化的改變加上都市化、城市流行的推波助瀾，19世紀所出現的上流足球也逐漸流入勞工社會與農村，雖然足球場邊偶有羣衆狂歡失控、球迷入侵球場狂歡，或者是比賽結束之後的太嗨騷亂，但整體來說足球已不再如同過去一般狂野。
英國的公學體系也積極地參與足球的「規則化」，這不但奠定了現代足球的規則基礎，也將「維多利亞的紳士精神」融入了這時期的足球意識中。 圖／英國國家足球博物館
如此這般的健康、清新，也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中葉，直到另一項時代的科技發明，才又把人類給踢回暴力的深淵——那就是電視轉播。
20世紀初誕生的電視，被認爲是近百年來改變人類生活型態的最重要發明之一。在二戰之前，《BBC》就已在1936年開始放送足球相關的比賽內容，戰後更隨着家庭電視的普及而出現了錄播甚至直播的球賽節目。雖然足球賽的全面直播，直到70年代之後纔開始普遍，但轉播科技仍扭轉了足球的型態：電視的轉播突破了球賽的物理限制，球隊與比賽本身也更藉由全國性的曝光而成爲國民的討論話題、甚至滲入流行文化；但轉播中出現的不只有球員與比賽，場邊吶喊、鼓譟的球迷們，他們的激情——甚至是暴力舉動——也更受媒體轉播的刺激而被釋放。
二戰之後的英國，失去了昔日帝國的霸權光環，即使經濟獲益於戰後重建的紅利，但社會卻處處可見帝國崩解的陰影。在這段時間，英國勞工階級獲益於重建期的經濟，可支配的收入增加，各種發自於中下階級的次文化也蓬勃成長。這個時期的英國誕生了搖滾樂，街頭上的摩斯族文化（Mods）也讓工人青年的個性更顯狂放；但同一時間，英國在海外的殖民勢力也面臨崩解，海外勢力的撤退也帶來一批又一批來自於南亞、非洲或加勒比海的「帝國移民」，但本土與外來文化的摩擦，卻也掀起了一波波英倫的反移民浪潮，像是1958年倫敦諾丁丘的種族暴動、或是1970年代光頭黨流行的「暴打巴基斯坦」（Paki-bashing，指針對南亞社羣的攻擊事件），都是帝國崩解之後的後遺症。
這股躁動的街頭情緒與張狂的時代流行，再配上以地緣關係爲基礎的足球社羣、媒體轉播所強調的激情與雄性文化的球迷特色，種種元素都成爲鼓動球迷暴力的推手，再配上電視轉播、媒體報導所鋪陳的「展演舞臺」，「足球流氓」於是迅速帶動起了新一波的暴力文化，以球賽或球迷背景的鬥毆、鬧事遂自60年代開始燒遍全英，平均每個球季都有至少25起的大規模暴亂通報。
「足球流氓」於是迅速帶動起了新一波的暴力文化。 圖／美聯社
▎流氓之路：害人也害己
在場內被對手球迷欺負？糾人打回去；在客場會遭遇沒品的主隊球迷？糾人打回去；在路上遇到不是本地的隊伍？還是糾人打回去——足球流氓的出現就像是傳染病一樣地在英格蘭蔓延，這樣的惡性循環於是也被稱爲「英國病」（English Disease）。
60到80年代的「流氓全盛期」，不列顛的足球流氓也發展出了幾套常用的「對決常態」。他們稱呼彼此的幫派們爲「Firms」（公司，更貼近情境一點的翻譯或許是「黑色足球企業」），除了在場邊鼓譟、酒吧砸廠之外，球場出入的聯外道路也往往是足球流氓們幹架、突襲對手球迷的高風險戰場。
當時的球迷們也喜歡越過看臺上的隔離區，衝進場內或者是敵隊球迷羣裡挑釁。這種被稱爲「Taking ends」的活動，或許是搶走對手的旗幟、或者是狠揍對方趕下看臺來出出風頭。雖然「Taking ends」不常造成球迷傷亡，但無止盡的看臺暴動，對於維持秩序的警方與期待家庭票、女性觀衆入場收入的球隊來說，都是令人煩不勝煩的流氓現象，於是英國境內，甚至是歐洲的球場，也就陸續在看臺築起隔離牆、鐵絲網來隔離球迷。
但這樣的結果卻造成了兩次重大的球場悲劇，像是1985年的海塞爾球場慘劇中，在球場內暴亂的利物浦球迷們爲了躲避警方追捕產生推擠，因而衝倒了看臺上的球迷隔離牆、壓死了另一頭39名來自義大利的尤文圖斯（Juventus）球迷。而球場的隔離鐵絲網，更是讓1989年希爾斯堡球場慘案中，加劇了英國警方顢頇諉過的失控人流管制，而導致慘烈死傷的球迷踩踏事件，使救援與疏散也難以進行的場地因素之一。
1985年的海塞爾球場慘劇。 圖／美聯社
1989年希爾斯堡球場慘案。 圖／美聯社
英格蘭的足球流氓在中世紀生根、隨電視機崛起，但「英國病」對世界的暴力征服，卻是在1970-80年代的事情。當時本土的足球聯賽隨科技進步後，頻繁的電視直播而更見熱鬧；對外，英格蘭的足球更是一度「統治」了歐洲大陸。
1976年到1983年之間，來自英格蘭聯賽的幾支球隊——利物浦、諾丁罕森林、阿斯頓維拉——接連地在歐洲冠軍盃（歐冠，也就是現在的「歐洲冠軍聯賽」）封王，6年6冠都來自英格蘭，球隊在歐洲的成績與能見度，也連帶讓球支持者們在歐洲「走路有風」。
但與此同時，英國的經濟卻在70年代末期陷入蕭條，失業率不僅重創了戰後剛崛起的英國藍領階級，隨後上臺的柴契爾夫人與其保守政府爲了重振經濟，更選擇一連串的私有化與去工業化政策，跟不上的轉型步伐的勞工與城市，遂陷入了衰退、被淘汰甚至是消失的命運。這段時間裡，工人運動與政府在街頭的對抗漫長無盡，而中下階層——特別是角色壓力最沉重的年輕藍領男性——對社會與主流價值的無力、不滿與失落，也蔓入足球流氓的文化社羣，讓無處揮發的精力轉化成鬥毆的暴力血性。
英格蘭的流氓球迷隨着球隊，一起在歐洲「東征西討」，這些成羣結隊的年輕男子往往在異國街頭喝得酩酊大醉，接着「據地爲王」開始破壞街道、球場，對往來的路人商家、敵對球迷甚至是鎮報警察大打出手。但這樣的「鬧事日常」卻在1985年歐冠決賽中釀成了前述的海塞爾球場悲劇，在場內騷亂的英格蘭人被歐洲足協認爲是「害死人的兇手」，而對全英格蘭的球隊施以長達5年的「歐洲禁賽」，英格蘭足球在歐陸賽場上的輝煌時代於是黯然而終。
足球流氓與球迷失序所能造成的破壞，自此之後開始以悲劇之姿反嗜英國社會。在海塞爾球場悲劇後的4年，利物浦球迷又發生了希爾斯堡慘劇，雖然在事後20多年的調查與究責之後，這場殺死96名球迷的踩踏意外，已被證實是球場設計不良與現場警方出入管制失誤所致，但「足球流氓」在社會的刻板印象，卻讓當局借力使力地推卸掉了責任。
當時的柴契爾政府爲了對抗工運與社會騷亂與警方的「過從甚密」，比起爲「惡名昭彰」、政治傳統又傾向工黨的利物浦球迷討回公道，柴契爾政府更無法接受警方的社會形象與威信受到挫敗。在這樣的態度之下，檢警官方於是配合媒體（梅鐸集團，特別是《太陽報》）「帶風向」，不斷釋出錯誤的驗屍與口供結果，將肇事責任與壓力導向「足球流氓酗酒後推擠鬧事，自己人害死自己人」的輿論結論。
《太陽報》在希爾斯堡慘案時的報導，讓利物浦人至今仍無法原諒梅鐸集團。 圖／《太陽報》
接連的悲劇扭轉了英格蘭的球場生態，爲了向球迷們表達「來看球不會害死你」的安全保證，各種球場設計與場外管制也都更趨嚴格：像是球場裡也引進了更制度化訓練的保安（Stewards）來引導並預先控看臺秩序，過去分開球迷的鐵絲網與隔離牆也被拆除，球場內購票採用實名會員制，原本炒熱氣氛、讓球迷跳上跳下的看球站票也都因安全問題而被取消。
球場之外，社會對於足球暴亂的厭煩，也促使警方更爲深入地取締足球流氓。在過去，足球流氓團體的場外鬥毆，通常不會招致重罪，但爲了打擊足球暴力英國政府也推動了反足球流氓的立法，讓司法當局可以對製造騷亂的球迷施以「禁賽令」——只要有相關暴力情事，就不得於比賽日出入球場周邊地區，否則就將加重判罰入監服刑。
雖然這些手段大大提升了英格蘭的球場安全，足球比賽日也曾以往的肅殺「拼生死」轉成了更仕紳化、溫馨化的家庭娛樂場域，但足球暴力卻只是轉換而沒能被根除，英格蘭的足球流氓文化，亦順着潮流，走入了另一階段的發展超展開。
足球暴力卻只是轉換而沒能被根除，足球流氓亦順着潮流，走入了另一階段的發展超展開。 圖／路透社
▎流氓與Burberry
不過當鬥毆與鬧事的惡名越來越響亮的同時，英格蘭的足球流氓也發展出了自己一套的「品味模式」。與大衆想像中，足球流氓就是光着上身、露着毛茸茸的大肚腩的醉醺醺莽漢不同，承襲60年代街頭次文化的英格蘭足球流氓，反而融和了一部份的「Teddy Boys」（港譯：古惑仔）特質——喜好穿着華服，極力在外表上展示自己的外在「品味」。
大部分的足球流氓其實鮮少在「車拼」的時候，穿着球隊的球衣或者是代表色——因爲大多數的球迷衝突都是球場外的「突襲」，穿着球衣走來走去，也太容易引起對手的注意，同時在80-90年代開始，英國警方對於足球流氓的取締也逐漸加重，爲了避免查緝，足球流氓們才發展出了「便服文化」。
各派系的「Firms」通常會選擇「指定品牌」當作自己的標誌服裝，其中像是英國常見的Stone Island、或者是更「本土傳統」的Aquascutum、或者是Burberry，都是球場附近常見的服裝標誌。
但對服裝的品牌形象來說，被足球流氓「青睞」並不是什麼太令人歡喜的消息——例如國際知名的Burberry就對於足球流氓很是頭痛。與足球萬人迷貝克漢（David Beckham）一家代言關係過從甚密的Burberry，在千禧年前後曾被英格蘭的足球流氓給害慘，因爲太多Firms選擇Burberry的產品——特別是經典格紋棒球帽以及米色的飛行外套——讓這家傳統老店的公衆形象大受影響，其經典格紋與騎士商標，更一度與足球流氓劃上等號，各地還出現了以「House of Burberry」（朴茨茅斯）、「Burberry Boys」（桑德蘭）爲名的流氓天團，惡名昭彰的鬧事者形象，也在2003年逼得了英國全境的酒吧發起抵制運動，禁止「着Burberry品牌者入內飲酒」。
在對階級風格頗爲敏感的英國社會裡，足球流氓的青睞，簡直是Burberry的噩夢——因爲Burberry非但沒因此而在零售銷量上獲益，足球流氓圈裡的流行反倒讓大量仿冒品充斥於英國市場。「社會觀感不佳」的使用者形象，更讓這個創立於1856年的百年品牌，變成了「Chav」（英國人對於浮誇但又沒品味的年輕人蔑稱）意象的同意詞，而被同行以及高階消費者們所嘲笑、鄙棄。
在足球流氓的「壓力」之下，Burberry隨後展開了長期的轉型期（包括停止生產那曾經「經典」的格紋棒球帽），直到近年才成功藉由低調奢華的路線，暫時甩開了「球場愛用者們」的注意力。
「Chav」示意圖。 圖／維基共享
▎醫治英國病
80年代的足球暴力讓「英格蘭=足球流氓」的惡名招搖至今。但2、30多年過去之後，足球界的流氓生態其實早已物換星移。
90年代開始英國警察聯手足球俱樂部打擊足球流氓，各種取締、緊賽、罰款、入獄等，有效地汰換掉了80年代那幫「硬骨頭」。而因應國內日趨嚴格的管制，足球流氓的網絡雖仍存在，但爲了躲避緝捕，其鬥毆的方式也轉而地下化，敵對的流氓團體之間會透過網路，在非比賽日的第三地「約定對決」——就像電影《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一樣。足球對於這些團體僅是號召彼此的一種社羣認同，流氓間對賽事的涉入與干擾也就相應降低。
但在國內如此，出了國的這些傢伙卻又是另一回事。自90年代開始，以英格蘭國家隊爲號召的足球流氓，在國際媒體跟前出醜的機會反而越來越頻繁。新一批在海外鬧事的流氓骨幹，更多是來自於低階聯賽來的流氓團體——這些球隊平時並不常有跨國或歐陸的比賽經驗，同時英國警察對於低階賽事的維安與追蹤，也不如對待英超聯賽一般的謹慎，因此許多漏網之魚的草根新面孔，也就成爲千禧年前後英格蘭足球流氓的鬧事新生代。
幾個代表性的「戰績」像是：1995年2月，一批右翼傾向的英格蘭足球流氓渡海遣入了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參加」愛爾蘭國家隊與英格蘭的友誼賽，但一開賽這批英格蘭流氓就先在看臺上動手，「先拆座墊」在球場內砸場鬥毆，最終兩隊的友誼只開啓了27分鐘就被裁判宣佈「放棄比賽」。
之後在1996年於英格蘭本土舉辦的的歐洲國家杯，或是1998年世界盃、2000年歐洲盃中，英格蘭球迷們也都毫不客氣地在街區鬧事、酗酒、鬥毆。特別在2000年荷蘭舉辦的歐洲盃賽事裡，英格蘭與「宿敵」德國隊好巧不巧地抽中了同一小組，而兩國的足球流氓在英德之戰開賽前，也在布魯塞爾號召了近千人「全民開打」，鬧得比利時雞犬不寧，逼得主辦的歐洲足協祭出了「足球流氓再鬧一次，英格蘭就退賽」的嚴正警告——但諷刺的是，鬧事的德國與英格蘭隊之後卻手牽手地小組淘汰，鬧完一回的兩國流氓們也只好摸摸鼻子打包回家。
2000年歐洲盃，英格蘭球迷大鬧布魯塞爾，讓主辦的比利時頭痛不已。 圖／路透社
1998年在法國舉辦的世界盃，英格蘭隊對陣突尼西亞隊的比賽竟被選在馬賽球場，大批的英格蘭足球流氓於是在馬賽大亂鬥，對城中所有的北非裔面孔嚷着要「所有突尼西亞人都滾出來！」 圖／美聯社
2016年歐洲盃，英格蘭球迷重返馬賽，並又一次上演了18年前的亂鬥戲碼。 圖／路透社
爲了箝制激進球迷們的鬧事，英國檢警也加強了取締權限，像是在各種國際大賽開賽之前，提前提報「重點對象」、暫時沒收護照以阻止他們出國搗亂。同時歐盟各國的警察也會彼此配合，例如2006年在德國舉辦的世界盃，英國與波蘭警方都有派遣執法人員前進德國，協助主辦單位指認足球流氓，並參與鎮暴球迷騷亂的清場戰術。
但即便警方通力合作，2006年的世界盃卻仍成爲英格蘭球迷砸場的舞臺——畢竟在老對手的家裡，不鬧事對這羣人來說可真說不過去。大批英格蘭球迷在法蘭克福、司圖加特都與德國球迷發生街頭衝突，納粹禮、二戰軍歌、歧視性言論（「土耳其人都從德國滾出來！」）都讓英德足協臉上無光。
不過英格蘭的足球流氓如果真的那麼囂張，爲何在2016年法國的歐洲盃賽場之外，又會發生如馬賽騷亂——英格蘭球迷連三天被俄羅斯足球流氓圍攻、狠揍——的情事呢？其實自冷戰結束之後，昔日東歐的鐵幕大門早已開啓，但開放之後的經濟自由主義浪潮，亦讓各國出現了程度不一的社會失序，而重演了英格蘭在1960-80年代之間，球場暴力文化的往事，像是俄羅斯、波蘭、烏克蘭等地，近年「建立」的足球流氓大軍，聲勢多比英格蘭的本土流氓更爲龐大，結合政軍黑幫的故事，往往也與在地政情盤根錯節，而衍生出另一種版本的流氓故事。
只不過英格蘭的流氓「傳說」相對悠久，球迷醉醺醺失態的模樣與英國紳士的形象反差也更大，一時之間要讓「英國病」變成「俄羅斯病」、「波蘭病」，就算是全球化時代，代名詞形象的轉換也還需要更多一點時間。
2016年歐洲盃，英格蘭與俄羅斯的小組比賽賽後，俄羅斯的足球流氓衝過隔離區，暴揍英格蘭球迷的「英國國恥」畫面。 圖／歐新社
圖／歐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