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言：中國應如何提高對頂級科技人才的吸引力？

在全球科技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科技人才成爲各國競相爭奪的戰略資源。然而，中國在吸引科技人才，尤其是頂尖科技人才方面，仍落後於美國等發達國家。根據歐洲商學院最新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GTCI），按照過去五年的平均值來計算，中國的排名從2013—2018年的第49位上升到了2019—2023年的第40位，但仍然遠遠落後於美國和瑞士等發達國家，其中在人才吸引力和人才留存兩個分指標上中國表現尤爲不佳，排名分別爲第91位和第74位。

在近日舉辦的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的“原始創新能力還相對薄弱，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頂尖科技人才不足”，爲此“要實行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構築匯聚全球智慧資源的創新高地。”

中國在科技人才吸引方面面臨哪些困難和挑戰？美國實踐可以提供哪些參考？近日在清華大學21世紀發展研究院和《比較》編輯室聯合舉辦的“產業圓桌：創新與人才”研討會上，與會嘉賓就此進行了探討。

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創新人才所石磊表示，這些年來中國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一直保持較快的增速，但人才結構性短缺依然存在。

近日，美國政策研究機構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發佈的報告帶來了直觀的數字：那些在美國博士畢業的STEM留學生，有77%選擇留下。中國留美STEM專業博士畢業後留在美國的比例更是高達90%！除此之外，在非華裔人才的吸引力方面，中國也仍有很大提升空間。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史冬波提到他們曾做過統計，發現中國的高校中，外籍教職人員比例不足5‰，遠低於美國部分高校25%以上的比例。

全球頂級人才都去了哪兒？最大比例的人才去了美國。與會嘉賓指出，移民文化和高水平的移民政策是主要原因。比如，美國的諾貝爾獎得主中超過1/3是移民，考慮到二代移民，這一比例接近60%。同時，55%的億萬富翁是第一代移民，凸顯了美國對高端人才的強大吸引力。

落地在政策上，對吸引科技人才主要發揮作用的就是HB-1簽證。史冬波介紹，H-1B簽證的核心就是給高技術移民直接發放簽證，其簽證的容易程度要遠高於普通勞工簽證和旅客親屬簽證。

孫飛強調，美國的人才政策直接上升到制度法治層面，在穩定人的發展預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衆議院和參議院近年來先後推出《美國競爭法案》和《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前者旨在加強美國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教育、基礎研究和創新方面的競爭力，後者旨在通過大規模投資科技研發、製造和教育來增強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競爭力。這兩份法案幫助美國構建了有全球競爭力的制度法制環境。

除此之外，美國對頂級勞動力的吸引力還受益於其勞動力市場的一個基礎設計——風險投資機制。史冬波將其分爲兩類，一類是針對企業。作爲創業者，可以在美國募集到全球最慷慨的投資，一旦創業成功，也可以得到全球最高的回報率。另一類針對類似高校教授的職位，比如普遍討論的美國長聘制度（Tenure-track system），其核心的制度設計完全和風險投資是一樣的，即將教授作爲一個獨立公司，在6-7年間給予充足投資，相當於簽署一筆對賭協議，一旦成功通過同行評審，就可以在這個平臺會獲得一個永久的長期的高收益回報。

對中國來說，應該如何增加對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石磊表示，要營造一個有利於人才發展的創新生態，包括教育經費的投入、科研經費的投入和相關人才政策的優化、環境的優化，以及建立更多高水平人才的載體，來吸納更多科技人才。

史冬波則強調應加強底層制度文化建設，讓勞動力市場與全球接軌，並在此基礎上增強勞動力市場的效率。他說，目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是封閉的，各個僱主單位都可以以各種方式卡着人才的流動，“如果一個老外來到中國發現他跳不了槽，那他還敢來嗎？”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封凱棟以新能源汽車行業爲例，指出2016年後，人才流動飛快加速，但流動主要是從企業到企業，從高校或者院所到企業的數量很少，其中，妨礙這種跨部門流動的主要障礙還是體制性因素，確切地說，目前從高校或院所到企業還是暢通的，但反過來就不暢通。

史冬波表示，在有了能與全球接軌的勞動力市場之後，我們才能去探討所謂的合同設計是否符合勞動力市場的效率需求，“還有最底層的這種制度文化建設。如果一個勞動力市場，一個學術共同體，連學術不端這樣的事情都可以容忍的話，我很難想象世界上有嚴肅的科學人才，願意加入這樣的勞動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