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滋味？世界大戰中...殘酷的「味覺殲滅戰」

圖／美國國會圖書館

這是報刊編輯伊恩．史帝芬斯（Ian Stephens）對1943年造成300萬名印度人死亡的孟加拉饑荒所做的評論。飢餓導致的死亡無聲、未引人注意，這或許可以解釋，爲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明明有衆多生命死於飢餓，卻多爲人們所忽視。

即便越戰深深烙印在西方的集體記憶裡，多數西方人卻從未聽聞1943-1944年間，越南東京（Tonkin）地區爆發的饑荒所導致的農民死亡人數，可能遠高於之後幾年的戰爭死亡人數。儘管如此，「飢餓造成的死亡仍令人心驚膽顫。」一名列寧格勒圍城戰的倖存者不安地透露，

「被子彈或炸彈打死並不可怕，餓死纔是最可怕的，臉都扭曲了……像行屍走肉一樣……慘不忍睹。」

二戰時期美軍笨重的C口糧（C-ration）發明於30年代，每罐五磅重，包含三個湯罐，燉牛肉、豬肉、豆子和馬鈴薯碎肉，一份餅乾、咖啡和糖，後來也陸續加入巧克力、香菸等其他補給品。不過C口糧不只非常難吃、另外還實在太重了，佔了揹包的大部分重量，甚至讓當時必須在摩洛哥涉水登陸的部分美軍士兵溺斃。 圖／維基共享

圖爲60年代美軍于越戰時期使用的C口糧。C口糧在二戰後依然繼續生產，直到1958年才正式停產。在韓戰與越戰期間，仍然在使用。 圖／維基共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至少有兩千萬人死於飢餓、營養不良以及其所造成的疾病，這個數字幾乎等同於1,950萬名戰死的士兵。因此，戰爭對於糧食供應的衝擊，跟軍事行動對於世界人口的影響一樣致命。本書旨在探究糧食在二戰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筆者之所以聚焦在糧食，不是爲了排除關於這場戰爭的其他解讀，而是想讓大衆在理解這段歷史的同時，也能納入一個經常被人忽略的面向。

將糧食做爲二戰研究的重點，其中一項最有力的論據是，納粹政權的農業政策據披露，是助長這場衝突中，最駭人聽聞的暴行的主要因素之一。國家社會黨領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學到，充足的糧食供應是維持軍隊和人民士氣的關鍵。

1918年，前線士兵與國內人民的糧食短缺嚴重挫敗全國上下的士氣，使德國淪落到投降的不堪下場。國家社會黨深恐當年民心頹敗的情形重蹈覆轍，而且深信德國人理應優先享有取得糧食的權利，因此下定決心絕對不讓人民在這場戰爭中捱餓。換句話說，其他國家的人民必須被犧牲。

左爲美國二戰時期插畫家諾曼洛克威爾的感恩節大餐插畫。戰爭期間，美國將原本與自己無關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定位爲「替我們想爭取的選擇自由而戰」。右爲英國二戰時期糧食緊縮而出現的「馬鈴薯皮特」（Potato Pete）角色，鼓勵家庭主婦多用馬鈴薯做料理，政府更推出與此相關的食譜書。 圖／維基共享

納粹黨以飢餓爲武器來對付其他族羣，這些人所分配到的食物過少，無可避免的唯有死路一條。波蘭猶太人每日配給食物的熱量只有少得可憐的184卡。華沙貧民區裡的10萬名猶太人多數死於飢餓。每日食物配額有845卡的波蘭都市人口若是無法找到其他食物來源，無異於被宣判死亡。德國安樂死計劃中，20萬名心智障礙者中，有一部分的人口，以及235萬名蘇聯戰俘，全都只分配到極少量的食物，因而緩慢卻有系統地活活餓死。

在德國境內的集中營，囚犯從飲食中所獲取的熱量經常低於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建議每人（即使是試圖減重的肥胖患者）每天至少應攝取的一千兩百卡。熱量低於一千兩百卡的飲食會迫使人體開始消耗自身能量，即便如此，也僅能維持呼吸等正常生理功能，更別說是重度勞動了。曾待過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的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形容：

左爲赫伯特巴克，納粹德國的食物與農業部長。當時由他主責納粹惡名昭彰的「飢餓計劃」（Hunger Plan），在1941年巴巴羅薩行動後，有系統性地將侵略烏克蘭得到的食物轉移入德國，供給德國士兵，並刻意餓死數百萬名斯拉夫人與猶太人。右爲「小倉鼠，你們好丟臉」（Hamsterin, shame on you）的政令宣傳海報，繪於1942年，指當時納粹德國政府呼籲民衆不得囤積糧食。 圖／維基共享

飢餓是一種緩慢且極度痛苦的過程，納粹黨發現，任由多餘的族羣餓死，遠比預期來得耗時且效率低落。當東歐地區未能供應預期的糧食分量，納粹政權在國內人民糧食配額減量的恐慌下，採取了更激進的手段。他們決定儘可能消滅東歐地區的「米蟲」，因而動念殘殺蘇聯和波蘭猶太人。由此可見，糧食與納粹德國加速展開大屠殺（Holocaust）的決定有關。

即使在未蓄意餓死人民的情況下，餓死以及飢餓仍是納粹黨糧食政策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他們不只無情地迫使蘇聯與波蘭人民爲飢餓所苦，更在佔領的其他國家中劫掠食物，導致希臘爆發饑荒，五十萬人因此喪命，而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法國、比利時以及荷蘭普遍出現民衆──尤其是兒童──營養不良的情況，死亡人數及嬰兒死亡率不斷增加。

1944-1945年的冬季大饑荒期間，德國切斷荷蘭境內同盟國未能解放的部分地區的糧食供應，造成22,000人死於飢餓。

當時的集中營囚犯每天勉強可以稱得上吃三頓飯。早上是半公升的「咖啡」（但事實上不含咖啡，而是用穀物或植物等替代品磨粉加水衝開）。午餐有由馬鈴薯、大頭菜、黑麥粉等煮成的清淡湯，晚餐是約300克黑麪包、25克香腸、奶油或一湯匙的果醬。許多囚犯在這種飲食情況下還需要重度勞動，因而營養不良死亡。 圖／奧斯威辛紀念博物館

當軸心國勢力冷酷剝削佔領地區的糧食資源，軸心國和同盟國紛紛投入資源以阻絕敵方獲取糧食的渠道。日本封鎖國民政府統治的中國的當下，美國轉而加強部署圍繞日本的潛艇以及魚雷；英國封鎖德國佔領的歐洲地區之際，德國也派出U型潛艦砲擊同盟國運送的物資。

戰前的全球糧食經濟陷入混亂，進口水果等佔空間的食物需求銳減，取而代之的是英國對肉品、起司等濃縮食品日益擴大的需求。加拿大、美國、澳洲、紐西蘭以及阿根廷重新組織國內農業經濟以滿足這些新興需求，而食物濃縮方法的開發也刺激了食品加工技術的發展。同時，殖民地──其農業經濟的建立是爲了生產現金作物以換取進口食物──突然間不得不想盡辦法自給自足。

實際上，確保糧食供應成了所有捲入二戰的國家的政府最關心的事情。人們勞動的程度明顯加重。政府徵召男性加入武裝部隊，招募家庭主婦來補足勞力缺口。總勞力人口比起以往有更大一部分移入重工業。人們的工時拉長，加班的時數提高，輪值和夜班（需要更多體力）日益普遍。令人備感艱辛的不只是在戰爭期間工作，每天的生活亦是如此。

1945年10月，在婆羅洲山打根（Sandaken）地區的幾名飢餓日本士兵，正要被送往戰俘營。當時美軍封鎖了日本船運，將物資糧食運輸切斷。 圖／麥田出版提供

所有參戰國都急欲掌控新的營養科學技術，以儘可能提高糧食分配的效率並從士兵和平民身上榨取更多勞力。向來名不見經傳的營養學家突然意識到，自己在政府與軍隊中握有權力，可以對糧食政策發揮不同程度的影響力。

舉凡日本、英國、大英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和美國軍隊無不察覺到，糧食是維護士兵健康以及作戰能力的工具，因此引發了一場小型革命，大幅改變了士兵的飲食。這進而影響各種糧食生產技術、促成食品加工、營養強化、食品包裝以及運送方式的顯著進展，在美國尤爲明顯。最重要的是，民主政府意識到，爲了回報士兵和平民在戰爭中的犧牲，政府有責任確保糧食供應並讓國民取得適當的飲食。因此，英美兩國的糧食政策旨在造福全國人民，而不僅限於對戰爭有直接貢獻的羣體。

定量配給制度是最明顯的斷層線，暴露出各參戰國所抱持的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父權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等不同意識型態的弱點。

因此，德國內部出現了一種矛盾的作法：儘管猶太人、強迫勞工以及集中營囚犯在極度欠缺勞力的戰時經濟中可能具有勞動價值，但政府只對他們分配少量糧食。

相較之下，蘇聯的共產分子竟願意拋棄糧食集中管理和分配的思想原則，甚至實行糧食自由市場。同時，英國反其道而行，實施經濟集權並採行與內閣保守派格格不入的戰爭社會主義。美國是唯一一個資源足以在幾乎所有經濟領域保有自由放任的意識型態的國家，因此能夠將糧食控制保持在最低限度。美國也是唯一一個在戰爭中還能夠異軍突起、以精進和創新技術強化農業的國家，從而在糧食方面佔有主導地位。

1942年，在英國的倫敦食品部（Ministry of Food）研究廚房家務的女性研究員。此項單位的研究目的就是開發戰爭時期適合平民烹飪的食譜，以充分利用戰時可用的農產品，以確保平民在戰時也能獲得營養。 圖／英國帝國戰爭博物館

對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而言，糧食成爲至要且凌駕一切的重要事情。一名在二戰期間就學於西伯利亞軍事學院的烏克蘭工程師回想學生餐廳供應的食物時透露，學生有兩種湯可喝，一種是將麪粉倒入滾水煮成的麪糊，另一種大家稱之爲「綠色羅宋湯」，因爲那是用蕁麻熬煮而成的。他們每週還會分配到魚肉和肉品各50公克。去骨豬排重約100公克，可想而知，這分量實在少得可憐。

「這些食物得吃上一個月，」他告訴採訪者，「但如果你要撐超過一個月，你會餓到根本顧不了學業，一心只想着怎麼找東西吃……有時候，我們會到市場買蝸牛，然後回到房間加些馬鈴薯一起煮。煮鍋牛很耗時……水滾的時候，蝸牛殼在鍋裡咔啦作響，發出很吵鬧的噪音，即便隔着加熱爐，底下的桌子也搖晃不已。我們這一連的指揮官住在樓下，有一天他上來查看到底在吵什麼。他猛地推開門，大喊，『吵什麼吵，造飛機啊？』所以從那之後，我們索性叫這道菜『飛機』。實在不太好吃，但是簡便又不貴。」

這名烏克蘭人和他的同班同學也會僞造捐血證明，藉此換取更多食物：捐兩百克的血可換得半公斤的米、一公斤香腸及兩公斤黑麪包。「很多學生爲了吃都去賣血。但是……你不可能每天捐出兩百克的血。」於是，他和朋友僞造捐血證明。「基本上，我們全班都靠這個方法來填飽肚子……

火車側邊懸掛旗幟上寫着「第一批糧食：烏克蘭／柏林」儘管沒收了來自烏克蘭的糧食，但德國依然爲了要將「米蟲」從食物鏈中剔除，依然加強封鎖烏克蘭、滅絕猶太人的「飢餓計劃」（Hunger Plan）。 圖／麥田出版提供

即使在糧食相對充足的國家，例如英國和德國，油脂的欠缺也代表食物愈來愈難以下嚥。戰前英國人習慣的營養比例是脂肪佔攝取熱量的38%。雖然這個數值在戰爭期間僅微幅下降，但基本飲食組成從肉類變成全麥麪包及馬鈴薯，油脂的減少使得三餐吃起來單調乏味，珍．雷加斯（Jean Legas）憶起從前表示：

「我們有將近五年的時間每個星期的菜色都一樣……我們什麼都不想，只管吞下去就對了。」

德國人也苦於類似的脂肪問題。20世紀上半葉，動物性脂肪成爲勞動階級飲食的主要成分，食物因此多了些風味且有助於引發飽足感。可惜，德國基本糧食配給每週四十八公克的油脂，代表許多非工業勞工飲食的脂肪含量低於20%──多數西方歐洲人認爲，這樣的比例才能帶出食物的風味。

飲食脂肪不足並不會導致營養缺乏病症（只要飲食中有替代維生素A和D的營養來源），但低脂飲食意味着，人體必須消耗更多食物才能維持足夠的熱量。事實上，一旦馬鈴薯成爲主要的熱量來源，很難強迫一個人食用足夠的馬鈴薯來維持必要的熱量攝取。二戰期間從事重度勞力的工人一天大約需要4,000大卡的熱量，如果他們光靠大量碳水化合物來獲得充足熱量，就得花上幾乎一整天的時間進食。正因如此，這些勞工會在飲食中攝取大量油脂。

只是，對蘇聯、德國以及日本的勞工來說，他們是無法從飲食中獲得足夠脂肪的。油脂和肉品也較能延緩飢餓的折磨。在幾乎所有的戰時飲食中，即便含有足夠的熱量，但脂肪的缺乏，加上極其有限的肉、蛋或起司等形式的動物性蛋白質分量，仍會使人產生一種揮之不去的飢餓感。

糖和甜味的缺乏有時也會引起無法按捺的渴望。瑪蒂爾德．沃爾夫─蒙克伯格（Mathilde Wolff-Mönckeberg）渴望美味的食物。她在1944年寫的一封信裡描述，「就算家裡的糖快用光、也沒有任何剩餘的食物，我還是常常舀一匙糖來吃。」

美國1943年，如何領取配給食物的政令宣導。 圖／維基共享

美國在二戰時推出了「分享肉類」（Share the meat）食譜。旨在希望民衆能夠減少肉量需求，把肉優先供給前線作戰的士兵。圖爲食譜中的烤豆麪包（baked　bean loaf），做成像炸肉排一樣的配菜。搭配番茄醬、泡菜與生洋蔥，在午餐或晚餐食用。 圖／維基共享

同樣出自美國二戰「分享肉類」（Share　the　meat）食譜中的燉牛心（braised stuffed　heart）。爲了補充肉類營養，家庭主婦開始轉向烹調各種以前不吃的內臟等部位。做法爲將牛心洗淨切開，填入由洋蔥、芹菜、香料、麪包粉等組成的餡料，然後放在鍋內燉煮。 圖／維基共享

在二次大戰所有參戰國中，一般大衆成天排隊領取定量配給的食物，苦思下一餐的着落。「爲勝利耕作」（Dig for Victory）轉而成爲全球性運動。人們在每一塊閒置的土地上種植馬鈴薯，造就了糧食戰爭。馬鈴薯除了是相對容易生長的作物外，同時具有營養價值，可提供蛋白質、維生素及碳水化合物。

各國糧食短缺的程度差異極大，但食物的品質其實皆有所下滑。身爲當年駐紮新幾內亞的美軍B-25戰鬥機飛行員洛伊．李．格羅佛（Roy Lee Grover），對於澳洲盟軍的糧食配給感到不解。「罐裝牛肉……黏糊糊的米飯和脫水洋蔥，就這樣。每天三餐就是水煮、烘烤和油炸的罐裝牛肉。」食之無味的他，在一次前往澳洲湯斯維爾（Townsville）的旅程中，買了「48品脫的甜釀水蜜桃切片罐頭」。

不過，他沒多久又吃膩了水蜜桃，「回到美國後，我過了很多個月纔敢開始吃米飯或水蜜桃。」罐裝牛肉、「像冷膠一樣濃稠的燉羊肉」、口感似橡膠的脫水雞蛋、斯帕姆午餐肉（Spam）、吃起來如砂礫般粗糙的黑麪包，還有各式各樣的馬鈴薯料理──

1941年，兩名利物浦工人在吃由美國提供的食物。 圖／英國帝國戰爭博物館

《戰爭的滋味：爲食物而戰，重整國際秩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作者： 莉琪．科林漢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1/01/28

內容簡介：糧食供需影響政治外交、國際關係，成爲未來人們如影隨行的夢魘。此刻的人們，該怎麼做，才能避免讓饑荒再次成爲人們的集體記憶？書名爲《戰爭的滋味》，意在人們已嘗過戰爭所帶來的各種苦澀滋味，尤其在糧食不足的情況之下，連想像食物的滋味都太過奢求，瀰漫四周的，只有煙硝味和營養不良的人全身所散發的將死之氣。而鑑古知今，解決糧食不足問題，爭地、搶糧以及戰爭，顯然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我們必須爲人類、地球的永續而思考，找出更人道，也更有效率的因應之道，避免再讓饑荒成爲人類的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