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美國硬剛的伊朗，對中國有多重要？不只是石油那麼簡單
伊朗依靠着自身獨有的石油資源，不僅成爲了中東地區的小霸王，更是敢與美國硬剛。
更爲重要的是，他的存在對於中國而言非常重要。
冷戰以來，隨着美蘇關係的緊張，和冷戰局面的形成，世界各國都成爲了這兩個大國鬥爭的舞臺。
在伊朗的王國時期，他們素來與美國交好，成了美國對抗蘇聯的橋頭堡。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伊朗國內的有志之士慢慢看穿了美國虛僞的面孔。在革命之下，成功推翻了國王，並且阻斷了美在伊的所有利益。
這直接導致了兩國的斷交，更是在隨後的幾十年中摩擦不斷。
俗話說得好，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
伊朗作爲素來與我國有友好往來的國家，在目前一超多強的格局下，對中國的意義非凡。
那麼，伊朗爲什麼有底氣敢與美國硬剛？
而其對中國而言有多重要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取代英法成爲中東地區的主導勢力。
美國中東政策在於阻止蘇聯向這一地區擴張，保護以色列的安全，反對激進的民族主義。
巴列維國王時期，由於美國推行“尼克松主義”，伊朗與美國的軍事戰略合作關係迅速發展。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伊朗一直是美國在海灣地區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海灣地區力量對比和戰略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美伊斷交併走入對抗軌道，伊朗伊斯蘭革命初期，伊朗奉行“既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的社會發展模式，在西方資本主義和東方社會主義之間開闢政教合一的社會政治發展道路。
自此之後，伊朗始終奉行反美政策，兩國關係從盟友變成了敵人。從那時起美國中東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遏制伊朗。
冷戰結束後，鑑於薩達姆政權的稱霸野心，美國對伊朗、伊拉克實行雙重遏制政策。
“9·11”事件後，美國以反恐爲由，不僅向中東地區輸出所謂的民主。而且加強實際的軍事存在，以提升對該地區局勢的有效控制力。
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後，美國與伊朗矛盾凸顯出來，美國利用伊核問題大做文章。
在美國看來，伊朗擁有核武器，將破壞地區的穩定性，威脅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利益，並使核不擴散體制遭到削弱。
奧巴馬上臺後，美國開始調整其中東政策。奧巴馬政府意在改變前任政府過度使用武力的方式，主張運用軟實力來構建總的政治條件以克服長期的挑戰。
他致信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建議改善兩國關係，奧巴馬還允許美高級外交官幾十年來第一次會見伊朗同行。兩國的關係看似要發生緩和。
然而，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總統後，美伊關係緩和趨勢中止，出現了新的危機。
特朗普競選總統時提出的“美國優先”的口號，實際上完全是以自我爲中心，其對外政策在於減少美國所承擔的國際義務，以儘可能小的成本維持其霸主地位，特朗普政府決定改變美國對伊朗的政策。
2017年通過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指出，伊朗是支持恐怖主義的主要國家，它利用中東地區的不穩定，藉助其夥伴和依附於它的勢力推進自己在本地區的利益。
反對伊朗鞏固在中東的地位，就成爲美國對外戰略最重要的方面。
2018年5月，美國單方面宣佈退出2015年的伊核協議。
此後海灣地區發生了一系列嚴重事件，緊張局勢持續升級。
2019年5至6月間，5艘商船和2艘油輪在阿曼灣遭到襲擊，美國指責是伊朗所爲。
6月底，一架美國無人偵察機在霍爾木茲海峽被伊朗擊落。
9月20日，特朗普又宣佈對伊朗實行新的制裁，同時又爲其軍事遏制政策進行辯護。他聲稱可以隨時下令在一分鐘內對伊朗的15個重要目標進行軍事打擊。
伊朗外長沙里夫聲明，對伊朗的進攻將導致“全面戰爭”。
2020年1月3日，美國發動突然襲擊，通過無人機炸死伊朗“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引發國際社會強烈關注，一時間美伊兩國似乎真的到了直接軍事衝突的邊緣。
但在戰爭的門口，雙方又保持住了極大程度的剋制，無論是任何一方，都沒有做好發起一次戰爭的準備。
於是兩國之間的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看似劍拔弩張互相消耗，卻也不會真的擦槍走火。
中國與伊朗的接觸要比美國早得多，中國和伊朗的接觸始於公元前2世紀末，那時的伊朗還叫波斯。
漢武帝劉徹統治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漢帝國與西域各國建立起了聯繫，絲綢之路由此開通。
此時伊朗正值帕提亞王朝時期，在中國古代史書中最早稱伊朗爲安息國，就是指波斯的帕提亞王朝。在《史記·大宛列傳》中，就首次提到伊朗的存在。
而從歷史來看，伊朗和中國在近代也有着類似的遭遇。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在世界範圍內開展殖民，中伊兩國先後淪爲半殖民地。
1828年的俄波《土庫曼徹條約》，伊朗“變成俄國的附屬國”，而1842年的《南京條約》是中國淪爲半殖民地的開端。
中伊兩國的封建統治者苟且偷生、認賊作父。
中伊兩國人民飽受內外反動派的欺壓蹂躪，就在這種情況下，伊朗爆發了巴布教起義，中國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
這兩次起義幾乎同時出現、反映了兩國人民的共同遭遇，打擊了共同的敵人。
20世紀初，中伊兩國先後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
1905-1911年的伊朗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
伊朗革命的消息由旅居日本的中國革命者從日本報刊獲悉後傳到國內，中國《外交報》對伊朗革命的發展極爲關注。
伊朗革命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給中國人民以巨大鼓舞。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沉重地打擊中伊人民的共同敵人——英、俄等帝國主。
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是近百年來中伊人民反侵略鬥爭的重要內容。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在爭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鬥爭中，和伊朗等國簽訂了平等條約。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籤訂的第三個平等條約，也是中國同西亞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是中伊友好的珍貴記錄。
這種良好的友誼，一直保持到抗戰時期。
在整個30年代和40年代中期，正是中國人民艱苦抗日的年代，伊朗一直想方設法與中國保持着良好的聯繫。
經過艱苦的奮鬥，兩國都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道路。
20世紀中葉，中伊兩國終於走過了艱難的歷程。新中國的成立和獨立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本應迎來了中伊關係史上的春天。
可惜的是1949年，巴列維國王藉口一次對他暗殺未遂事件取締了伊朗人民黨。
1953年，巴列維在石油國有化運動中，被摩薩臺領導的民族陣線推翻並一度流亡國外。
他懼怕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中蘇結盟，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自然採取了拒絕態度。
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意識形態的差異和利益權重的考量使新中國和伊朗彼此戒備‚相互疑慮重重‚也是這個時期中國與伊朗建立關係的主要障礙。
中伊兩國雖然在1971年建立了外交關係，但由於伊朗國內發生的伊斯蘭革命，導致兩國關係又一次跌入冰點。
1979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中美建交；同年，伊朗發生了伊斯蘭革命。
這兩件事改變了冷戰末期的國際格局，也改變了中伊關係。
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並與美國建交，伊朗政治社會從高度西化轉向宗教化、革命化，美國和伊朗結束了30年的結盟關係而走向敵對，中、伊兩國的內政和外交幾乎同時逆向而行。
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撥亂反正，對外重點解決困惑中國多年的中蘇敵對關係和處理剛剛建立的中美關係，無暇顧及也不願捲入中東事務。
以當時自身的處境，中國也很難讀懂伊朗的伊斯蘭革命。
伊朗方面，由於新政權剛建立，立足未穩，忙於內部鬥爭，加上伊朗公衆對中國領導人在伊朗革命勝利前夕訪伊的不滿，導致中伊關係一度十分冷淡。
1979年11月4日，伊朗學生佔領美國大使館，將美國外交官扣押爲人質。
伊朗伊斯蘭革命政權還宣稱對外“輸出革命”，國際形象欠佳。
因此，當1980年9月21日兩伊戰爭爆發時，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少數對戰爭保持中立的國家。
1980年1月30日，美國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對伊朗實行經濟制裁的決議草案，安理會15個成員國中，10個國家的代表投了贊成票；
蘇聯和民主德國代表投票反對；
墨西哥和孟加拉國代表棄權；
中國代表沒有參加投票。
伊朗迅速對中國釋放的善意作出了反應。
兩週後，伊朗現宗教領袖、時任議員的哈梅內伊以總理特別代表的名義訪華“澄清國際事務立場”。
1983年，伊朗交通部長內賈特·侯賽尼揚和外長韋拉亞提先後訪華。
1984年，中國外長吳學謙訪問伊朗，分別會見了伊朗總統哈梅內伊和議長拉夫桑賈尼，兩國關係從此解凍。
中伊兩國在“反對霸權主義”問題上始終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1992年，美國宣佈向臺灣出售F-1軍用飛機後，中國在北京高調接待了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
中國對伊朗釋放的善意，自然引起了伊朗的積極迴應。
對於中國來說，需要在世界上尋找盟友對抗美國，而伊朗同樣有着這樣的需求。
兩國一拍即合，保有着極大的默契，凡是美國從中作梗的，兩國都會支持對方的立場，以抵抗美國的惡意。
隨着兩國高層的進一步互相訪問，兩國的文化和經濟交流也逐漸展開，取得的許多重大的成果。在廣播電視、科學技術、稅收優惠、石油進口等多個領域都展開了深入的合作。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能源需求猛增。2000-2002年，中國進口伊朗石油分別爲700萬噸、1085萬噸和1110.7萬噸，在中國進口石油總值中分別佔10%、18%和15.16%。
2001年，伊朗曾超過阿曼成爲中國石油進口的第一大來源國。
如今，伊朗每年向中國出口原油2700萬噸，成爲中國第三大能源供應國。
近年來，中國的三大石油巨頭——中海油、中石油和中石化都與伊朗方面就石油天然氣開發進行了密切合作。
但兩國的交往不僅僅止於石油。
在具體重大問題上，伊朗始終堅持一箇中國原則，在所有涉華國際問題上，一貫譴責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行徑，支持中國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正當措施。
在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期間，伊朗政府第一時間伸出援助之手，伊朗外長穆罕默德·賈威德·扎裡夫是全球第一個公開聲援中國的外交部長。
中國疫情緩解後，與伊政府在抗疫方面積極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加深了彼此信任。
當今世界，國際格局變化加速，各種不確定性逐漸增加。在某些西方大國的一廂情願下，屢屢挑起事端，中伊兩國攜手合作，應對全球性問題的必要性日益迫切。中伊兩個文明古國必將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爲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