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95後”，曾去中南海講法制課

張晉藩：法學家，法學教育家，“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

2024年度法學家

2024年12月末的一天，室外溫度已是零下。早上9點， 95歲的張晉藩緩步進入中國政法大學科研樓8層的會議室，給博士生上課。每隔一會兒，張晉藩會低頭用12倍的電子放大鏡看看面前的講義，接着再平穩和緩地講述。

除了給博士生上課，張晉藩最近還參加了不少活動，日程滿得不像一位95歲的學者。他偶爾吐露過一兩句心聲：最近看書、寫作、做研究的時間受到了影響，他有些不安。

作爲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張晉藩一直致力於中國法制史學的研究，出版了60餘部專著，主編了20餘部中國法制史教材。2024年9月13日，張晉藩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表彰詞裡，他被稱爲“新中國中國法制史學科的主要創建者和傑出代表”。在過去的70餘年裡，法學家張晉藩的治學之路從未停歇。

鑑古明今

這幾年，編輯《張晉藩全集》是張晉藩的一項重要工作。全集分爲三輯，預計字數達到3000萬字，第一輯已於2023年12月出版，全集預計在2025年夏天完成出版。

《張晉藩全集》是他70多年來學術研究的總結，而這套書的出版，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新中國法律史學研究的發展歷程。陳煜是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副院長，也是張晉藩的學生，在他看來，張晉藩自身就構成了一部新中國法律史學的學術發展史。

1949年7月，張晉藩考入北京外國語學校，同年10月轉入原“中國政法大學”。1950年，原“中國政法大學”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張晉藩在那時得知組織上要調他讀研究生。他對司法應用學科不感興趣，後來被分配學法制史，即便有些同學因這不是熱門方向而爲他惋惜，但他覺得很滿意。1952年，張晉藩開始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任教。

原本，我國高校的法學院仿照蘇聯法學教育模式，設立“國家與法權通史”學科，同時確立了以階級分析爲主導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使研究逐漸僵化。

蘇聯專家離開後，包括張晉藩在內的學者開始建設“中國法制史”這門學科。張晉藩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當時自己一邊講課，一邊編教材，做的全是開創性研究。1963年，張晉藩撰寫的新中國第一本法制史教材《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講義》出版，後來有學者總結，這本教材體現了那個時代中國法制史研究的最高水準。

改革開放後，一度陷入停滯的法律史學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83年7月，中國法律史學會召開的年會上，張晉藩提出，中國古代的法律體系是“諸法並存，民刑有分”，而非西方學者片面認爲的“諸法合體，民刑不分”。他認爲，長期以來，西方學者對中國法制史的評價存在偏頗，比如英國法學家梅因認爲未開化或者半開化的國家一般多制定刑法，很少制定民法。之後，由日本學者根據梅因的觀點，論證中國古代只有刑法而沒有民法，據此說明中國未開化。

在西方中心論盛行之時，這些觀點曾對中國法制史學者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法制史的研究領域也極爲狹窄。因此，張晉藩提出，需要研究除刑法史外的民法史、行政法史等部門法史以及民族法史。他的觀點得到贊同。此後，中國法制史的研究領域得到極大拓寬，民法史、行政法史、民族法史、專題法史、斷代法史、法制通史、比較法史、法律思想史等領域都出現了大量學術成果。

在許多場合，張晉藩總會被問到一個問題：中國法制史的研究在當下到底具有什麼意義？在張晉藩看來，中國法制史學研究的是過去，但面對的是現實和未來，法制史的生命力在於爲當前的國家政治建設、法治建設提供歷史借鑑，“中國法制歷史是一個宏大的智庫。它產生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其任務就是要揭示中國法制與固有國情的內在聯繫與相互關係，以及蘊藏於其中的民族精神”。

在張晉藩看來，“鑑古明今”不是一句空話。1986年初夏，全國正開展第一次普法運動，張晉藩受司法部邀請，走進了中南海講課。“改革開放以後，急需恢復法制，所以黨中央帶頭聽法制課。一些老同志特別想聽中國古代法制的情況，希望我放開了講。”

張晉藩選定講課的題目是“談談中國法制歷史的借鑑問題”。他回憶，那天自己“侃侃而談，還挺有氣魄的”。講課反響良好，聽課的領導有157人，“許多同志第一次聽到中國古代不是沒有法律而是代代有法，不是沒有法官而是有執法的清官”。

課上，張晉藩講了一個故事。唐朝初年，唐太宗曾下過一道命令，如果發現有官員僞造資歷，冒充名門，就要處以死刑。此後，一名僞造資歷的官員被查辦，負責審判的司法官戴胄卻反駁唐太宗，稱按照法律條文，這名官員應該僅判處流刑。爲此，唐太宗與戴胄展開了爭辯。

課堂上，衆人也展開了一場討論，有人認爲應該依據法律條文，有人認爲按照領導的指示辦能在最短時間內將問題解決。

張晉藩隨後說，戴胄講，“陛下當時所發的命令，‘一時喜怒之所發爾’，判處流刑是國家頒佈的法律，不要因爲你一時的喜怒而改變了國家成法”。課後，一位參會的官員向張晉藩詢問唐太宗是否殺了戴胄，張晉藩回答，唐太宗沒有殺戴胄，戴胄最後升了官。

因爲是講歷史經驗的借鑑，張晉藩在課上提到了盛世與法制的關係：中國經歷過很多盛世，每一個盛世都和法制分不開，沒有不講法制的盛世，盛世都是講法制的，而且由盛轉衰，大都是因爲不講法制。

爲志氣而編書

歷數中國法制史領域的著作，很難繞過五百餘萬字、共十卷的《中國法制通史》。該書聲播海外，被西方同仁譽爲中國版的《查士丁尼法典》。爲了讓這部書出版，張晉藩奔走了19年。

1979年，“中國法律史學會”的成立大會在長春召開，張晉藩在會上提出了寫《中國法制通史》多卷本的倡議。後來張晉藩多次提過，是他所受的一個巨大刺激促使他提出這個倡議。

改革開放以後，張晉藩作爲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法制史學的代表，前後幾次接待了外國學者，包括日本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學者滋賀秀三和島田正郎，美國的學者愛德華茲（R.Randle Edwards）和藍德彰（John Dexter Langlois）。他從他們口中聽說，1979年之前，國外召開過三次中國法制史的國際研討會，主辦方多由日本學者牽頭，與會者除日本學者外有美國學者、意大利學者、德國學者等，唯獨沒有中國大陸的學者。

藍德彰是第三次中國法制史國際研討會的組織者，他坦誠地說：“我們不知道有哪些有影響力的中國法制史著作，當然也就無從知曉中國學者的狀況。”中國法制史的國際研討會，卻沒有一個大陸學者參加，大陸學者也沒有能引起外國學者重視的學術成果，張晉藩無言以對，十分尷尬。

張晉藩提出編寫《中國法制通史》的倡議後，得到了中國法制史學界的一致認同。

1980年1月，張晉藩主持召開了第一次編寫會議，有20多人出席，“這20多人基本上也就是當時從事中國法制史教學研究的全部人數了”。經過3天討論，大家敲定了諸多細節問題，但同時也遺憾地認識到當時無論人力、財力、研究基礎、資料狀況，都不具備立即開展這一浩大工程的條件，所以編寫工作只能推遲，等待條件成熟。

5年後的春天，情況有所改善。編寫《中國法制通史》多卷本被列入國家“七五”科研規劃，得到10萬元撥款。研究力量也逐漸變得充足，此後張晉藩的早期博士畢業生都參加了編寫工作。很快，作爲總主編的張晉藩確認了各分卷主編，明確了計劃要求和出版事宜等。

然而不久後，由於出版社改制，又出現了學術著作出版難的問題。這中間，還有兩位分卷的主編過世，兩位分卷的主編退出，不得不重新組織編寫力量。

1999年1月，《中國法制通史》終於得以出版，中外學者稱讚此書爲“世紀之作”。張晉藩後來說，當時不僅僅是爲了編學術著作，而是爲了增加中華民族的志氣而編書。實際上，編這部書沒有一分錢稿酬。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院長顧元說，《中國法制通史》對於中國法制史學科的體系建設至關重要，在那個階段具有里程碑意義。

張晉藩主編的鴻篇鉅著中有許多都是歷時多年編成，如歷時23年完成的《中華大典·法律典》和歷時16年完成的《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等。

單說《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這部書的編寫是個難度極大的工程，因爲它是一個跨學科的工作，包括法律史學、民族學、宗教學、社會學等，需要把各領域的學者都組織協調到一起，要努力得到相關部門的支持、爭取出版基金，中間的艱辛可以想見。顧元說，過去從來沒有人系統地去做這個工作。

“一般學者不會去做這些，也很少有人具備這種能力，自己能出學術成果就行了。”顧元自1999年成爲張晉藩的博士生，此後他們既是師生關係，也是同事關係，後來又成了鄰居。他感嘆，張晉藩的號召力、組織力和領導力使得這些艱難且浩大的工程得以完成。

張晉藩出生於九一八事變前一年的遼寧瀋陽，童年在僞滿洲國殖民統治下度過，對日軍侵華記得尤其清楚。他所學的小學和中學教科書都沒有真正的中國歷史，這讓張晉藩對晚清思想家龔自珍所寫的“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感受頗深。

如今，作爲學者的張晉藩談起自己從不停下的動力，他回答，“研究歷史，恢復歷史的真相，保存歷史的價值，這是最重要的”。正如歷代知識分子所推崇的、北宋思想家張載的“橫渠四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謙謙君子

中國政法大學的本科開學典禮總會介紹學校的五位終身教授——江平、陳光中、張晉藩、應鬆年和李德順。當時還是大一新生的呂文靜記住了張晉藩的名字。2022年，她成爲張晉藩的博士生。

過去幾十年，一代代法學生或多或少都見過張晉藩的名字。

顧元說，20世紀80年代讀法學的本科生都會上中國法制史課，用的是司法部統編教材，主編正是張晉藩。呂曉鼎是張晉藩的2023級博士生，高考後的暑假，他一早就決定報考法學專業，於是找了一些法學相關的書籍閱讀，當時就讀了張晉藩所著的《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因此產生對中國法制史學的興趣。《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在1997年出了第一版，如今已經修訂出版到第四版，被公認爲法學精品書籍。

這些年來，張晉藩編寫的教材和書籍不斷再版，一些著作過了幾十年仍未過時，影響了衆多法學學子。

作爲教師的張晉藩，不僅僅用學術著作影響學生。1983年，張晉藩從中國人民大學調入中國政法大學，參與創辦並擔任首任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擔任院長期間，張晉藩採取了校內外指導力量相結合的導師組教學組織形式，希望做到“兼容幷包”，聘請了多位著名學者作爲校外導師爲研究生授課。從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畢業的學生，許多成爲法學界的中堅力量。

1984年，張晉藩招收並開始培養我國首屆法制史學博士研究生，曾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的朱勇正是張晉藩的首屆博士生之一，博士證書是001號。從那時到現在，張晉藩已經培養了110餘名博士生，直到今年還招收了2名博士新生。

2002年張晉藩患上黃斑病變，視力急劇下降，做研究時常需要學生協助。那段時間，張晉藩正在編《清史·法律志》，陳煜每週大概有三天會到張晉藩家中，“他閉着眼睛讀、聽，我來打字，他再說哪裡需要查一查、改一改”。陳煜說，這樣雖然看似效率不高，但長久下來，張晉藩的學術產量仍然很多。

呂文靜和呂曉鼎是這兩年常常陪伴張晉藩的博士生，他們發現，年過九旬，張晉藩依然執着、勤勉。“張先生一般從早上8點半開始工作，11點半左右結束。下午3點，他又準時工作，再工作大概兩個小時。”呂文靜說，張晉藩思維敏捷，記憶力極好，總能準確地記得某一段需要用到的古文，念出來讓學生檢索出處。

人格魅力是許多張晉藩的博士生不約而同提到的詞語。二十幾年前，顧元見到張晉藩的第一面，就有感於張晉藩的風度，完全是他想象中謙謙君子的模樣。呂曉鼎說，張晉藩鼓勵學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己掏錢讓學生們到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地方。“先生不僅在學術上帶領着學生，也在人格上引領着學生。”呂文靜說。

2024年4月，張晉藩捐資創辦的“薊門法史書苑”在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二層建成。幾年前，張晉藩的夫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林中患病。爲了給夫人治病，張晉藩賣了一套房子。2018年，夫人去世後，張晉藩決定把爲夫人治病剩下的錢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他先後爲煙臺大學捐建了“張晉藩閱覽室”、爲中國政法大學捐建了“薊門法史書苑”，並且計劃之後每年都捐資以增加新書。書苑啓用後，學生絡繹不絕。

2024年12月末的這一天，張晉藩已經給博士上完了課，身體有點不適的他穿好外套、戴上圍巾，準備回家休息。一名即將預答辯的博士生捧着材料出現在門口，希望再次向張晉藩請教問題。張晉藩馬上坐下，問候學生感冒是否痊癒，一邊提出指導意見，一邊鼓勵學生。十幾分鍾後，張晉藩纔在秘書的陪同下，走入北京的寒風中。

發於2025.1.6總第1171期《中國新聞週刊》雜誌

雜誌標題：張晉藩：研究過去，面向現實和未來

記者：張馨予（zhangxinyu@chinanews.com.cn）

編輯：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