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千手觀音取代了隱形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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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麗的華裔學者，五月間，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經濟的書，引起多方注意，這位學者的名字是金刻羽，父親金立羣是伴隨一帶一路產生的亞洲投資銀行的的創始行長。由於父親的關係，她中學時以交換學生的身分進入紐約市的一所精英私立中學就讀，畢業後進入哈佛，一直唸到博士，現在是著名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終身教授。新書的書名是《新中國經濟的遊戲手冊：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中國大陸的經濟，經過40年接近10%的速度迅猛騰飛之後，2020年遭到新冠疫情的衝擊，然後又有上海封城事件，增長勢頭已大不如前，儘管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它的GDP可能會增加5%，可是我們也聽到一些遠爲悲觀的看法。有人認爲，在受到美國聯合其盟邦的制裁之下，中國經濟可能會像日本一樣，陷入停滯的20年。人民幣貶值，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0%，以及消費力薄弱的新聞不絕於耳。

西方媒體訪問她時，針對是它們感到興趣的問題，完全忽略了該書的精華。在西方，學者們，無論是華裔還是老外，從來沒有對中國的體制作出正面的論述。她則不然。她說，自古以來，中國，在儒家思想的籠罩下，是一個父權社會，國家體系（英文的State觀念，指的是掌管了政權的整個機構，在中國，指的是黨政綜合體）擁有巨大的權力，把人民的福祉當作它的責任。

她指出，這是中國人民願意接受的。她舉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歷年的民調結果爲例：從2003至2009年，中國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爲86%至93%。此外，世界價值觀調查（2017-2020）的結果顯示，95%的人口相信政府。相對而言，美國人民只有33%對政府有信心。

這一點極端重要。基本上，她否定了西方的二分法：民主，基於它的定義，就是好的；極權、專制，因爲西方定義如此，它就是壞的。在民主的定義裡，西方已經把人權包括在內，不論其實際情況如何，而在專制極權的定義裡，它已經把人權排除在定義外，這使得所有在西方讀政治學的人，無法不被這個原始二分法給困住，不論如何翻騰掙扎，擺脫不掉這個預設的框架。其實，需要的是，根本不去理會西方的分類法，自己必須有勇氣爲自己定義，也必須正面對待自己的傳統。

在書中，金女士正面敘說中國體制的實質，它是一個父權爲本的制度，其中含有政府對子民的道德責任，必須爲人民服務。西方的定義剝奪了中國製度中的道德內涵，所以，只有在不接受它的定義時才能正面認識自己。

這就是這本書的特點。它不試圖用西方的理論傳統去跟西方根深柢固的學術偏見進行辯論，因爲那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她綜合自己的切身經歷，配合對西方各種思潮的理解，用感性的語言，根據事實，講述自己的道理。她引用易經指出，中國的體制仍然在繼續演變之中，新一代的人在觀念和生活習慣等各方面已經跟上一代人大不相同，而隨之而來的將是持續的變化。

正是因爲這種父權社會，所以國家體系會在照顧整個社會福利的考慮下從事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事。例如，當發現新東方在全國各地的補習學校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家長的經濟負擔，學生的自由時間被剝奪，優良師資不在學校教課，以及加劇貧富差距等），這個國家體系乾脆就把新東方給禁了！這是民主社會不可能做到的事。

最大的社會工程事件就是一胎化了。她用許多篇幅指出一個有意思的後果，那就是，由於男多女少，導致女權的提升和家庭儲蓄的增加。

當然，核心問題是，爲什麼中國經濟能夠強勁增長和繼續增長？她的解釋就是：政治權力集中，指導大方向，經濟權力下放到基層，讓地方政府與企業合作，互相競爭。這個模式被稱爲市長經濟，也就是千手觀音取代了隱形的手。

在改革開放之初，西方的許多論述都說，社會主義經濟存在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政府向企業「尋租」。這使得他們不看好中國經濟，認爲它早晚會崩潰。可是，按照金的說法，政府不但不尋租，反而是在替本地企業助攻，顛覆了西方的認知。所以，我們爲金女士點贊。

（作者爲中美論譠社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