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燕生：2024年是中國經濟能否回到合理區間的關鍵一年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原秘書長張燕生。（澎湃新聞）

如何看待當前中國大陸經濟運行中的一些風險？內需不足的問題如何化解？外貿的積極信號和挑戰都有哪些？如何更好做好科技創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原秘書長張燕生近日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2024年是中國經濟能否回到合理區間的關鍵一年。

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日前定下「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的基調，並要求，多出有利於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在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上積極進取，不斷鞏固穩中向好的基礎。

張燕生表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水平應該是在5％以上，2024年能不能在高基數上達到5％左右或者爲5％的增長奠定基礎？我認爲這是應該要做到的。」

他指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內需不足，2024年要對內需綜合施策。短期擴大需求的政策主要在投資，中期真正解決車市、樓市、電子產品等大宗消費問題，長期解決改革防風險問題。

2024年是中國經濟能否回到合理區間的關鍵一年

澎湃新聞：2023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轉段後經濟恢復發展的一年」，您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的表現？

張燕生：2023年的經濟增長率大概在5.3％左右，完成了年初設定的目標。但這一經濟增長應當講是在低基數上完成目標，2022年經濟增長是3％，如果2023年是5.3％的增長，兩年平均是比較低的增長率，因此，目前中國的經濟運行還是恢復性的，存在內生動力不足、轉型升級面臨新阻力、高質量發展面臨着一些新的困難和問題等。

2023年面臨的風險，其一，並沒有真正擺脫疫情影響的困境。新冠疫情可以說是百年一遇，帶來了衝擊、也留下了不少經驗教訓。

其二，地緣政治的影響非常大，可以說也是百年一遇。從外貿看，中國與前五大貿易伙伴中的歐盟、美國、日本、韓國的進出口，尤其是出口，下降幅度非常大，超過外需萎縮所產生的影響。

其三，需求衝擊。應當講至少到2028年，全球經濟增長都低於均衡水平，需求不足可能是全球性現象，這也導致中國經濟的困難。

澎湃新聞：您對2024年經濟走勢有何預判？

張燕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近期預測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是5.2％，2024年、2025年是4.7％、4.2％，因此可以看到2024年中國經濟其實比2023年難度更大。

但是對於2024年，他個人的期待是中國經濟能否回到合理區間的關鍵一年，中國經濟潛在增長水平應該是在5％以上，2024年能不能在高基數上達到5％左右或者爲5％的增長奠定基礎？他認爲這是應該要做到的。

2024年要對內需綜合施策

澎湃新聞：2023年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未來投資的增長空間在哪裡？

張燕生：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內需不足，我覺得要對內需綜合施策。投資是其中重要一項。現在對投資有一種觀點是「沒有好的項目」，我從來不同意。過去我們認爲投資峰值在2018年已過，該投資的基礎設施項目都做好了，但是如果從新的起點上看，從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看，基礎設施還差得遠。比如，城市更新，交通改善，以及教育、醫療、養老、住房還面臨很多困難，這些方面資源供應還不足，一些公共服務還需要大量的投資。這些不止是有空間，可以說是隻是剛剛開始。

澎湃新聞：擴大消費，這兩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在強調，如何讓消費真正成爲拉動經濟的動力？

張燕生：擴大消費，首先，要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這樣就必須要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需要6個因素。第一，加快新型城鎮化、新市民化，把勞動力和資源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部門；第二，提高經濟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國際化程度，啓動「幹中學」的轉型；第三，通過教育提高人力資本素質；第四，提高研發創新能力；第五，改革推動制度變遷；第六，發揮市場規模優勢來更好發展。

那麼，當居民有錢後，但不願意花錢怎麼辦？這是因爲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成本太高，保障能力弱，讓老百姓有後顧之憂，這些問題也要解決。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真正要擴大消費，實際上是舊的時代翻篇、新的時代開啓，因此要進行一系列改革。

我們看到一些省份，比如浙江的城鎮居民、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連續多年居全國首位，而且它的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明顯小於山東、廣東、江蘇等其他經濟大省。究其經驗，是讓市場解決效率、解決發展不充分的問題，政府的作用是解決發展不平衡的矛盾、解決公平問題，兩手都抓、兩手都硬，也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處理得好，這是改革帶來的進步。

另外，回看過去4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一個重要因素是始終堅持經濟建設爲中心，過去我們也有過「一箇中心」還是「兩個中心」的爭論，最後的方式是不爭論。現在我們要發展，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堅持「一箇中心」同時不爭論，現在的爭論太多了。

澎湃新聞：從短期看，您覺得一些消費刺激政策有用嗎？

張燕生：短期政策太晚了，無論是消費券還是其他刺激政策，效果都不好，如果這些政策在2020年、2021年推出可能還是好政策，但如果到了2024年來實施，已經太晚了。

因此，短期擴大需求的政策主要還是投資，中期是真正解決車市、樓市、電子產品等大宗消費問題，長期是解決改革防風險問題。

高質量發展作爲新時代的硬道理，決定科技創新能否持續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放在2024年經濟工作的首位，可否結合您的調研感受，談談當前中國科技創新的現狀？以及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哪些？

張燕生：我國已經連續7年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增長率在兩位數以上，韓國在發展科技創新時，這一指標持續增長達20年，中國能不能持續增長20年？

我們有一個經濟大省曾經在2017-2019年三年期間的研發經費投入增長率都是負的，我到這個省調研的時候瞭解到，原因就是舊的增長模式到了增長極限，沒有能力再增加研發創新的投入。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爲新時代的硬道理，是否能落地，也是中國科技創新能否持續的重要制約。過去我們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依靠要素投入增長來支撐產出增長，我們稱之爲外延式的發展模式，但這種很快就會到增長的極限，另一種發展方式是把重點放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上。

實話說，我們在調研時發現，中國的動能轉換確實進步非常快，歐盟發佈的全球工業企業研發投入2500強，美國企業數量第一，中國第二，但是中國的基礎研究水平確實跟國際上的差距比較大，要想縮小差距，我的估計是需要30年。

國家現在希望企業能夠在一些方面發力，包括硬科技、綠色發展等。

硬科技方面遇到的最大問題是我們國家的創新環境和基礎還不夠好。近幾年，中國創新力排前50名的企業中，很多都在努力做硬科技轉化，但也面臨一些薄弱環節需要解決。第一，基礎研究比較弱。第二，企業大而不強，盈利能力比較弱。比如「新三樣」是目前發展比較好的，但是一旦「新三樣」成爲新增長點，地方政府就開始大量補貼，吸引企業在本地投資，銀行大量信貸支持「新三樣」快速發展，企業「有條件上、沒條件也上」。一哄而上就容易形成過剩產能、過度競爭，然後就會價格下跌，出現「價格戰」，這時真正的創新型企業沒有獲得利潤，就沒有能力做後續創新。第三，搞硬科技還需要解決體制機制問題，中國版「拜杜法案」——《科技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都特別好，但是很難落地，原因在於一些部門的意見不統一、協調性很差。第四，硬科技需要世界級人才以及培養世界一流人才的研究型大學，現在這些方面我們還有距離；第五，金融怎麼通過風投、創投、私募、直投進行科技創新投資。

綠色發展方面，首先，要有綠色的技術、設備、管理，其次，要找到綠色的貿易、投資以及金融的支撐，再次，綠色發展本身是負的外部性、成本增加，怎麼能夠做成正的外部性，鼓勵綠色就業、綠色GDP、綠色產出的增長、綠色的創新，這些方面要有一套市場機制等來支撐。

澎湃新聞：您剛剛提到「新三樣」發展遇到「一哄而上」的問題，當前一些產品產能過剩風險也引發關注，這裡面有什麼值得思考的嗎？

張燕生：「新三樣」成爲增長極就出現「一哄而上」， 這就涉及到市場經濟秩序問題。怎麼才能形成公平競爭、有序發展和協調出口的機制，政府怎麼走出「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困境，政府在用行政的權力干預市場、干預企業、干預經濟運行，這裡就涉及到市場的監管有沒有更好的方法？這其實是治理能力現代化，要用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方式來管理，我覺得這是現在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必須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爲最大的政治」，這裡頭對政府的改革是一個特別高的要求，也是我們要改進的薄弱環節。

中國外貿需要重新思考應該怎麼做

澎湃新聞：第四季以來，一些外貿大省、強市的外貿數據「回暖」，您認爲這裡面基數因素影響大嗎？是否釋放出一些外貿形勢變化的信號？

張燕生：根據美國的海運數據、物流數據、進口數據，10月份以後，中國外貿有非常明顯的好轉，這是外需在拉動。WTO預測全球貨物貿易增速，2022年、2023年、2024年分別是2.7％、0.8％、3.3％，從數據就會發現，2024年外貿形勢確實比2023年要好得多。

那外貿的問題是什麼？2023年來看，我們與五大貿易伙伴中4個的貿易增速是負值，我認爲，外需能解釋一部分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地緣政治和外貿轉型的影響。

外貿轉型，就是當全球整體上中間貿易品比重大幅下降，美國採購亞洲零部件的比重大幅下降，但中國的中間貿易品貿易卻在大幅上升，也就意味着中國的外貿從過去把產品賣到歐美，現在開始轉到把產品賣到墨西哥、越南、印度、印尼、泰國等，在這些地方完成加工組裝後，最終產品再賣給歐美，外貿模式改變了，而且跟國際趨勢相反。另外就是地緣政治的影響，比如，歐美減少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依賴的戰略帶來了訂單轉移、產業轉移、要素轉移。這些挑戰不但存在，而且在加劇。數據顯示，2010年到2021年，全球的產業政策從34項增加到近1600項，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大幅度上升，而且保護政策從8％提高到48％。另外，2021年地緣政治距離近的國家之間的直接投資佔比已經達52％。2024年來看，由於地緣政治因素，「新三樣」可能會面對非常大的貿易摩擦。這些都表明，當前外貿環境不是一個僅僅由市場機制主導的環境，不是一個自由貿易的環境，這種情況下，企業只能適應，中國外貿可能真的需要重新思考應該怎麼做。

澎湃新聞：2023年1-11月數據顯示，全國吸收外資增速下降，如何看待？

張燕生：首先，如果分製造業和服務業來看，製造業外資佔比在2021年已經跌破20％，2022年、2023年稍微回升一點，而過去70％都是製造業。如果外資大部分都是輕資產的服務業，就很難留住。其次，製造業外資中，要區分綠地投資和再投資，如果是利潤留下來再投資，其實就是原來投資部分的擴產，而不是新增投資。再次，要分清這些外資是市場驅動型外資還是效率驅動型外資，而市場驅動型外資主要就是爲了賣東西。

通過分析這些數據可看到，外資現在更多考慮的是經濟安全保障，這種考慮更多源於地緣政治。另外，中國的營商環境近年也存在一些問題，所以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

外資其實是一個系統，現在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從一個新的底層邏輯開始反思中國的外資、外貿、外企，整個要在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上來推動。

澎湃新聞：您認爲這種情況下，企業「出海」、對外投資有哪些風險和機遇？我們應該做出哪些調整？

張燕生：企業「出海」最大的問題就是怎麼「走出去、走進去、融進去、本地化」，就是要入鄉隨俗，真正按照國際經貿規則做。

好消息是，我們在調研時，法國、德國、日本的政客或者企業高管提出，能不能研究與中國一同「走出去」，進入第三方比如非洲等地區，這些地方可能制度風險高、政治風險高、企業經營風險高，但中國不但進去了還做得很好，對發達國家的企業來講是難以置信的，從這個角度講，對中國確實也是一個機遇。

另外，由於美國的回岸製造、近岸製造、友岸製造，中國企業只有「走出去」，進入到西方盟國體系。所以，下一步「走出去」可能真要像當年的「引進來」，怎麼推動「走出去」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