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狂悅》獨裁者打不過作曲家兩百年──樂團和電影共話英雄（周天瑋）

貝多芬將他成就非凡的第三號交響曲定名爲《英雄》，在完成創作的時候，他在總譜扉頁上寫着「獻給波那巴」（拿破崙的姓氏）。 但他隨即聽到拿破崙稱帝、摧毀了共和，於是他憤而不惜將扉頁擦破，將獻辭塗掉。（圖／索尼影業提供）

我們是否又回到了一個呼喚英雄的時代？回顧2023年秋冬音樂季，柏林愛樂樂團選用了德國作曲家理查•史特勞斯所寫的交響詩《英雄的生涯》開季，而且緊接着在四個星期之後，演出了貝多芬的第三號《英雄》交響曲。轉瞬間，對英雄的歌頌似乎成爲了今天世界音樂之都柏林的一大藝術主題，並且透過柏林愛樂專屬的《數位演奏大廳》平臺（本月正歡慶15週年）而同步傳遍到世界。

無巧不成書，過了四個星期，國家交響樂團（英文又名Taiwan Philharmonic）在臺灣也隆重演出了史特勞斯的《英雄的生涯》，樂團並且聘請回到臺灣服兵役的旅美小提琴家林品任擔任負責獨奏的樂團首席，話題性十足。

自2022年初，世界終於逐漸脫離新冠病毒危機，正暗自慶幸，不料一前一後，俄烏陷於戰亂，臺海滑向圍島邊緣，雙雙立即引起舉世關注。各大樂團的音樂總監和音樂家們一個個人同此心，心有慼慼，怎麼會不想到一起？果然，進入2023年秋季，中東以哈戰事爆發，美國拜登總統似乎還活在巴洛克時代，頓時備感左支右絀，難以團結面對災難。於是，世人愈益加深了這一層「單極霸權末葉」的時代共同危機感，無怪乎芸芸衆生能不呼喚英雄？

問題是，我們期待怎麼樣的英雄。

歷史似乎存在着一個規律，西方獨裁者必然利用古典音樂壯大聲勢、馴化人心。前有希特勒，後有普丁；希特勒以華格納爲最愛，而普丁也以關注音樂和柴可夫斯基大賽著稱。然而從19世紀初葉開始，西方古典音樂跨入古典和浪漫兩時代之交，獨裁者被音樂家打敗的例子登場了。

浪漫主義時代的作曲家們很願意去歌頌英雄，英雄是他們最重要的主題之一，但是作曲家一旦終結了人身依附，取得了財務和政治獨立，他們樂於歌頌的便不再是假英雄，而是真英雄。貝多芬正是這樣一位開創者，他的九部交響曲可以聯成一氣看待，宛如一整篇大型交響敘事詩，描寫着理念中的英雄，他的奮鬥掙扎、他的事業、他的生活、他的熱愛、他的思想內在和他的葬禮等各個側面。

在古典音樂界幾乎衆所周知，貝多芬將他成就非凡的第三號交響曲定名爲《英雄》，在完成創作的時候，他在總譜扉頁上寫着「獻給波那巴」（拿破崙的姓氏）。 但他隨即聽到拿破崙稱帝、摧毀了共和，於是他憤而不惜將扉頁擦破，將獻辭塗掉。隨後在樂譜出版的時候，貝多芬再將標題改寫爲「英雄交響曲，爲紀念一位偉大人物而作」。歷史文獻記載的這個事實，具體說明了貝多芬否定征服者，鄙視專制，拒絕個人崇拜，而一心要爲理念服務的崇高價值取向。

繼續這個精神傳統的作曲家，包括理查•史特勞斯。存在主義者史特勞斯在音樂上將英雄概念降尊紆貴，帶到衆生個人的層次。他所寫的交響詩《英雄的生涯》是自傳體，表示自己就是英雄，寫的正就是自己和妻子的生活，而趣味和拿破崙相比，毫不遜色。這樣自詡，在當時可能顯得太過，但是從125年之後的今天回顧，一個具有強大創造力而思想超越的民間巨人，與帝王將相平起平坐，本無不可。史特勞斯並且還以他的生命，證實了他近乎執拗的觀點。

史特勞斯一生作品洋洋灑灑，驚世駭俗而地位崇高。在納粹初期，他擔任帝國音樂院的院長，卻堅持「政治不正確」，繼續保護猶太音樂家並且與猶太作家緊密合作，因而失去了宣傳部部長戈培爾的信任，直到被迫辭職，可他盛名不衰。二戰結束前夕，美軍坦克開到，他站在家門口，宣佈是歌劇《玫瑰騎士》和《莎樂美》的作曲家，便全家得到禮遇，門前插上“Off Limits”的牌子，秋毫無犯。當此之時，獨裁者希特勒已經墜入生死掙扎，輾轉反側於遺臭萬年，境遇顯然不能和他這位「素王」相比。

寫到這裡，讓我聯想到金希文作曲的《黑鬚馬偕》和《馬偕組曲》。 加拿大傳教士馬偕在19世紀末到臺灣傳教與行醫，他一生奉獻的精神與行止，完全符合史特勞斯民間英雄形象。2023年1月，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和臺北愛樂合唱團聯合演出《馬偕組曲》，我受邀在臺北國家音樂廳聆賞。金希文作曲非常成功，內涵與技法成熟大氣而有創造性，臺灣應該爲擁有這樣的作曲家、作品和音樂家們、焠煉出像這樣的演出夜晚，而感到自豪，份量足以傲視世界舞臺任何一個第一流的原創演出。

最近好萊塢推出的兩部電影，際遇天差地別，似乎再度印證了前述的英雄觀。影片之一、耗資甚鉅的《拿破崙》評價慘敗，而同樣是傳記大片、描繪美國作曲家兼指揮家伯恩斯坦一生的《大師風華：真愛樂章》卻得到相對好評。原因當然可以歸於製片、導演、演員、剪輯等不一而足，但是一大關鍵不能忽視，那就是拿破崙做爲一個主題人物，先天不足，譭譽參半。正如同他所遭遇到的「貝多芬憤怒時刻」，獨裁者終結共和的醜惡記錄，永遠無法洗刷，而且今天走到民主時代，評價相形更低，電影編劇焦灼於敘事與角色人格形塑矛盾，如果殺不出一條血路，觀衆便無法建立認同。

因此，獨裁者的一大歷史教訓，或許便在於他不但無法通過史家文字的褒貶，也無法僥倖迴避作曲家這一關。即使音樂的符號貌似桃李不言，特立獨行作曲家的精神力量與血肉之軀，在生命的殊勝時刻，其光明燦爛可能不下於「太史簡、董狐筆」。

而且，如果要問到作曲家那「桃李不言」的表述究竟是什麼？大指揮家君特•旺德有一句名言可以借來做爲答案。他說，「音樂所表達的，非文字所能形容，但又不能不說。」那不能不說的，便是音樂的力量之源。

所以，放眼世界，還有多少獨裁者會被音樂家打敗？

（作者爲專欄作家、文化評論人、加州律師、美國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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