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復甦，必須邁過的四道坎

內容提要：

結束疫情防控措施一年多之後，經濟復甦的程度與速度，應該說都不及預期，要推動疫後經濟儘快復甦並穩定發展，我們必須邁過四道坎。一是必須建立市場化的要素市場。二是必須改革分配製度，將更多的國民收入分配給勞動者。三是必須改變國資爲主的投資方式與產業政策，改變產能過剩、無效投資的狀況。四是必須構建法治政府，清晰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提高政府行爲的可預測性。

2024年一季度，衡量全國消費品供求情況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漲幅爲0，衡量工業供求情況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同比下跌2.7%；內需最大宗的房地產持續第11個月下跌，今年一季度商品房銷售額2.14萬億元，同比下跌27.6%；衡量外需的商品出口8075億美元，同比下降1.5%。由於存在較爲嚴重的需求不足、供給過剩，雖然有2023年疫後第一個季度低基數的襯托，一季度29.6萬億元的GDP，現價同比增長不到4%，爲歷史較低水平。

結束疫情防控措施一年多之後，經濟復甦的程度與速度，應該說都不及預期，表面上看理由多多，但實際上皆因我們的宏觀經濟存在一些被疫情前中高速經濟增長所掩蓋的基礎性問題。要推動疫後經濟儘快復甦並穩定發展，我們必須邁過四道坎。

一是必須建立市場化的要素市場。

作爲經濟學中的一個基本範疇，生產要素是指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時所需要的各種社會資源。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企業家才能和技術與信息。這些生產要素要在市場中進行交換，才能合理分配並形成各種各樣的生產要素價格及其體系。

而我們建設有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40多年了，在生產與消費環節基本建立了市場體系，但在經濟最頂層的要素配置環節，政府一直牢牢抓在手中，不願將之推向市場，導致我們缺乏要素市場，生產要素錯配嚴重，要素價格扭曲，成爲各種經濟問題的根源。

三郎如此評論我們的要素分配問題，是有依據的。2020年3月30日，國家發佈《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在文件中要求各個領域如何讓市場而非政府決定要素配置。

政府而非市場配置要素，必然導致擁有生產要素的官員，對要素的回報率沒有追求。而不具備生產要素的企業家，卻在努力追求一個更高的回報率，這就導致了嚴重的矛盾。實際上我們越來越嚴重的投資浪費、產能過剩、資金空轉、學歷過剩、大量高學歷人才集中於政府而非企業，根子上就是要素分配的行政化而非市場化。

要素分配市場化，核心的地方就在於“保障不同市場主體平等獲取生產要素”，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實際上後面的市場要素價格就水到渠成，而且只有市場形成的價格纔是最公平的價格。

比如，只有資本市場化，才能抹平民企和國企的融資成本差距的鴻溝；只有勞動力市場化，才能促使取消嚴重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戶籍制度。

爲什麼我們建立要素市場總是雷聲大雨點小？因爲這涉及政府權力的大小，官員尋租空間的大小。我們都知道，自己削減自己的利益，總是不容易。

二是必須改革分配製度，將更多的國民收入分配給勞動者。

20年前，越境進入雲南、廣西打工的越南人、緬甸人比較多，甚至不少越、緬女孩越境嫁到中國。但在越南改革開放之後，這一現象迅速減少。後來還出現了逆向的越境打工現象，近幾年這一現象已從之前的個別情況發展到成批、整村出境。

近十幾年來，在雲南邊境一線地區，出現了大量邊民外遷、人口減少、耕地荒蕪、村寨空心化現象。雲南民族事務委員會的一份調查報告披露，中國移居到緬甸果敢地區的約有21萬人，其中老街就有11萬。

根據雲南大學課題組羅紅霞、朱星羽的調查，僅2021年，瑞麗市至少越境流失人口14.25萬人，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調查顯示，雲南邊民大批移居越南、緬甸有多種原因。

一是經濟因素。近年來越南邊境地區的經濟水平已經接近甚至是超過了雲南邊境，這對我們的邊境居民產生了吸引力。

二是發展前景。西方國家將越南視作供應鏈分散戰略的重要節點，吸引了大量外資蜂擁而來。邊民認爲越南的今後的發展優勢超過了我們。

三是處於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就業機會多。越南這幾年正處於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就業機會多，工資增長快。相對於雲南、廣西這幾年經濟發展困難，就業崗位不足，雲南邊民赴越南謀生更容易。

四是社會保障政策因素。調查認爲，鄰國的邊疆戰略、邊境政策、惠邊措施，與我們比較，顯現壓倒性的優勢，也會誘發邊民外遷。

比如越南還無償供應邊民農具、種子、化肥、耕牛。一律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不僅免學雜費，還免費發放校服，每月補助一定的生活費。最吸引人的是，只要能讀到12年級，一律分配工作。邊民子女考上大學的，給予資助。而我們與越南的這些惠邊政策沒法比較，對雲南邊民產生了比較大的衝擊。

我們知道，由於我們重投資輕消費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勞動力收入與GDP的比例上，我們是全球最低的。邊民的移動方向也警醒我們，抓緊改革國民收入分配製度，增加勞動力收入佔比，縮小工薪收入差距，儘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將原計劃投資資金中的一部分，用於轉移支付，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刺激有效需求。這些措施刻不容緩。

因爲唯有如此，才能加速用消費驅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取代投資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才能穩定人心，減緩高淨值人才和底層勞動力外流的趨勢，緩和人口總量減少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

三是必須改變國資爲主的投資方式與產業政策，改變產能過剩、無效投資的狀況。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訪華6天前腳剛走，德國總理舒爾茨就來訪華3天3地。雖然來的時間有先後，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出和關注了一個共同的話題，那就是“產能過剩”。

我們認爲這是西方政客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認爲近年來中國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光伏產品出口有所增長，但這是國際分工和市場需求的結果。還認爲供需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往往是常態，解決這些問題主要還要依靠市場按照價值規律進行調節。

的確，產能過剩是一個較爲複雜的問題，其既是個總量的概念，也是變量的問題，而且過剩也分爲絕對過剩、相對過剩、結構過剩等多種情形。

但我們必須注意兩點：

第一、耶倫是技術官僚，耶倫在美國算是不那麼反華的政客，她一直贊成取消對華關稅。舒爾茨是歐洲少有的親華領導人，德國對中國的投資是最堅定的。他們不可能每句話都是爲了打壓，其中也有“忠言逆耳”。

第二、我們的確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就如耶倫所言，解決產能過剩和更廣泛的宏觀經濟失衡問題有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我們提及產能過剩，大多數人都囿於工業。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告訴我們，我們的工業產能利用率從2021年一季度的77.2%下降到2024年一季度的73.6%。

100%減去產能利用率，就是產能閒置率。三年來我們的工業產能閒置率從22.7%增加到26.4%，其中最嚴重的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產能閒置率從25.5%增加到28.8%。

我們的產能嚴重過剩，這是事實。

實際上，我們的產能嚴重過剩，不僅體現在工業，還體現在基礎設施、服務業等很多方面。如果我們將出口視作本國無法消費必須轉移的過剩產能，2023年我們出口商品3.38萬億美元，進口2.56萬億美元，商品進出口順差，也就是我們本國不消費的商品產能爲5939億美元，佔當年GDP的3.3%。這意味着我們有3.3%的GDP相當於國內需求是過剩的。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公佈的數據，美國2023年出口額爲30535億美元，進口額爲38269億美元。國際貿易逆差爲7734億美元，佔其GDP的比例爲負2.8%。這意味着相對於美國國內需求，美國產能不足率爲2.8%。

產能過剩，源於我們國有投資體制和產業政策。比如我們發展鋼鐵產業時，鋼鐵廠一哄而上，我們重組消化了十幾年，鋼鐵產能依然嚴重過剩。比如我們發展太陽能時，各地太陽能產業園一哄而上，產能過剩到把當時的太陽能第一巨頭都幹毀了。

我們各地城投之類的投融資平臺，負債高達70萬億左右，乾的主要就是大舉投資、閒置產能的事。

四是必須構建法治政府，清晰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提高政府行爲的可預測性。

從黨的十八大制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目標以來，我們回過頭卻發現，一個街道就能發文不準轄區居民置辦超過多少桌的酒席，一個區政府就能發文不準清明節燒紙錢，一個區縣的管理部門一年可以到一家企業檢查200多次，警察可以不經法院判決隨意以涉詐名義凍結你的銀行卡，銀行可以沒有法律依據地隨意限制你的取款金額，一個居委會幹部可以拿捏你的軟肋……

我們都知道，依法行政是建設法治政府的需要，還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切實接受人民監督。但現在大家都不敢公開批評政府和領導，輕則是負面言論，重則跨省追捕。

所以，法治社會的核心，是政府和官員必須將自己關進法律和制度的籠子裡，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爲，法無授權不可爲”，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職權，將政府行爲納入到法治的軌道上來。絕不可隨意擴權，隨意干涉企業和居民的權利。

政府在管理社會經濟事務上，也應該謹慎而爲，切忌政策烙燒餅。一會左，一會右，導致政策不穩定，市場無法預測政策趨勢，無法確定政策風險，進而無法決策投資與生產。

法治政府要求權力行使者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克服在執法過程中存在的“權大於法”的錯誤思想，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對於知法犯法、違揹人民意志、損害人民合法權益等不良現象必須堅決糾正，依法承擔後果。

因此，建設法治政府在注重依法行政的同時，更要注重對依法行政的監督，建立健全政府行政執法監督體系，“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當然，這也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但這是構建和諧健康的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