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盧華萍：去神聖化的康德，公共理性與種族主義

作爲現代哲學的主要人物，康德統整了早期現代的理性論，爲19和20世紀的哲學奠定了基調，他的影響力持續到今天的道德哲學、形而上學、知識論、政治哲學、美學及許多其他領域。學界普遍認爲，他以一人之力改變了18世紀德國哲學的面貌，爲世界哲學史開闢了一個新時代。

2024年，恰逢康德誕辰300週年，逝世220週年。值此特別時刻，上海紐約大學的哲學學者們邀請康德哲學專家、美國喬治城大學哲學教授Huaping Lu-Adler（盧華萍）來上海舉行公開講座。

200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畢業後，盧華萍教授赴美繼續學習西方哲學，師從被認爲是戰後英語世界中最傑出的康德學者Henry Allison（亨利·阿利森）教授。從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盧華萍教授擔任北美康德學會的副主席，現爲其“多元包容”顧問，著有《康德與邏輯科學》（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年）和《康德、種族和種族主義：某處的觀點》（牛津大學出版社，2023年）。

在最新的研究項目中，盧華萍教授把康德的政治哲學放置於以殖民主義、種族奴役、西方中心主義世界主義爲特徵的歷史背景下，進行批判性的重新審視。5月10日，盧華萍教授將在上紐大哲學學者們籌辦的“上海哲學講座”系列帶來題爲“康德論公共理性與語言他者”的公開講座。講稿和現場評論的終稿之後都將以中英文雙語出版。英文版將刊發在英文期刊The 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對應中文譯稿將刊發在中文期刊《哲學分析》上。

在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對其的專訪中，盧華萍教授解釋了康德的種族主義如何影響她的哲學思想，探究康德學者爲何持續選擇忽視康德的種族主義問題，以及康德對公共理性的闡釋存在哪些問題。盧華萍教授強調，學者應該將康德“去神聖化”，認識到康德作爲個人有着全面而複雜的面相。

Huaping Lu-Adler（盧華萍）教授

澎湃新聞：作爲康德哲學的專家，您在2023年出版的《康德、種族和種族主義：某處的觀點》一書提出：康德的種族論，包括種族歧視和種族主義，是他的哲學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長期以來，康德研究者們或是擱置康德的種族偏見，或是認爲種族主義與他的道德理論相矛盾。在您看來，康德的種族論如何影響了他的哲學思想？過去的研究者爲何持續忽視這一問題，這方面的問題又爲何在近年來獲得重視？

盧華萍：許多現今的康德學者比較熟悉康德的哲學概念，比如康德的目的論、科學哲學、歷史學，以及他對人類進步的希望，這些概念都集中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但鮮爲人知的是，康德正是基於他的種族主義論，發展和提煉出了這些概念。從18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後期，康德寫過三篇專門關於種族的論文。在這幾篇論文中，康德建立了目的論的基礎。因此，我們需要意識到，很多康德學者所熟知的概念都是通過康德對種族的思考提煉得出的。

那麼，過去的研究者爲什麼持續忽視這個問題？一方面可能是很多學者對康德的整個體系缺乏全面認識，過於狹窄地關注三大批判。韓水法教授在採訪中表示，國內的大多學者基本上都在關注三大批判，但三大批判只是康德整個哲學體系的一部分。康德的思想體系極其龐大複雜，並非只有純粹或形而上的概念。康德教了40年的地理學，20多年的人類學，他正是從中發展出種族歧視和種族主義，而過去的研究者則較少關注這一方面。

另一方面，許多康德學者（尤其是老一代的康德學者）喜歡將康德神聖化，甚至把他當作英雄看待。他們沒有將康德視作一個全面且複雜的人。基於這一原因，學者會選擇忽視他對種族主義的看法，因爲這與康德被神聖化的形象存在衝突。

關於你提到的，很多人認爲種族主義跟康德的道德理論是矛盾的，我認爲這是對康德的誤解。我在書中第一章解釋了爲什麼康德形而上的道德理論和他的人類學、地理學形成了互補。由於康德的體系極爲龐大，它具有很大的空間，它可以討論形而上的理論，也可以講很具體的事物，在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中，爲他的種族歧視和種族主義提供了容身之處。

關於爲什麼這方面的問題在近年來得到重視，這背後有着複雜的原因，也可能跟時代的變遷有關係。2020年，美國爆發“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該運動從美國迅速擴散到歐洲。德國的媒體曾進行過一次比較公開的，對康德的種族主義、種族歧視的爭論。此後，大家也慢慢開始關注這方面的問題。研究者的心態也經歷了某種轉變，我這一代的學者，會覺得康德的哲學很有意思，覺得做康德研究感覺很好，但我不會去崇拜或神化他。更年輕一代的學者的思想更加開明，他們認爲學者可以去做康德研究，但不需要去崇拜他，應該去正視他。

澎湃新聞：康德一直與“普世主義”、“平等主義”思想有着緊密聯繫。根據康德的說法，“理性的公共運用”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學者跟讀者溝通交流從而接近真理的方式。評論家往往認爲，這反映了康德平等主義的理想。但在本次講座中，您強調通過研究康德對於東方語言和西方語言差異的概念，我們應該意識到康德對公共理性的闡釋，雖然在名義上給予所有人平等言說的權利，但卻支持、維繫了全球知識生產上實質上的不平等。能否請您展開談談康德對公共理性闡釋存在哪些問題？

盧華萍：我們可以從康德的說法中看到某種限制。康德認爲，“理性的公共運用”並非任意羣體之間的交流，而是個人作爲一個學者去發表思想。我們可以設想，在今天的社會，一位學者想要發表思想觀點會面臨幾大問題。首先，學者需要尋找合適的發表平臺；其次，即使發表出來，別人也未必能看到；再者，他還需要讀者羣體的接受與認同，將他視作一位值得認同的思想者。在這些問題之外，學者與讀者還必須使用統一的語言，來實現溝通和交流。

有時候，語言是單向的。對於中文世界的研究者而言，我們需要去學英語，才能讓英語學界的人來認同和理解我們；但相對應的，他們不會花那麼多精力去學中文，來了解我們。而且即使我們使用統一的語言，仍舊存在許多問題，我們還需要共享一個理性框架，以及相似的思維方式，不然對方可能還是無法理解我們表達的觀點。

這裡面已經加入了很多的限制。從名義上來講，似乎人人都有能力做學者，誰都有能力寫東西，誰都有能力發表東西。但從實質上來看，如果你問康德誰有這個能力成爲學者，他肯定會說，第一女人不行，第二非白人不行，第三東方人（包括東方的白人）也不行。

康德甚至在白人羣體中也進行了社會階層的區分。他向學生明確指出，要辨別哪些人的思想是可以信任的，就要區分學者和平民：學者說出來的話是可信的，平民說出來的東西是不可信的，因爲康德認爲平民沒有精確的理性思考能力，他們的話並不準確。

所以，康德的公共理性論其實只適用於一小部分人。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公共理性論在實質上是不平等的。

澎湃新聞：有觀點認爲，康德是一個“矛盾的普世主義者”。例如他在《實踐理性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提出的絕對命令同樣適用於非白人。然而，康德也曾在《論優美感和崇高感》、《論目的論原理的哲學意義》等作品中提出過歧視性的種族價值標準。在您看來，康德是否有意識地將特定種族排除在他理想的平等世界之外？

盧華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康德從沒有明確表示絕對命令同樣適用於非白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中提出的是一個非常抽象、非常純粹、非常形而上的道德理論，甚至可以說他在那本著作中並不關注具體的人。

雖然在名義上，絕對命令是不排斥非白人的，但名義上的不排斥不等於實質上的包容，也不等於名義上的包容。因爲康德提出的純粹的、形而上的道德理論主要關注的對象是有限的理性者（finite rational being）。康德在著作中甚至不使用人類一詞，而是使用“有限的理性者”的概念。在論述完抽象的道德理論後，康德通過人類學的視角，觀察人類作爲地球上理性者的處境與能力，並探索人類是否有希望達到這種道德境界。從上述角度來看，極端抽象的絕對命令跟種族毫無關係，跟白人也無關，跟非白人也無關。因此很難說康德的絕對命令同樣適合於非白人。

關於問題的第二部分，我認爲康德確實是有意識地將特定種族排除在他理想的平等世界之外。康德對非白人或東方人的評價具有很強的種族歧視色彩，他認爲印第安人太懶、黑人太笨，黃種人思維太具體，不夠抽象，缺乏政治想象力和想象純粹道德概念的能力。此外，康德認爲雖然人類都具有發展理性的潛能，但非白人和東方人的天賦（Talent）、氣質（Temperament），和身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導致他們無法發展公共理性。這種觀點在當時並不罕見，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也提出過相似觀點。

在我看來，康德在建構非白人和東方人形象的時候，存在某種焦慮感，特別是對東方人的焦慮感。根據當時的看法，文化是從東方起源，所以康德擔心學生們會過分看重東方的文化，他會刻意地去貶低東方人，尤其是去貶低東方人的文化、哲學和科學。康德曾表示東方人沒有能力去研究真正的哲學，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學。他曾警告學生不要去模仿東方人，他認爲西方人有一種特別的天賦，而模仿東方人會損害這種天賦。康德很有意識地構建起一個東方人的形象，然後將其排除在他的理想社會之外；另一種可能是，康德理想中的社會也可以包括非白人和東方人，但他們不可以作爲主體來介入由西方人控制的未來社會。

澎湃新聞：學界中有大量的研究者關注康德的“三大批判”，研究者關注康德哲學理論中存在的問題，試圖釐清其中的概念。有一種批評認爲，單純研究抽象的康德理論很難對現實世界以及社會產生影響。在您看來，您對於康德及其種族論的研究是否與現實之間存在較強的聯繫？是否可以將其看作一種對於歷史以及當下思潮的迴應？

盧華萍：康德的整個哲學體系非常廣大和複雜，他本人也對自己的歷史處境和當時的思潮非常敏感，所以康德哲學是具有時代性的。現在一些學者對三大批判的關注過於狹窄，這是康德學者的選擇，不代表康德哲學的全貌。

我這兩年來對康德種族論的關注，跟我個人在美國的處境也息息相關。川普當政，再加上2020年疫情暴發，美國人對於亞洲人的偏見和歧視日益增加。作爲一個在美國生活的中國人，處境其實不是很舒服。這讓我想到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例如中國人在美國的歷史，我們現在的處境也和歷史相關。回顧歷史，可以幫助我更好地瞭解當下的處境。

於我而言，在面對種族歧視時，我不想去抱怨個人，這並不意味着個人的行爲沒有過錯，但我更關注我們作爲一個種族在西方和世界上的遭遇和歷史，因此我也開始關注康德的種族論，尤其是康德對東方人的看法。

我身邊的很多學者，他們中的一些人選擇忽視康德對東方人的看法，但我作爲一個東方人，對這一點非常敏感。我之前做的康德研究是康德邏輯學，極其純粹和抽象，但在這兩年我在學術道路上有所轉變，這和我的自身處境，包括目前的國際局勢有關。我個人感覺，現在中國人在美國的處境有些緊張，並且仍然會被當成外人看待；作爲一個做哲學的人，我能擁有一種“奢侈”，我可以從回看歷史的角度來理解自己當下的處境。

澎湃新聞：結合上一個問題，我們或許會聯想到2020年，西方高校內推倒奴隸販子、種族主義者雕像的運動。在您看來，在將康德的政治哲學放置於以殖民主義、種族奴役、西方中心主義世界主義爲特徵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審視後，我們應該如何重新認識康德的哲學思想價值？

盧華萍：關於這一點，我在書中的最後一部分有所迴應。很多康德學者，特別是老一輩的康德學者，會把康德神化、英雄化，我覺得這是很不健康的一種學術態度。

我對康德和康德哲學還是很感興趣，他的哲學中有很大一部分仍然很有價值。但我得先把他請下神壇，放在我能平視的高度和他進行對話，再重新將他“人化”。把一個哲學家“人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哲學家的思想不是從真空里長出來的，他的哲學也是對時代的一個迴應。康德是一個身處在特殊歷史背景下的哲學家，18世紀（尤其是18世紀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轉折期，西方經歷了劇烈的政治動盪。

在18世紀末西方動搖不定的背景下，康德發展出一整套哲學體系，探究整個人類的處境，包括東西方人的處境。可以說，他是從一個西方人的視角來看世界，從西方人的角度和語言來構造世界。其實和同代人相比，康德的世界觀是具有爭議性的，當時很多人並不同意他的世界觀。但是由於康德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他的世界觀才得以被傳承下來。儘管我們現在對他的許多觀點已經習以爲常，但康德思想也具有歷史的偶然性和侷限性。

從這個角度來看，康德思想的應用度或許也是有限的。例如現在很多人認爲康德的普世主義是關於平等的權利，但如果我們追溯歷史，我們會發現康德是在他學術的後期纔開始講普世主義，爲什麼？因爲當時康德有一種很強的危機感，他只關注西方的5個大國：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這些國家除了德國外都是殖民國家（康德因爲自己德國人的身份纔將德國加入其中）。當時的英國和法國兩個大帝國，都擁有摧毀彼此的潛力，這既解釋了爲什麼康德只關注大國，也解釋了他爲什麼產生永久和平的觀念。康德認爲如果國家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戰爭上，就無法發展自己，無法推進文明。

康德之所以在18世紀90年代纔開始關注這些問題，是因爲當時英法兩個大帝國之間的鬥爭已經到了接近彼此毀滅的地步。所以我一直將康德視作一個非常精明的現實觀察者，他對當時的政治動態有着敏銳的認識。作爲一個哲學家，康德能看到大局，能看到長遠的歷史趨勢，所以他會在那個時間點開始討論普世主義。我相信康德在討論普世主義的時候，他考慮的應該都是大國之間的關係，因爲他沒有必要去考慮小國，小國也沒有力量去消滅別人，這與今天的世界格局極爲相似。說到底，今天的世界和平是大國之間的權力平衡，是大國之間簽署了確認和平的條款，然後由大國來保護小國。小國並沒有多少話語權和權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康德的普世主義是有限的，但它也可以幫助我們來理解今天的世界秩序。

澎湃新聞：有些人將哲學家的工作視作“概念工程師”，但正如過去幾年的社會運動所展現的那樣，概念並非一成不變。另一方面，追溯概念的源頭，評估當時的社會、政治思潮有着重要意義。在您看來，回到哲學史上重新思考特定概念，將對我們理解和解決現實問題產生何種作用？

盧華萍：理解概念的歷史根源非常重要。有時候，即使這種溯源不能解決問題，也能幫助我們看清問題。這種方式不僅能幫助我們理解政治上的問題，也能讓我們理解很多社會問題。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對環境問題進行哲學概念上的歸元，就會回到人類對於大自然的看法。

現代人會把大自然作爲一個知識和技術的對象，當作資源來剝削，當作社會人的一種財產來佔有，這其實是源自西方近現代的一種看法。反觀印第安人和其他土著，他們跟自然之間是一種親屬的關係，而不是一種對象化的關係。但西方文明卻提出要把自然對象化，這種觀點被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理論化，在康德的體系中也存在相同觀點，這種認識也逐漸成爲主流。

另一個例子是，現代人非常重視努力工作、保持勤快（work hard）。一個人要是不勤快就好像沒有價值，這一看法同樣也可以追溯到康德。在康德的道德哲學中，他提出人最重要的不是快樂，而是是否值得快樂（worthy of happiness）。康德明確表示，在保證我們值得快樂的過程中，我們應該保持勤奮努力，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快樂。這一觀念非常現代，中世紀和近代之前的人們並不認同這種觀念。我個人認爲，這種觀點也和康德的宗教背景有關，加上當時資本主義剛剛開始發展，所以大家都需要保持勤奮，努力工作，爲此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快樂。

當我們追溯這些概念時，我們可能突然體會到這些概念都具有歷史偶然性，很多概念都可以追溯到康德。

我們也可以關注一些其他的例子：這幾年我比較關注女性在家庭中的勞動，比如說女性的家務勞動。雖然從女人的角度來講，她是一個勞動力，但在早期近代的思想和哲學構架裡面，女人在家裡做的事情不算生產力。所以女人做家務，老公是不會給你薪水的，圍繞這一問題也涌現出許多哲學討論。這些對現代生活非常重要的概念也經歷了演化，逐漸被提升到哲學概念的地位。

澎湃新聞：本次講座的標題爲“康德論公共理性與語言他者”。結合您的個人經歷：出生、成長於江蘇南通，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畢業後，赴美繼續學習西方哲學，您能否談談您對於“語言的他者”這一概念的理解？

盧華萍：我是從六年級的暑假開始學英語的，我在國內上了那麼多年的學，基本上一半的時間都用來學英語了。那時候我成天背英語，一直想出國。到了美國後，我也經歷了一個適應的過程，也意識到光會說英語還不行，因爲我是中國人，說英語也不免有點口音，所以要努力克服這些問題。我還要盡力把英語說得地道一些，避免語法錯誤，不然別人會覺得你不夠聰明。

比如我去開一個學術會議，如果是一個白人男性做講座，說一口地道的“皇家英語”，他只要一開口，都不需要講什麼，人家就理所當然地把他看作一個知識權威。但我就必須做很多努力來證明自己，而且不能犯錯誤，你一犯錯誤，就好像是在提醒別人：你不屬於這裡。所以即使我現在英語很流利，發表了很多文章，也能夠給學生教課，但我一直有一種不穩定的感覺。有時候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如果別人不知道我是誰，我總會感到一種必須要重新證明自己的壓力。

但是退一步來講，“語言的他者”也有一個哲學上的意義，不是所有不說英語的人都會被看作“低下”的。比如對待一個說德語的德國人，美國人就不會覺得你不說英語，你就沒有什麼思考能力。但如果你是個中國人，是個墨西哥人，或者是個非洲人，有些人一看到你就會產生歧視性想法，認爲你在智力上不如他們。你需要做很多工作來證明自己，來說服他們，證明你值得他們的尊重。在這種環境下，別人已經不是把你視作語言的他者，而是語言的低能者。某些人會把“語言的他者”視作“智力上的低下者”。面對這種壓力，你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去證明自己，這是非常累人的。

回到康德哲學，我覺得語言跟權力之間有着極大的關係。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決定了哪種語言能夠佔據世界的主要地位。英國的帝國主義讓英語擁有了特殊的地位，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又維持了英語的地位。

一旦某種語言擁有霸權地位後，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就要證明自己高人一等，回過頭去論證自己的語言比別人的語言更好，這也是康德所做的事情。在西方強大後，他反過來說西方強大的原因之一是因爲他們的語言更先進。東方之所以衰落和停滯，是因爲東方的語言有障礙。這種語言的“優越性”是康德回過頭去建構的，背後是爲了滿足一種自我崇尚的慾望。

澎湃新聞：哲學被許多人視作晦澀難懂、脫離現實的空中樓閣。您對於哲學專業的未來有何展望？我們應該如何結合現實，培養人們對哲學的興趣？

盧華萍：我覺得哲學家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傾向，這很不健康。在哲學教育方面，康德是一位優秀教育者，他的講座非常生動，並且他很善於將教學內容與學生們關注的事物相結合。康德本人非常注重哲學的美化，哲學的生動性，康德認爲如果教育者只會講乾燥的東西，那麼他還沒有達到一定的境界，到了一定境界之後，教育者自然能夠去普及自己的思想。

我個人比較贊同這個說法：每個人內心裡面都有一個哲學家，並且我認爲哲學跟天分沒什麼關係。我記得當時在北大的時候，我猶豫過要不要繼續學習哲學。我的一個老師就說哲學要有天分的，人要聰明，我當時就想，要是我不夠聰明怎麼辦？另外一個老師卻說，不是這樣的，每個人都有做哲學的潛力，你只要專注，只要有好奇心，只要堅持，就能在哲學上有所進步。

我自己作爲一個老師，也很關注教育者的定位。這個問題跟哲學教育有着緊密的關係。老師最大的挑戰，是怎麼去喚醒和栽培每個人內在的哲學潛質。基於我個人的經驗，我認爲每個人儘管處境不同，但都有糾結和困惑的地方，每個人都有他關心的社會和個人問題。哲學的教育者應該嘗試將教育內容和這些問題接軌。

例如我現在教書，我會從學生的主體出發，我會把學生當作知識共創的一個主體，我經常會問學生他們最關注什麼問題，然後以哲學作爲起點，給學生提供看法。哲學可以開闊你的視野，可以幫助你去正視生活和社會當中的種種糾結。哲學家的工作是“概念工程師”，我覺得概念是很有力量的，有的時候我們看不清楚問題，想不通問題，需要的恰恰是一個新的概念，而哲學非常善於去做這種概念工程。

基於我個人的教書經驗，通過這樣的方式去跟學生講哲學，他們會很感興趣。每年我都會遇到很多學生（尤其是我哲學導論課上的學生）突然發現自己對哲學的興趣，他們中的一些人會放棄其他專業，選擇專修哲學，但這一切都離不開一個發現的過程。

澎湃新聞：哲學界內一直存在着嚴重的性別以及種族不平等。在您看來，學者們應該如何通過研究與發聲，改變這種長期的不平等？

盧華萍：我認爲研究和發聲固然重要，但過去的幾代人已經做了很多研究，現狀卻依舊還是如此。有時候光發聲還不夠，因爲別人不一定能聽到；你發再多的文章，別人不關注也沒有用；你研究做得再好，別人不關注也沒有用。

結合我的個人經歷，我認爲權力和地位也很重要。我有個朋友曾經說過我是比較幸運的，我做的學問有人能看，我能在比較好的出版社出書，這些跟我所處的地位息息相關。因爲我是美國一所比較有名的高校裡的教授，我的導師Henry Allison（亨利·阿利森）非常有名，他是戰後最重要的康德研究者。我的第一本書是純學術的康德研究，在康德研究的圈子裡，做純學術的研究比較能讓你獲得學術能力上的認可。所以我的第二本書纔能有受衆，也獲得推廣。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看人不只是看他做的東西，也會留意到他的權力、地位。這其實是比較重要的。我現在有一種比較強的使命感，因爲我目前所處的位置能讓我發表的東西獲得一定的關注，我也意識到這是一種奢侈。從這一點來講，我覺得要改變現狀，我們也應該利用好自己的權力去改變世界。

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團結就是力量，光靠一個人是沒法改變世界的，我們需要團結其他人。所以我這兩年比較注重找尋有相同志向的人，和他們建立聯結。我也比較注重提拔和引導下一代的年輕學者。如此一來，大家可以團結起來，有同一個志向，一起去改變一些不平等的狀態。

最後，作爲老師，我非常注重在教育中提高學生對於不平等的意識，我經常跟學生講到哲學中的一些不平等。比如我教哲學導論的時候，我學生讀的東西，一半以上的都是被邊緣化的哲學家的作品。而過去我們上學的時候，讀的東西基本上都是白人男性的作品。我現在很注重跟學生討論這些問題，讓學生也意識到學術界裡存在着各種各樣的不平等。我始終認爲學生是未來，但我也意識到這會是一場漫長的持久戰。

我覺得最不應該有的心態就是覺得自己很渺小，什麼都幹不了，不可能改變世界。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點點能改變世界的力量。我們需要有創造力和想象力，跟別人聯合起來，一起去改變世界。我是一個比較有希望的人，我很願意去行動起來。我不希望自己只是抱怨世界，我也想看看自己能夠做到些什麼，去改變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