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修的鐵路上，開來一輛閃光的列車

10月，不存在科幻的主題是「收穫」。

晚清時期，詹天佑主持修建鐵路，並建成之日請了諸多外賓觀禮。故事的開始，要從鐵路上一樁離奇的失蹤案說起……

蔡建峰 | 1994年出生，福建泉州人。小說《尼伯龍根之歌》獲未來科幻大師三等獎。《記憶捕手》收錄於“中篇科幻佳作叢書·科幻劇院系列”《未來往事》，《匯流》收錄於同系列《未然的歷史》。

結局

全文約13000字，預計 閱讀時間 26 分鐘

事情發生在1909年（清宣統元年）的夏秋之際，那是我從日本中央大學學成歸國的第一年。五年前，我進京趕考，高中進士，同榜的有沈鈞儒、譚延闓、葉恭綽等人，而我是最年輕的一個，還沒二十歲。我們是清廷的最後一批進士，獲得了“知縣即用”的資格。但由於我志不在官場，同一年便遠赴日本。從海外留學歸來後，我接受朝廷調遣，任郵傳部員外郎、派參議廳行走兼編譯局纂修等職。我着重要講的是前兩個職位，因爲正是在郵傳部，我結識了同僚詹天佑詹大人——清廷已然覆滅，也許我用“先生”二字稱呼更好，但彼時我們都在朝中爲官，故此處還是用“大人”爲妙。

我叫黃爲基，字遠庸，1885年1月15日（清光緒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於江西德化的一個書香世家，1911年（清宣統三年）武漢首義爆發後，承受李盛鐸的建議，辭去官職，以“遠生”爲筆名，專心從事新聞工作。我之所以說，新聞第一義在大膽，第二義在誠實不欺，又說當記者的，要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是因爲在我之前，沒有記者，只有報社裡所謂的訪員，他們收受賄賂，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向來是樂於把案子壓下不報的，可記者是純粹潔白自食其力之一種精神上之工人，我從來就不願與他們爲伍。

言歸正傳。1909年，這個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它先是遭逢戰亂，而後又被列強洗劫一空，最終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我從日本歸來，到郵傳部任職，閒暇時分也會給各大報社投稿，寫一些時評類的文章。時至今日，我都認爲，詹天佑詹大人一定是偶然間在報紙上瞥見了“遠生”這一筆名，又或者是我哪次不慎說漏了嘴，纔會在事發當天找上門來，約我到前門青雲閣的玉壺春品茗。這一天是1909年8月11日，京張鐵路歷時四年建成，由詹大人一手籌劃，計劃於10月2日通車。遠庸的骨子裡有好走動、愛打聽的記者天性，因此當他提到鐵道上的離奇事件，並示意我做一次調查時，我不作猶豫便應下了。然而遠庸彼時還不知道，此次調查將引我走上一條不歸路，路的盡頭我預見了自己的結局。

事情是這樣的：自京張鐵路全線竣工以來，已有三十七名鐵路工人在驗道專車上失蹤，詹大人懷疑這是洋人在暗中搞破壞，便希冀能有個接受過新式教育的去查個明白，以免在通車典禮上出了差錯。我早就聽說詹大人原是最早一批赴美留學的幼童，京張鐵路是他畢生的心血，我自然不敢怠慢。其實對於鐵路，我並非一無所知。早在日本學習的時候，我便坐過幾次火車，對腳下這個晃動的蒸汽怪物，沒有害怕，只有好奇。

詹大人說，修這條鐵路，就是爲這個國家爭一口氣。於是翌日清晨我就動身了，第一站是豐臺柳村，這裡是京張鐵路的起始站，有個叫王二的工人家就在附近。這天正好下雨。我登門拜訪，看見一座用泥巴和茅草糊成的屋子，一處沒有圍牆的幾乎不能稱爲院子的院子，院中有一棵樹，樹下拴着一頭淋雨的老黃牛，邊上還有個蓄滿了雨水的石碾子，想來是秋天磨穀物用的。我到的時候，一個戴着葦簾頭兒、皮膚黝黑的婦女正站在樹下，竭力要把那頭黃牛牽到屋中避雨，也許是怕雷電把它劈死了罷。從樹下到屋裡有幾步路，得先淋上一陣雨。但黃牛不肯，犯了犟脾氣，執意要躲在樹下。於是女人吆喝起來，衝我喊道：

“嘿，那邊那個站着的，別光看啊，搭把手。”

我猜這女人就是王二的內人張氏，便幫她把牛趕到屋中。雨下得這般大，方纔在雨中我們都看不清彼此，但到了屋內，她定睛一看，瞧見我身上的官服，便嚇得納頭便拜。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牛，牛在邊上甩着尾巴，無辜地看我，女人在地上俯首，視線僅能觸及我的靴尖。我讓她起身，她不肯。我說無妨，她還是不肯。她跪在那裡，就像黃牛一樣犯了犟脾氣。我知道說到底她不是不肯，而是不敢。無奈之下我只好請她講理，並且說明了來意。但女人站起來的第一件事，不是回答我的話，而是動手要去趕那頭黃牛，因爲從剛剛進屋開始它就當着我的面一刻不停地拉糞。

“讓欽差大人見笑了。”她說。

我說我不是欽差大人，只是來看看情況的，也沒必要剛把牛趕進屋，又把它趕出去淋雨。女人喏了一聲，低頭站着。看得出來她很害怕，不知是怕她得罪了我，從而降罪於牛，還是怕牛冒犯了我，遷怒於她。兩者沒什麼區別。我知道牛是她的命根子。我許諾既不會怪罪她也不會怪罪牛，女人這才平靜下來。一時間我們都不說話。屋裡漏着雨，地上擺着個接雨的木盆，雨水的嘀嗒聲間或響起，猶如鐘錶。女人羞慚地立着，黃牛在舔木盆裡的雨水，我打量着這簡陋的小屋裡的擺設，發現它根本沒有什麼擺設。

張氏後知後覺地想起了我的問題，她對失蹤的工人一事絲毫不驚訝。她告訴我，她與王二不相見已四年餘了，自從鐵路開始施工後，他便沒了音訊；這四年來她都是一個人過的，村裡人也早當她是個寡婦了。女人沒有哭，儘管來之前我已做好了面對她失聲痛哭的準備。我的手頭有一沓相片，名爲《京張路工攝影》，是朝廷出資委託譚錦棠拍攝製作的，計劃於通車後出版。相集全套分爲上下兩卷，總計一百八十張照片，詳細記錄了從1905年到1909年京張鐵路的施工場景；其中有一張照片，是他們在鐵路修成時的合影，最前排是工程技術人員，右起第三人正是詹大人，而在後面的驗道專車上，擠着的都是鐵路工人。我請張氏好好看看照片，看上面有沒有王二，她搖了搖頭，說是人太多了，看不清。於是我又找到另外一張合影，這次工程技術人員站在左側，鐵路工人則在右側的驗道專車上，女人一下子就看到了他。

“他從來就是個不起眼的，”張氏反覆唸叨道，“把他丟到人堆裡，得看花了眼才能看到他。”

我看着王二，照片中的他是一個表情嚴肅甚至是有些木訥的男人，長着一對稀疏的八字眉，除此之外看不出更多的東西。我一無所獲。告別的時候，女人送我到村口，有些忸怩。我一眼便看出了她的心思，便把那張照片單獨抽出來給他，告訴她一有王二的消息，會派人通知她的。雨還在下着。地有些泥濘，不好走。我讓她別送了。張氏停住腳步。我提着袍子的下襬繼續往前走了一小段路，回頭看她，發現她還在村口站着，也許是在盼望着，我想到四年前她或許就是這樣送別自己的丈夫的，但在雨中，我看不見她的臉，看不清她的身後是否還有那頭牛，我能看見的僅是一個悽惶的身影，一個戴着葦簾頭兒的輪廓。然後我上了路。

接下去幾天，我坐一列驗道專車，經沙河、南口，過居庸關一路北上。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我聽聞于右任被驅出上海租界了，而由他一手創辦的《民呼日報》（該報以“實行大聲疾呼，爲民請命”爲宗旨，大膽揭露貪官污吏罪行），僅開辦三個月便於8月14日被迫停刊。那時我人已過了居庸關，接到友人的電報，不禁悲憤，卻無能爲力。朝廷腐敗，我實不願與豺狼爲伍，倒不如投身於新聞界。第二天，我到八達嶺去。來之前，我搜羅資料，並且向詹大人瞭解內情。他告訴我，京張鐵路全程分爲三段，第一段從豐臺至南口，第二段則從南口至青龍橋關溝段，餘下爲第三段；其中，當數第二段施工難度最大，由於關溝段穿越軍都山，最大坡度爲千分之三十三，曲線半徑182.5公尺，且要打通四座隧道，故工程十分艱鉅；據悉當年施工時，此處還發生過一起工程車脫軌事故。

當天晚上，我到附近的石佛寺住下，改明兒一早到青龍橋站看看。方丈親自招待了我。寺院非常小，只有兩進院落，香火不旺。提起失蹤的鐵道工人一事，石佛寺的方丈誇誇其談，不厭其煩地描述那些想象中的細節，青龍橋站的老站長卻支支吾吾，避重就輕。我瞭解到王二，還有那些離奇失蹤的鐵道工人，都是前幾日坐在驗道專車上進隧道後就消失不見的。之前我從未提到過，其實我有一個本領，即能從文字中看到畫面，我聽說一些人也有這樣的本領，他們能從顏色中聽到音樂，或從音樂中嗅到氣味，與我大抵是相同的，一些文學家們可能會認爲這是幸事，但對記者來說卻是困擾，因爲我認爲它妨害了新聞之客觀公正。眼下正是這樣的情況：當我從人們口中打聽到工人們消失的過程，我看見了長長的鐵軌，石刻的蘇州碼子，一輛驗道專車載着工人們駛進黑魆魆的八達嶺隧道，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寂靜的隧道是令人厭憎的虛無的一個象徵，從隧道另一頭，滑出來一輛驗道專車，車上空無一人。

石佛寺的方丈說，阿彌陀佛，許是工人們開鑿隧道，驚動了山中的精怪，纔會消失不見。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也聽過類似的說法，日本人說起那些無端失蹤的孩子，認爲他們是被神祇、天狗、狐仙、山姥、鬼魅給帶走了，人們管這一過程叫做“かみかくし”，翻譯過來，即“神隱”。對於這一說法，我自然是不信的，心裡頭暗笑他的迂，但記者的天性還是要我如實記錄下方丈的觀點，不多作修飾，亦不做刪減。私以爲，青龍站的老站長或許知道內情，從他溫吞的談吐中可以窺見一二。於是，另一個下雨的無所事事的晚上，我託人捎來一壺好酒，再換上一身乾淨的黑布馬褂，登門拜訪，這才讓他接納了我。

我們到主站房去，他領我參觀了一圈；中途我們路過一個房間，門沒關，看見一婦人側臥在榻上，一邊喫煙一邊發笑。站長咳嗽了一聲，說那是他的內人。那婦人聽見，坐起身來，連忙把菸袋桿兒往牆上一拍，滅去煙火，把菸袋掖在被龕底下。站長拉上門。我只當沒看見。我們又到月臺去。

站長說：“青龍橋站不大，好在附近風景極美，若是到了秋天，漫山遍野金燦燦的，倒也別有一番風味。但是，人要在這裡待久了，見慣了一樣的風景，看慣了一樣的人，再怎麼美都是無趣的。”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青龍橋站是去年九月建成的，機車第一次駛過八達嶺隧道，這個小站也正式發揮作用。簡而言之，他已在此地駐守近一年之久了。起先，這裡的一切或許還能令他感到新奇，後來卻讓他厭倦。爲此，他想出了不少苦中作樂的法子。此後數月，不分寒暑，不論早晚，每逢機車駛過，他無須去看，光憑耳朵去聽，便能知道來者是馬萊複式機車，還是其他國外的大馬力型號。老站長說他喜歡站在月臺上看機車駛過，那會給他一種異樣的感覺，彷彿思緒也沿鐵軌駛向遠方。說這話時，他正站在月臺邊沿，腳下是嶄新的鐵軌、厚實的枕木和齊整的道砟。雨一直下着。我看着雨從天而降，滲入枕木下碎石子的縫隙裡，滲到看不見的泥土中，心裡頭想不明白爲什麼枕木下要鋪這麼多小石子。

我們到主站房裡去，穿過候車室，在一處看來是休息間的所在，找了個位子坐下。茶房過來給我們倒水。待他走遠之後，老人才繼續說道：

“數日前，我在榻上輾轉，睡不着覺，聽見外面有人在說話。當時大概是凌晨四五點鐘的光景，我已然睡意全無，便索性起來喫煙。起先，我以爲這聲音屬於遲遲不來的夢境，後來聲音再度傳來時，我聽出其中一人的聲音很像我認識的一個工人。那會兒天還沒亮。雖然是夏天，但太陽沒出來前，天氣還是有些冷。我披上一件外衣，哆嗦着來到候車室，發現外面空無一人。於是我又循着聲音來到月臺，在那裡果然看到一個認識的工人，邊上還站着幾個陌生人。他們排着隊，偶爾談話。我上前去看那個工人，問他這些人是誰。但他像失了魂兒一樣，只一個勁兒望着鐵路的盡頭。還是其中一個衣着古怪的人回答了我的問題，他說他們在這裡等車。我正想告訴他們，這條線還沒正式通車，便感覺到腳下的大地在顫動。這時候，我看見了火車。火車來了。但我聽不見汽笛聲。火車貼地飛行。我看到的是一列通體雪白、閃着銀光的火車，在黑暗中車窗亮着，裡面的乘客正在昏睡，有幾個是我認識的。有一個陌生人邀請我上車。我遲疑了一會兒，想上去但又不敢，終於還是拒絕了。火車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便開走了。當空氣和石子不再震動，大地上就沒了它來過的痕跡。一時間我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夢。天亮後我把這件事講給內人，她笑我是喫煙喫昏了頭，從此我就不願講這件事了。”

老站長所言，我用筆一一記下，而後又拿出照片，令他辨認人物。酒燒得我頭腦發熱。不知是不是喝太多的緣故，我遲鈍地察覺照片上的王二不見了。一個人的存在，截取一面，所佔據的不過是一方空間、一個時間點。照片捕捉的正是這方空間、這個時間點。然而，在照片所截取的這個時間點裡，王二這一存在所佔據的那個空間，卻被另一個相似又陌生的工人取代了。我沒把自己的發現告訴站長，而是由他從照片上指認出三四個失蹤的工人。許是酒喝多了罷，他竟當着我的面感嘆起若不是事關重大，朝廷哪會管幾個工人的死活。我無言以對，只得警告他這樣的話不能亂說，以免落人口實，而他也像是一下子清醒了過來似的，撲通一聲跪在地上，把頭磕得如搗蒜。我讓他起來，叫他寬心，看着這麼一個老人跪在我面前，心裡頭也怪不是滋味的，何況他口中所言也是我心中所想。“你再看到那列火車，”我說，“或者再遇到其他失蹤的工人，務必第一時間通知我。”他應下了。我們又喝了點酒。天色已經不早了，我沒有拒絕他的邀請，在青龍橋站暫住一晚後，待明早再離開。

一整個八月，事情沒有任何進展。通車典禮緊鑼密鼓地籌備着，郵傳部上上下下四處奔走，無暇他顧。九月，清廷發佈上諭，宣佈預備立憲。詹大人拍來電報，說是失蹤的工人找到了，受了驚，但無大礙，目前正安置在石佛寺，接受差吏問詢。我立馬動身前往石佛寺，恰逢方丈正在爲他們唸經，便找了個石墩子坐下。我盯着他們看了一會兒，摸出照片，一一對應人物。這時一個天真的小沙彌抓着掃帚走了過來，我便騰了個地兒，坐到寺院的另一角。

“施主。”我聽見有人喊我，擡起頭，發現小沙彌也跟了過來，正好奇地看着我手頭的照片。我乾脆把照片借給他看，讓他幫我清點人數。與此同時，方丈終於唸完了經，我有時間和那些工人們交談。送他們上來的小吏告訴我，這些工人都是在附近的一處涵洞裡發現的，但顯然什麼都不記得了。這時在一旁等候許久的小沙彌終於有機會插話。

“施主，”他說，“我數完了，一共四十五人。”

我看向小吏。他給了我一個花名冊。我看見上面記着四十五個名字，其中就包括王二。

“失蹤的有三十七人，”我問這人，“回來的怎就有四十五個？”

那小吏不卑不亢地說：

“回稟大人，一直都是四十五個。”

“人都對得上？”

“對得上。”他說。

我讓他把王二給我喊來，來的卻是一個眉毛濃密的男人。

“你是王二？”

那人喏了一聲。

“你還記得你是哪裡人？”

“豐臺柳村人。”

我讓小沙彌把照片拿過來，發現他果然是那個佔了王二位置的人。

“你回家去罷，”我對他說，“你的內人很擔心你。”

那人又喏了一聲，但一動不動。

“你在等什麼？”

“大人，”他低着頭說，“有人要我把這個交給你。”

他從懷裡摸出一個東西，我接過來一看，卻是一張車票，上面寫明瞭搭車的時間和地點，乘客正是我自己。

“誰給你的？”我問。

他說，是一列火車上的乘客。

“那列火車是否通體雪白，閃着銀光？”

他點頭稱是。

“你是怎麼上車的？”

“有人給了我這麼一張車票，便上了車。”

我雙手捏着這張車票，反覆地觀看，始終看不出什麼名堂。

“你走罷。”我說，“回家去罷。”

那人走了。我看着他的辮子在腦後一甩一甩的，像盪鞦韆。

第二天，詹大人約我在老地方見面，時值朝廷和日本簽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舉國上下都死氣沉沉的，茶樓裡的客人也沒了聽書聽戲的心思。詹大人向來是對玉壺春的點心讚不絕口的，今天一樣沒了興致。我們喝了會兒茶，幾乎是不情願地聊了點國家大事。提及預備立憲一事，他換了個話題，說朝廷上有人提及剪辮之事了，卻被擱置一旁。這時我才得知，原來詹大人早年到美國留學的時候，就剪過辮子，也正是因爲這事兒，第一批留美幼童才被緊急召回。如今剪辮子已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昔年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四十餘名隨員中，剪辮者居其半，其中便包括翰林、道府、教員、武員等有職銜者。我從來就是個叛逆的，別人都想當官，我卻想當記者。我跟詹大人說起一件趣事，當年江南之新學國民及留學生多剪去辮髮，待到鄉試之時，紛紛戴假髮辮入場，已不是什麼怪事。

詹大人笑了起來，那種如喪考妣的氣氛一下子淡了不少。我們又寒暄了一會兒，直到茶樓的夥計過來添茶水，這才說起車票一事。我把車票給他看，上面約定的時間就在9月5日的凌晨兩點鐘，地點同樣是在青龍橋站。詹大人說，這樣的車票是少見的，即使是在美國，也沒見過類似的樣式。一列火車不可能憑空出現在鐵路上，他接着說，自京張鐵路建成以來，如果真有火車從上面經過，朝廷不可能不知道。但事實就是如此。我告訴他，或許每天凌晨四五點鐘的光景，火車都會從青龍橋站經過，但由於它是沒有聲音的，又因爲人們都在酣睡，所以無人知曉它的秘密。

詹大人同意我的看法。我們坐在青雲閣的玉壺春裡，喝着茶，吃着糕點，想像着那列閃光的火車的細節，有關洋人從中作梗的猜測不攻自破。這時樓下傳來吵鬧聲。稍許，茶樓的夥計走了進來，說是樓下有個婦人要見我。我和詹大人對視了一眼，徵得後者同意後，便讓夥計把人領上來。我定睛一看，只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王二的妻子張氏，她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臉上也略作打扮，我注意到她的手裡緊緊攥着一張照片，打從一開始她進門來，頭也不敢擡。

“人是遠庸叫來的。”我解釋道，然後看向張氏，告訴她我們沒有惡意。

“你還記得自己的丈夫王二嗎？”我問道。

“記得。”她輕聲應道。

“王二回家了嗎？”

“稟大人，王二已經回家了。”

“他的行爲舉止和往日有什麼不同嗎？”

張氏擡頭看了我一眼。

“沒什麼不正常的，大人。”她說，“但他不喫煙，也不愛喝酒了。”

我思忖片刻，又問道：

“讓你帶的照片也帶來了？”

她拿出那張被她緊緊攥在手心的照片，由於天氣太熱，或是恐懼，照片已經被汗水濡溼。我從她的手裡接過照片，察覺上面的王二也是一個濃眉的男子。一時間，我不知是自己記憶錯亂了，還是真的王二已經被人徹底地遺忘了。

“你下去罷。”我對她說，“既然王二已經回去了，這張照片我就收回來了。”

張氏喏了一聲，退下了。

我跟詹大人解釋了事情的經過，暗想自己要是坐上那趟火車，恐怕也難逃被替換的命運。於是我便說，請大人務必記住黃遠庸，光是照相是不夠的，還得把這照片藏到沒人找得到的地方，以免被人動手腳；若是遠庸沒回來，或回來的那人不是我，就請大人替我多照拂家裡。詹大人同意了，儘管他也暗示我此行是不必要的，如果我願意，完全可以另外派一個人去。我無法向詹大人解釋我心中的執念，那執念正是一個較真的人對真相的執着。自我應承下這份差事，時間已過去半旬有餘，如今我離幕後真相只差最後一步，又怎能不大膽地邁出去？

是夜，我戴着一頂涼帽，到青龍橋站的月臺上候車，站長時不時出來看望我，想陪我聊會兒天，卻每每被我趕回。十二點鐘一過，從山谷裡吹出來的風，已經帶上幾分涼意。我想到馬上就是中秋，本該是個闔家團圓的日子，我卻可能永遠回不來了。凌晨兩點鐘，如站長描述的那樣，我感到空氣在顫動，腳下的大地似乎也爲之戰慄，從極遠處的黑暗中，吞吐出一點兒微弱的銀芒，起初這閃光幾乎是不可見的，後來卻以難以想象的速度接近，逐漸拉長、變粗，愈來愈具體，到我眼前已是一列通體雪白的火車的模樣。火車停下了，沒有聲音，很是平穩，似乎引起震動的是這方天地本身。火車上沒有下來人，但有一陣悅耳的音樂聲傳來。我回頭看去，主站房的燈已經關了，只有候車室的還亮着，也許是站長爲我留的。我在心中向他作別，也向生我養我的這個國家和這片土地作別，我十五歲的時候，父母便早早過世，我靠着變賣田產，在親戚家寄人籬下，一步步走到今天，想來已經沒什麼好遺憾的了。我又看向那列火車，車廂的門開着，我知道那門是爲我預留的，便踏了進去。

車廂內坐滿了昏睡的乘客，到處都與我在日本見過的火車不同。我從這個夢一般的新式世界穿過，找到屬於我的位置坐下。火車開動了，進入八達嶺那一千一百四十五公尺餘的隧道。窗外一片黑暗，車廂內卻亮堂堂的。我驚訝地發現，這列火車的窗戶乾淨得恍如一面鏡子，生動形象地映射出我的臉：一個戴眼鏡的穿黑布馬褂的文弱書生形象，他的眉毛有點短，眼睛隔得挺開，他的嘴脣稍厚，並且往外突起，稍有些齙。我認識到這人就是黃遠庸，清廷最後一屆進士當中年紀最小的那一個。我看見他在微笑，可我並沒有微笑，我看見他在擠眉弄眼，但我也沒有擠眉弄眼。我看見鏡子裡的那個世界，那些昏睡的乘客紛紛睜開了眼睛，而在我的現實裡，人們坐在各自的位子上仍舊昏迷不醒。我懷疑，毋寧說，是遲鈍的察覺，原來有兩列火車，兩列火車在鐵路上並排行駛，其中一列上坐着我，另一列上也坐着我，不過是那個要取代我的“我”。

於是我霍地起身，巴掌往車窗上拍去。我大喊着，質問着，試圖叫醒身邊那些昏睡不醒的人。但人們並不理我。他們做着各自的美夢，嘴角掛着涎水，一心還以爲這是我們所生活的那個世界。我徒然起身，又徒然地坐下，我徒勞地望着另一個我，他向我揮了揮手，那列火車正在減速，與此同時，不知是錯覺還是幻想，也許是白日夢罷，我感到腳下的火車正在加速，給人一種光陰易逝的感傷。我們就這樣岔開了，一個向前，一個被拋在後頭，我看見火車的窗戶覆上一層閃亮的五彩斑斕的油膜，然後是一些噩夢般的景象：我看見衰老、死亡、戰爭、恐懼、飢餓，看見村莊被燒燬，看見田地被踐踏，看見人們易子而食，一處處廢墟冒着煙，恐慌如同霍亂在大地上散播，我聞見了城頭絞刑架上腐爛的屍體的臭味，聞見了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從死人的血肉滋養中長出來的野花的清香，我聽見哭泣，聽到笑聲罵聲命令聲喊殺聲，聽到那麼多的語言，那麼多的混亂，嚐到舌根上苦澀的味道，火與劍，硝石與硫磺，子彈與步槍，整齊劃一的上膛動作，行刑隊的口號，踉蹌倒下的平民，被扒光衣服的姑娘，被活活燒死的老人，很多人爲非作歹，很多強姦、謀殺、屠城，很多暴行，很多野蠻的行徑，很多邀功，很多誇耀，很多舉頭三尺毫不謙卑地護佑他們傾瀉火力的異國神明，很多屍體，很多求饒的無辜百姓，橫屍遍野，野狗以人爲食，血流漂杵，房屋被戰火啃噬，我覺得我回不去了，在這個壞了的世界，每個人都變得對他人漠不關心，每個人都只在乎自己，只在乎怎麼從亂世中活下來，每個人都想着獨善其身，每個人都渴望昏睡，到頭來每個人都對他人的痛苦滿不在乎，每個人都已成“非人”。

忽然我回過神來，心知自己還在那節車廂。這時車廂的門開了，我察覺到兩個高大的男人來到我身邊，伸手向我抓來。我不作掙扎就落入他們的手心，猶如一隻待宰的羔羊。他們領着我，我也就順從地跟着他們走了幾步。可我是在暗暗積蓄力量。待走到兩節車廂中間的時候，我猛地從他們手裡掙脫開來，轉身便朝另一個方向跑，並反鎖上車廂的門。我跑過一節又一節車廂，鎖上一個又一個門，最後逃到睏意襲來，這纔打了個呵欠，加入昏睡者的行列。我的夢，不值一提，裡面只有可怕的永無止境的列車的運動，在這永恆的運動中，做夢的人忘卻了時間。是正午十二點鐘耀眼的太陽把我曬醒的。我睜開眼睛，發現火車停在了廣袤的金黃色的原野中央，視線的盡頭並沒有山，這裡唯一的建築就是火車所停靠的這座廢棄的車站。我下了車，站在月臺上，看到丁香花叢中一尊黯綠色的詹天佑先生的銅像，又看到站房上那大大的“青龍橋車站”五字，心裡想到的是南朝梁任昉的《述異記》和日本浦島太郎的傳說。不可否認，進山砍柴的王質和游龍宮的浦島太郎，是兩個相似的奇妙的故事，但未必就比我所經歷的這個中午更爲奇妙。這種古怪到幾乎可以稱得上是荒誕的體驗，給現實蒙上了一層不真實的質感，把我的心思一下子從那個噩夢上引開了去，投入到對陌生世界全心全意地探索中。

毫無疑問，車站已經荒廢，光陰穿透了它，從內部改變了它的形狀。我在那個佈局相似的站房裡搜尋着當年的痕跡，找到的卻只不過是一本書，幾本冊子，一把生鏽的鑰匙，一塊手錶，一臺壞了的看不出是做什麼用途的機器。沒有人出來迎接我。我把書翻開來看，發現它似乎是學生用的教科書，只是年代距今同樣久遠，記有出版時間的那一頁被撕去了。我又打開冊子，這是一本青龍橋站的人員登記手冊，可是登記的時間一樣被人抹去。我拿着那把鑰匙，不知道它是幹嘛用的，索性把它放回原位。手錶早就不走了，一切都是遭人遺棄的模樣。我不看那臺機器便出了門，外面的火車已經不見蹤影。我走到站房的另一面去。日頭正曬。無垠的原野上，連一頭牛、一隻飛鳥都沒有。這時我感到了一種寂寥，這種寂寥是空虛的內心的體現，也許還是這個陌生的世界留給我的印象。我後悔地想到，由於我那旺盛的探究欲，自己已經被火車丟下，並將永遠地留在這裡了。

我只好步行，沿着鐵軌，穿過金黃的原野，希冀着能拜訪一個小鎮，或是一個村落，哪怕是鐵路沿線一戶隱居的人家也好。太陽無可避免地往西邊墜去，它的衰微爲東方的天空讓出一片暗藍。天氣不熱，卻也不冷，我猜這是一個秋天，可在漫無邊際的原野上頂着日光長途跋涉，還是使我額頭微微冒汗。天還亮着的時候，我走得不快，不是怕累，而是爲了保存體力。天暗下去的時候，我被迫加快了步伐，是因爲擔心野獸。天上下起了雨。奇怪的是，我覺得雨是燙的，澆得我臉頰生疼。幸好我戴了帽子，倒也不是完全無法忍受。失去了太陽，黑暗中的人無法分辨時間，我只能猜測自己走了很遠。就在這時，我看見黑夜的肚皮從中間向兩邊剖開了去，兩三百公尺外的地方孕育着光。

我走近了看，發現那不過是岔道口一盞風雨飄搖的路燈的微光；依舊看不到活物，依舊找不着方向，但文明的痕跡還是令我稍感慰藉。我相信，電燈的出現預示着路徑、方向、好運或是別的什麼東西。我挑了路面相對平坦的那條小道，相信那是人的雙腳走多了的象徵。不多時，我就看見一座建築，它的外觀是一個完美的球體，其上及其下都用銀色的金屬打造，中間的部分是一圈透明的玻璃牆，可以看見幾個人正坐在椅子上談話。一個穿銀色連體衣的男人出來給我開門，他長得那麼瘦，那麼高，使人第一眼就很難親近起來。我覺得他正在等待什麼，或者說，已經事先預料到我的來訪。玻璃牆上開出一道口子，從口子下方延展出一道階梯。我隨着他來到室內，房間裡僅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桌子是用同樣質地的金屬打造的，椅子則隨着人的坐姿不斷變化着形狀。在場的都是一些穿黑色連體衣的男人，穿銀衣的男人說他們都是警察，而他本人卻是這個地方的主人。我注意到天花板上沒有燈，卻會發光；我也注意到桌子上有一盤陌生的水果，邊上放着一個匣子，銀衣人說它是用來計算和記錄變化的。

“從您的談吐和衣着來看，”他說，“我斷定您所從屬的年代已離我們非常久遠。如果我沒猜錯的話，您的名字正是黃遠庸。”

我點了點頭，他又繼續說道：

“要是真按輩分來講，我們中間或許隔着數十代人。不過，爲了交流方便，也爲了省去那些不必要的繁文縟節，我們還是平輩論稱吧。如您所見，在場的都是警察，而他們都是我的屬下。您來的時候，我正在訓話，因爲他們在列車上把您弄丟了。聽到這裡，您應該已經知道了，您的車票是我們送出的，那些鐵路工人也是我們送回去的，但把他們帶來這裡的卻是另一撥人，他們和我們屬於不同陣營。從您的時代消失了三十七個人，回去了四十五個，其中就有我的手下，爲的正是追蹤另一方。”

“但是回去的鐵路工人並非原來那個人。”我說。

“克隆，”他解釋道，“最初由德國生物學家漢斯·施佩曼在1938年提出，這是一種無性繁殖技術，若是用大量專業術語解釋，您恐怕很難明白。您不如就理解爲《西遊記》裡孫悟空的毫毛好了，我們得到一個人的‘毫毛’，有了他的基因，就能複製出相似的個體，這正是克隆的秘密所在。消失的鐵路工人並不是被我們帶來這裡的，自然也就不在我的手上。一隻蝴蝶扇動翅膀，可以在別的地方引起一場颶風。在原先的時間線，或者說歷史上，並不存在工人失蹤一事，爲了消除未來人干預造成的影響，我們不得不回到更早之前，竊取他們的‘毫毛’，複製出克隆體並送回過去，以彌補他們的空缺。”

我問他的名字，但銀衣人說他沒有名字，這個時代的任何人都沒有名字，因爲姓氏已經沒有意義了，名字在無限的時間中只不過是個代號，所有人都生活在永恆之中，所有人都是永生不死的，人類早在數個世紀前就斷絕了生育，如今人們只對歷史感興趣，因爲當下的現實是一成不變的，沒有殺戮，沒有仇恨，只有庸俗的淪於日常的愛，日日夜夜反覆面對同一張臉，情感有時稀薄到連空氣都不如。我又問起那些把工人帶到這裡的人是誰，銀衣人說他們是好笑的歷史修正主義的擁護者，事情的起因源於一次論戰，全世界的專家、學者、知識分子都參與其中，大體分爲三派：一派是異化的歷史修正主義，相信只要篡改人類的戰爭史，消除古往今來所有的戰爭，明天就會更加美好；一派是異化的歷史虛無主義，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這般完美的地步，他們主張歷史是沒有價值的，而歷史作爲一種無主體的偶然結果，不值得研究，也不值得探討，只該被遺忘；最後一派，就是以銀衣人爲代表的歷史唯物主義者了，他們認爲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歷史事件不能用神的意志、領袖人物的個人魅力或某種隱秘的精神去解釋，歷史不能被改變，也不能被否定，歷史決不存在於印刷了出版了的東西的紙頁上，歷史也決不存在於謬誤之中，歷史是所有人的共同回憶，因此他們主張尊重歷史，這個地方存在的唯一價值正是爲了銘記。

銀衣人向我展示了匣子，它展開來就是一座小小的方尖碑，碑身上刻着一個複雜的方程式，也就是不斷變化的歷史。每一個閃爍的光點，他說，都意味着一種全新的變化，而他們的工作不過是加減乘除微分和積分，使等式的左邊（過去）和等式的右邊（未來）相符。我走上前去，湊近了看，從這美妙的數學等式內部，我看到了一個被密密麻麻的數學符號纏繞的小球，發出銀白色的熾烈如天體的光。起先，我以爲這小球是某種實體，但後來我看它中間是透明的，裡面有人，便意識到小球是無窮的，我看到的是永恆的時間和變化的歷史上的現實。那人就是我。我看到了我的臉，看到你站在小球前，感到美妙又眩暈。沒有人能否定，從我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句子和發聲已是過去。時間已經過去了一秒，或是數秒，那個在小球裡觀看小球的人直起了身，往黑黢黢的窗外看了一眼，正如一秒或是數秒前，出於某種愚蠢的悸動，我本能地往窗外尋找一雙觀看我的眼睛，那雙眼睛並不存在，但屬於我。

“您想看看自己的未來嗎？”銀衣人問。

要說不想，那是騙人，於是我問起自己的結局。

“您會死，”銀衣人說，“並且死得非常冤。”

這下我來了興趣，對自己死亡的真相的興趣。

他接着說道：

“您的未來，不過是我們的歷史。我們把您叫到這裡來，是因爲沒有您的配合，我們很難阻止過去的人繼續調查這事。我希望您能幫助我們。不過，您也要想好了，如果未來已成定局，生活不過是從起點到終點的一條線段，餘下的不過是等死。我認爲，一個人是很難在看清自己的未來後，還有勇氣忍受既定的無法被改變的結局的。”

“遠庸願聞其詳。”我說。

於是我看見了，1909年10月2日（清宣統元年八月十九日）通車典禮如期舉行，除了詹大人之外，到場的有京張鐵路會辦關冕鈞，郵傳部尚書徐世昌，郵傳部侍郎汪大燮、沈雲沛，還有一衆中外賓客。然後是我自己。小球中的黃遠庸，在武昌首義後，聽從李盛鐸的建議，辭去官職，專門從事新聞工作。他將於1912年創辦和主編《少年中國週刊》，這是他記者生涯的開始，除此之外，他還擔任過《申報》《時報》《東方日報》等報紙的特約記者和撰述，卻在1915年12月27日不幸遇刺，即六年後，也就是說，我已經沒幾年好活了。我強忍着對死亡的恐懼繼續看下去，看到的卻是屍山血海，罄竹難書，一個被槍決的男人，一個被凌辱的女人，一座被燒燬的城市，一段屈辱的歷史。

我感到無限的恐懼，無限的淒涼，無限的憤怒。

“未來會更好嗎？”我問那個銀衣人。

“現在已經好上很多了。”他說。

我得到了安慰，又接着問：

“歷史真的是不可被改變的嗎？如果歷史可以被改變，無辜的百姓就不必死了。”

“歷史不可被改變，”銀衣人說，“無論是要它變得更好或更壞，無論它是不是符合某一方的利益。但您可以選擇不回去，只要讓您的克隆體回去，您就不必白白受死。”

遠庸飽讀詩書，雖非聖賢，亦無詩仙太白之風采，但好歹是大清最後一批舉人，並且是最年輕的那一個，士大夫的風骨我是有的，區區赴死的勇氣我也是有的。我選擇告別銀衣人，毅然坐上火車，回到家去。因爲我認爲，歷史都是由遲早要消失的人做成的，歷史是無名者的歷史，沒有人不是歷史的一部分。記者追求真相，但並不總是能說出真相。我有說出真相的權利，亦有保守秘密的義務。人本難逃一死，既然死亡已成定局，遠庸寧願赴死，揹負着這個巨大的秘密，與我熱愛的世界一同滅亡。現在我坐在書桌前，提筆寫下這段文字，不過是爲了獲得稍許的慰藉，很快我就會燒掉它。

記者記的就是實事，很多時候也就是歷史。歷史的主體是人，歷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很高興我最終還是走上了自己想走的道路。既然我已決心回到自己的世界，另尋時機，投入到我夢寐以求的行業，那麼根據小球向我展示的未來，在此把我的結局敞開來講，也不算一件壞事——

1915年12月25日下午六時許，在美國舊金山唐人街的廣州樓內，正在飲茶吃飯的遠庸，被人從背後近距離連開二槍命中後背而殞命。死訊傳至國內，遠庸的生前友好紛紛責備，是袁世凱利用不成，殺人泄憤。後來人們才知道殺我的是當地的“愛國人士”，他們以爲我是袁世凱的走狗，又說我是梁啓超的門生，卻是害我遭了革命的誤殺。幸得顧維鈞先生把我的遺體運回上海，並開了追悼會，也算落葉歸根了。

（完）

編者按

常人難免幻想，事情仍有重來的可能，如果這件事當時沒發生，或者說，以另一種形式發生，結局是否不同。如果能預知未來或回到過去，改變是否一種新的選擇？小說發生的時代是晚清時期，當時的工業革命使世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鐵路作爲其成果之一，對任何一個國家都至關重要。那時許多事仍未發生，因而若是能被預見，似乎還有改寫的希望。

——水母

上海果閱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已獲得本篇權利人的授權（獨家授權/一般授權），可通過旗下媒體發表本作，包括但不限於“不存在科幻”微信公衆號、“不存在新聞”微博賬號，以及“未來局科幻辦”微博賬號等

責編 水母 題圖《銀河鐵道999》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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