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爲何會錯失分子生物學革命？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由遺傳學和生物化學結合而成。雖然早在1938年國際上就已經出現了分子生物學的概念，但是，這個學科領域的真正誕生卻發生在1950年代，一般以蛋白質α-螺旋結構模型的提出（1951年由鮑林（L. Pauling，1901-1994）完成），尤其是DNA雙螺旋結構模型的提出（1953年由沃森（J. D. Watson，1928- ）、克里克（F. Crick，1916-2004）完成）作爲標誌。

在此後的二三十年，分子生物學在西方國家成果迭出，獲得巨大發展，不但解決了遺傳學的微觀機制問題，把生物學帶入了分子的時代，還成了整個自然科學發展的領頭羊，大大推動了物理學、化學等傳統學科的發展。

基礎研究的重大突破還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應用價值，令農業、製藥、醫療等行業發生鉅變。在這個時間段內，中國開展了一系列以“人工合成生命”爲遠期目標的研究。它們以生物大分子爲操作對象，也可以說是分子生物學研究。但毫無疑問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發展分子生物學的道路與西方的迥異。爲什麼會如此？如何評價中國的獨特道路？這些都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撰文 |熊衛民（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

自從摩爾根（T. H. Morgan，1866-1945）把基因定位到染色體（1910年完成）上，尤其是德爾布呂克（M. Delbrück,1906-1981，1935年完成）和薛定諤（E. Schrödinger，1887-1961，1943年完成）論證基因是一種穩定的化學分子後，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構成染色體的蛋白質和DNA，究竟哪一個纔是遺傳物質？該遺傳物質是何種結構，爲什麼能夠導致遺傳和變異？包括德爾布呂克在內的衆多科學家一度認爲DNA比較簡單，難以存儲很多信息，而把探索重點放到了蛋白質上。1953年沃森和克拉克提出DNA的雙螺旋結構，並用其較好解釋遺傳和變異之後，不同國家的大量科學家將注意力轉到了研究DNA、RNA、蛋白質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上來。

20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西方在分子生物學方面的里程碑式成果包括：

分子遺傳學領域：建立DNA 的雙螺旋結構模型（1953年）→提出遺傳密碼假說（1954年）→提出傳遞遺傳信息的“中心法則”（1958年）→發現蛋白質合成中的遺傳調節機制（1961年）→破譯全部的64種遺傳密碼（1961-1963年）→發現逆轉錄酶和逆轉錄現象（1970年）→發現限制性內切酶（1970年）→重組DNA技術也即基因工程的問世（1973年）→DNA測序技術的建立（1977年）……

蛋白質結構與功能研究領域：建立蛋白質的α-螺旋結構模型（1951年）→人工合成催產素（1953年）→測定胰島素氨基酸序列（1955年）→測定肌紅蛋白和血紅蛋白的晶體結構（1960年）→發現蛋白質的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1961年）→發明多肽和蛋白質的固相合成法（1963年）……

來自美國、英國、法國的三十多位科學家因爲20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在分子生物學方面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諾貝爾化學獎。

中國自1958年起即建立了與分子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生化所”），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以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爲代表），1963年時又作爲國家重點項目開始實施試圖全面發展該領域的分子生物學十年規劃，起步並不算太晚。在王應睞、鄒承魯、曹天欽、唐有祺、沈善炯、談家楨、鈕經義、王德寶、汪猷、樑植權等從世界著名實驗室走出來的優秀科學家的主持下，在短短的數年之內，中國就在蛋白質分子必需基團修飾的定量處理、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動力學、人工合成胰島素、tRNA的一級和二級結構、琥珀酸脫氫酶研究、木糖異構酶研究、肌肉蛋白研究等方向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起點也不算低。可隨着“四清”運動，尤其是緊隨其後的“文革”運動的開展，這個良好的發展勢頭被打斷，所有的相關研究一度都停頓了下來。1967年5月之後，因爲一些極其特殊的機緣，胰島素晶體結構測定、胰島素的結構和功能關係、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tRNA、人工合成菸草花葉病毒蛋白質外殼等項目纔打着貫徹毛主席最高指示“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的旗幟而得以開展。在持續了十年有餘的“文革”中，雖然也出現過其他一些發展分子生物學的努力，譬如1972年底中國科學院曾召開分子生物學座談會，對分子生物學在中國的長遠發展又作了一番規劃，之後還採取了一些行動，但隨着“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運動的開展，這些努力大多被作爲“刮理論風”、“復辟回潮”等加以批判並因而夭折。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直維續下來，主要還是上述這幾個項目。它們和在“大躍進”時啓動、於“文革”前夕完成的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一起，共同構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人工合成生命”系列研究，是1958-1977年間分子生物學在中國發展的主線。

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於1966年4月發表全合成論文；胰島素晶體結構測定研究於1972年發表2.5埃分辨率的論文，1974年發表1.8埃分辨率的論文；胰島素的結構和功能關係研究於1972年、1974年、1976年發表了系列論文；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tRNA研究於1983年發表全合成論文。人工合成菸草花葉病毒蛋白質外殼研究沒能達到預期目標，也沒有發表什麼中間成果。

這些項目的參與者，原本只有王應睞（1955）、王猷（1955）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後來，鄒承魯（1980年）、王德寶（1980）、鈕經義（1980）、曹天欽（1980年）、樑棟材（1980）、邢其毅（1980年）、許根俊（1991）、劉新垣（1991）、龔嶽亭（1993年）、戚正武（1999）、張友尚（2001年）、常文瑞（2005）、王大成（2005）等人也先後當選爲中科院院士。

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tRNA研究均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獲獎時間分別爲1982年、1987年）；胰島素晶體結構測定研究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1982年）。

這些當然都是重要獎項，只是和諾貝爾獎相比，其聲望還是要遜色很多。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的代表鈕經義還曾獲得過1979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提名，可惜的是並未能獲獎。坊間一度對此忿忿不平。但諾貝爾獎獎勵的主要是原創性工作，而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tRNA研究、胰島素晶體結構測定研究的目標都很明確、基本實驗方法也已具備、只是工作量很大，它們屬於工程性研究，在探索性、創新性方面並不突出，並未能超出模仿或用已知措施解答難題的階段，沒能獲得諾貝爾獎也是可以理解的。

這些研究大多有國際競爭對手，但那些競爭對手的目的並不在於通過“人工合成生命”去最終解答“生命起源”這樣的哲學問題，而只是着眼於某些科學問題，企圖從分子層面去了解生命現象的某些組分和某些過程。換句話說，雖然所做的工作類似，但由於關心的問題不同，國際競爭對手的研究仍然是探索性的而非工程性的，仍位於國際分子生物學研究的主流之中。

和其他現代自然科學的學科、領域一樣，中國的分子生物學研究也是從西方學過來的，沈善炯、鄒承魯更是出自分子生物學的發源地加州理工學院和劍橋大學。爲什麼這個學科在中國的發展道路會和西方發達國家的迥異呢？

因爲跟西方斷了聯繫，中國的生物學家不知道西方同行非常重視分子生物學，不瞭解他們在這方面的進展？

有一點。1950年代以來，中國科學家出國參加學術會議、進修、訪問的機會極少[1]，把西方的分子生物學家請進來訪問、講學的機會也極少[2]，這當然會影響中國科學家對國際科研動向的瞭解，影響他們對最新實驗技術的掌握。但至少在“文革”爆發之前，鑑於中國訂閱了很多國際科學期刊，進口了衆多西方出版的科學書籍，還對這些期刊和書籍進行廣泛的影印，中國科學家對於西方的科學進展、研究熱點、科研設備，還是有渠道獲知的。不但自己知道，他們還寫了一些通俗的文章向大衆和領導人介紹這些最新進展[3]。譬如，談家楨就曾在1959年發表的一篇科普文章中說：

1962年的諾貝爾獎醫學與生理學獎、化學獎被空前地授予了5位分子生物學家——沃森、克里克和威爾金斯（M.Wilkins，1916-2004），肯德魯（K. J. Cowdery，1917-1997）和佩魯茨（M. F. Perutz，1914-2002）。這種消息也能令中國科技部門的黨政領導認識到分子生物學的活力和價值。在科學家的推動和科技部門黨政領導的允許下，1962年12月完稿的《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以下簡稱“十年規劃”）中包含了專門的發展分子生物學的內容：

分子生物學研究還被列爲十年規劃中的國家重點項目任務——“國重第30項”。雖然清楚相關基礎非常薄弱，有經驗、有成就的科學家相當少，各分支學科領域力量殘缺不齊，而且較新的儀器設備尚付闕如，王應睞、談家楨等人仍提出了不乏雄心的發展目標：培養數以百計的專門人才（包括派遣一些留學生赴西歐學習），生產和進口一些相關的儀器設備和試劑，使得中國在蛋白質、酶與核酸等領域的主要方向，五年內都能充分開展研究，七年內做出相當數量的有國際水平的成果，十年左右接近西歐國家的平均水平[6]。

但可惜的是，由於所需經費並未落實，再加上“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的衝擊，這個規劃並未得到很好的執行。雖然在制訂規劃後的三四年也購買了一些儀器設備，在上海和北京建設了兩個現代化的生物實驗中心，還制訂了更爲細緻的《建立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基礎》任務計劃書（草案）（1964年上半年由國家科委生物學組制訂），並在生化所、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以下簡稱“植生所”）等機構開展了一些相關研究，但那些研究，除人工合成胰島素外，普遍規模很小。而在教育和人才培養方面，與分子生物學有關的知識，並未能進入中小學、大學的教育體系；王應睞等只能通過舉辦高級生化訓練班，給來自全國各地的從事或立志從事生物化學教學、研究工作的人員上一點與分子生物學有關的理論和實驗課程[7]。

因爲強調理論聯繫實際，而分子生物學與實際關係太遠？

也有一點。從1950年起，中國就反對“爲科學而科學”，強調理論聯繫實際，爲此經常性的批判基礎研究，一些科學家業已開展多年、花錢很少的基礎研究項目也被迫終止[8]。1956年制訂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否定科學家按學科制訂出來的草案，把指導方針明確爲“任務帶學科”，只重視當下的任務的完成，而不重視有長遠價值的對學科的培育，不願意分散力量去從事基礎研究[9]。在周恩來總理聽取一些科學家的彙報之後，才增補了第56項任務：“若干重要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和《基礎科學學科規劃》。但由於基礎研究沒有具體的考覈指標，而“四大緊急措施”等其他任務有，基礎研究任務和規劃實際並未認真執行。考慮到還有好多任務帶不起的學科，1958年底、1959年初，作爲“向科學進軍”的“火車頭”中國科學院提出要“三大抓”：“一抓尖端科學技術，二抓國民經濟建設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三抓基本研究”，其中基本研究包括羣衆實踐經驗總結、基本理論研究和基本資料的收集整理分析等[10]。但到具體執行的時候，對基本理論研究抓得還是很不夠。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分子生物學研究，雖然國際上成就迭出，但尚未顯示出顯著的應用價值，中國的決策層也就沒有重視它。

1970年代初，基因重組技術出現、分子生物學的應用價值現出端倪後，決策層纔對其重視了起來。其具體表現包括但不限於：

1972年10-12月，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中國科學院派遣以貝時璋爲首的“中國科學家代表團”訪問歐美四國（英國、瑞典、加拿大、美國）。分子生物學是重點考察的六個專項中的一個。

1973年初，國務院科教組啓動“文革”爆發以來的首次科技進修生派遣計劃，安排了專人去英國學習“微生物分子遺傳學”[11]。

作爲當時全國的科研行政機構（國家科委已於1970年正式併入中國科學院）和綜合性科學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更是有衆多重視分子生物學的舉措，包括但不限於：

1972年12月16-23日，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召開分子生物學專題座談會，中國科學院滬區生化所、有機所、實生所、植生所、生理所，京區微生物所、植物所、動物所、遺傳所、生物物理所、物理所以及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等14個單位的33位代表參加[12]。

1973年11月-12月，中國科學院派遣以童第周爲團長的“中國生物科學家代表團”，對日本的42個科研機構進行了長達1個月的訪問。考察重點是日本的分子生物學研究狀況[13]。

1975年5月，王應睞、張其玖、李載平等一行11人組成中國科學院分子生物學考察組（組長是胡世全），對美國19個科研機構進行了訪問[14]。

1976年9月-10月，中國科學院派遣以沈善炯研究員爲團長的“分子生物學代表團”，對英國和法國的多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進行了爲期40多天的訪問[15]。

儘管此時的中國決策層開始重視西方那種分子生物學研究進路了，但已開展的那些工作有巨大慣性，在分子生物學方面有基礎的人依然把精力放在那些工作上。

爲什麼只說“有一點”？因爲同期中國圍繞“人工合成生命”做的那些研究，也基本沒有應有價值。胰島素是治療I型糖尿病的特效藥，人們一度設想人工合成胰島素能創造經濟效益[16]，但由於人工合成的胰島素十分昂貴，和從動物中提取的相比，在價格上劣勢巨大，實際並無實用價值。至於在“文革”期間開展的那幾項後續研究，更是從一開始就知道，它們沒有任何應用價值。

與前面兩個原因相比，更加重要得多的原因是科學批判活動所造成的排斥力。

從1949年起，中國就從蘇聯引進了對自然科學的批判活動，很多經典的科學理論、很多前沿研究、很多科學家都遭到批判。孟德爾（G. J. Mendel，1822-1884）、摩爾根的基因理論（當時稱之爲“摩爾根遺傳學”）被戴上“唯心論”“騙局”“反動的”“落後的”“有害的”之類帽子，被要求“徹底根除”“盡力的去掉”[17]。在基因理論的研究和教學方面有成就的學者大多遭受厄運，其中，李景均被逼出走[18]，談家楨、陳楨等被迫發文公開檢討[19]，鮑文奎被全部犁除試驗田中的秧苗[20]，“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胡先驌只因在新著《植物分類學簡編》中提及了國際科學界對李森科的批評，就遭到大會批判，其書也被禁燬[21]。臭名昭著的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的那套僞科學，更是在對基因理論的批判活動中，上了中國的學校教材，在研究和生產中得到大推廣。雖然1956年中央宣佈實施“雙百方針”，還於當年8月召開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對遺傳學領域的批判活動做過糾偏工作，但其結果也不過是允許少數人研究基因理論而已，學校中所教的，基本還是李森科那一套。1960年，裴新澍、盧惠霖等基因理論的研究或教學者又遭到疾風驟雨般的圍攻。甚至直到1970年代，還有一些期刊文章在批判基因理論，稱其“仍然是徹頭徹尾的十足的預成論的翻版”等[22]。

科學批判使得人們聞“基因”而色變，又有多少人敢提議研究基因的分子載體DNA及相關物質呢？又有哪位黨政領導會批准這方面的研究呢？所以，儘管中國科學院（1959年）和復旦大學（1961年）都成立了遺傳學研究所，可長期以來，它們並沒有開展多少與分子遺傳學有關的研究。

之所以基本無視國際主流、走自己的獨特道路，歸根結底是因爲當時中國的科研工作的主導者並非科學家。

對於科研工作，科研人員只有建議權，決策權被牢牢掌握在領導幹部的手上。在後者看來，科學是一種工具，是爲國防軍工、經濟建設、政治和意識形態服務的，它本身並沒有什麼價值。而且，他們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認爲自然科學是有階級性的，有“唯心”“唯物”之分，而科研則有“跪着”和“獨立自主”之別。所以，他們纔會批判“爲科學而科學”，纔會縱容一些人消滅摩爾根遺傳學，纔會批判“從文獻縫裡找題目”，纔會主張“科學研究必須搞羣衆運動”。正因爲高度專業化的科研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樣，也是由喜歡“多快好省”“抱大西瓜”的外行領導所主導，科研人員纔不得不“曲線救國”、“拉大旗作虎皮”，去建議從事能爲政治和意識形態服務的“人工合成生命”系列研究。這些項目被批准後，從找哪些單位協作，把什麼人結合到項目組中來，用什麼方式來做研究，到成功後論文如何署名，如何宣傳，選什麼人作爲代表人物，如何分配榮譽，等等，全都由官員來決定。在官員們在做相關決策時，考慮的主要是政治和意識形態，而非規律和真相。

就像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量子力學發展的黃金年代一樣，20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也是分子生物學發展的黃金年代。新的問題域和新的範式出現，不同國家不同學科的西方科學家，尤其是年輕學者投入進來，在思想的市場獨立自主、自由選擇、自由探索、自由爭辯，摘取了一個又一個的重大成就，令自己作爲科學英傑被永久載入史冊。

同時期的中國科學界屬於舉國體制，“全國一盤棋”。在官員的領導下，科研人員和人民羣衆“兩條腿走路”，批判各種“錯誤”觀念，統一思想，一切行動聽指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盼望抱得驚天動地的“大西瓜”，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但事與願違的是，那個時段中國開展的大部分協作攻關項目都是失敗的；在達到了預期目標的少量項目，如人工合成胰島素、胰島素晶體結構測定、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tRNA項目中[23]，中國的科研效率也遠遠不及國外的競爭者。中國傾全國之力，把很多優秀專家集中到一起，在不計成本的情況，仍然只是基本與西方的一兩位並不是特別突出的科學家如卡佐亞尼斯（P. G. Katsoyannis，1924-2019）、查恩（H. Zahn，1916-2004）、大塚榮子等戰成平手，而西方特別突出的科學家如霍奇金（D. C .Hodgkin，1910-1994）、科拉納（H. G. Khorana，1922-2011）、梅里菲爾德（R.B. Merrifleld，1921-2006）等則在同類工作上有遠勝中國之處[24]。

對於中國的科研效率過低這一點，雖然基本沒有在大衆媒體上作過公開報道，不少相關的科研人員和管理者是承認並頗有微詞的。而且，這些項目並沒有顯著的帶動效應：重點沒能帶動一般，任務對學科的帶動作用也不夠明顯。

和同期西方自由研究所獲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中國圍繞“人工合成生命”而開展的少量工程性官營研究是非常後進的。但不管怎麼樣，通過這種曲折的途徑，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這種極爲嚴酷的時期，中國仍然在分子生物學領域產出了一定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文革”時期，在大學停止招生、研究生停止培養、別的基礎研究項目基本不再進行之後，這些項目幾乎成了培養現代生物學人才的唯一手段。一些負責“促生產”的幹部本想通過開展這些“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達的任務而在參與造反的青年羣衆中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可各單位的相關青年“革命科技人員”通過“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卻最終使自己變成了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專門人才。有了這批人才積累，再加上部分還沒把專業知識全荒廢掉的老專家，中國才能迅速跟上國際潮流，於“文革”結束之後數年即在以分子遺傳學和基因工程爲代表的分子生物學主流研究領域取得成果。而他們的學生輩，尤其是那些有機會到海外去留學和工作的，更是能夠融入國際，和國際同行一道成長，在某些領域進入國際先進行列。

1949年之後，中國很重視科學技術，當時先後制訂了十二年規劃、十年規劃，並發動了“向科學進軍”、“技術革命”、“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等與科學技術有關的政治運動，期望本國在科學和產業上能夠迅速超英趕美勝蘇聯。如果說略有遺憾，大概是沒有機會參加近代以來的幾次科學革命、技術革命，以至於教科書上、科學技術史上基本沒有記載由近現代的中國人所做出來的成果。

分子生物學的重大突破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初，然後分子生物學迅速成爲科學發達國家的研究熱點，一個又一個的里程碑式成果出現。談家楨等中國科學家意識到了這是一個換道超車的好機會。他們還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給國民尤其是領導人普及相關的知識，呼籲國家重視這方面的研究。遺憾的是，這些呼籲沒能及時得到響應，後來雖有所響應但也沒能落實。中國的相關科研人員難以按照自己的認識和心願去做最有價值的研究，只好“拉大旗作虎皮”，以顯得有些諂媚的態度去爭取一點做邊緣研究的機會。就分子生物學革命而言，不但早期的重大成就不是中國做出的，而且在人家做出來之後，中國科學界也基本沒有跟蹤，而是試圖閉門造車、另搞一套，以至於革命中期、後期的成果中國也沒有份，直到相關的技術應用——基因工程出現後，中國才逐漸向國際主流靠攏，才慢慢跟着國際主流一起進步。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過多輪改革，隨着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科學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逐漸從遠遠跟跑或閉門造車，變成了貼身緊跟，某些領域甚至先行跑到了無人區。在沒人可以跟蹤的時候，原創能力不足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這個時候，重溫錯失分子生物學革命的教訓是有價值的。亟盼我們能夠吸取相關教訓，尊重科學家在科研工作中的主體地位，走科學發達國家花數百年摸索出來的正路。

原文主要內容已刊於《新興科學和技術趨勢》2023年第2期，原題爲“分子生物學在中國的獨特發展道路（1958-1976）”

參考資料：

[1]王應睞、鄒承魯、汪猷、曹天欽、殷宏章、沈善炯、龔嶽亭等中國生物學界的頂尖專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有過一兩次出國開會、訪問的機會。

[2]肯德魯曾於1966年9月29日-10月18日到訪中國，當時正值“文革”爆發之初，他並未能跟中國同行作充分的交流；霍奇金曾於1959年、1965年、1972年等年份訪問中國。

[3]如談家楨.什麼是合成蛋白質的“密碼”.人民日報.1962-07-05.

[4]談家楨.遺傳的分子基礎和生物學的任務.人民日報.1959-07-24

[5]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http://www.93.gov.cn/zthg/kjxgzt/lsqk/lsqk5.htm

[6]生物化學規劃說明書（草稿）.見：中科院檔案處檔案，62-16-4號.

[7]1961年辦第一次，有400多人接受培訓。

[8]如朱洗堅持了一二十年的“人工單性生殖”就被批判爲學院式的“理論脫離實際”的研究，進而他不得不把實驗材料蟾蜍倒掉。見：熊衛民.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幹部與科學家——羅登先生訪談錄[J].中國科技史雜誌.2005（3）：257-265.

[9]段躍（採訪整理）.胡亞東口述人生[M].北京家譜傳記文化館.2022年，182頁.

[10]張勁夫.科學工作的大躍進需要向前推進一步[J].科學通報.1959（1）：2-4.

[11]中科院及有關所1972年至1977年執行國務院科教組赴英國進修計劃的有關材料.中國科學院檔案館. 1977-35-0001.

[12]中國科學院文件（73）科二字第001號：分子生物學座談會紀要（草稿）.薛攀皋先生提供。

[13]日本生物學研究概況（出國參觀考察報告）.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74年.

[14]據筆者對張其玖的訪談及美國分子生物學研究概況（出國參觀考察報告）.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75年.

[15]熊衛民.《金黴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傳》.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150-165頁.

[16]李飛.張滂院士談中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科技中國2006（10）：74-77.

[17]胡化凱.中國對於遺傳學的批判[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5 (1):8-20.

[18]葉篤莊.一代遺傳學宗師李景均何故去國──記50年代初強制推行"米丘林學說"在中國引起的風波之一[J].炎黃春秋, 1997(7):35-41.

[19]胡化凱.中國對於遺傳學的批判[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5 (1):8-20.

[20]於有彬.鮑文奎：綠色的目標[J].自然辯證法通訊.1979（3）：85-93.

[21]熊衛民.不該遺忘胡先驌[J].書屋.2010（8）：35-39.

[22]如張作人.基因學說是預成論的翻版[J].自然辯證法雜誌.1975（3）：102-118.

[23]關於這些項目的研究過程，可參見：熊衛民訪問整理.從合成蛋白質到合成核酸.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

[24]關於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的效率，可參見：熊衛民.中外人工合成胰島素比較.炎黃春秋.2006（1）：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