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 中國爲何連夜急入“跨太平洋協定”? 曹遠征: 有個深層邏輯 | 文化縱橫

✪ 曹遠征 |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

以雙循環重塑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係

▍雙循環提出的意義

2020年，面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和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國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格局的提出直指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旨在形成新時期中國與世界的新型經濟關係，對中國、對世界的未來意義重大。

經濟活動本身就是供需循環的。但是區別於常見的經濟學供給等於需求的總量分析方法，“循環”是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它把經濟活動分爲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個環節，經濟活動依次經過這四個環節，周而復始地進行擴大再生產。區別於總量分析方法，從經濟循環的角度分析經濟現象，會更加註重社會經濟活動的全貌。經濟循環既涉及物質產品生產和流通的技術進步，也涉及價值實現的經濟制度安排。在技術進步一定的條件下，如果循環出現困難，這種困難會被擴大再生產出來，成爲系統性制度偏差，最終上升爲經濟體制與機制問題，並關聯到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

如果將這一“循環”的政治經濟學方法擴展到世界經濟，我們可以看到，世界經濟體系呈現出“中心-外圍”結構。“中心”國先於“外圍”國進行自國內到國際的資本積累，不僅成爲技術進步的引領者，而且也是經濟制度的安排者。相形之下，“外圍”國是技術進步的跟隨者和與此相適應的經濟制度的從屬者。世界經濟體系“中心-外圍”的結構特徵，規定了處在不同位置國家的雙循環的不同性質，並充分體現在國際經濟貿易關係上：“外圍”國向“中心”國出口包括農礦產品在內的原材料，進口工業製成品。兩者在這個意義上形成了依存關係，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相互促進。

在這個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崛起，不僅是當今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而且是影響未來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新中國成立，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不僅成爲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體，而且更爲重要的是，這一成長是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表現爲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和社會發展指標的大幅改善。2020年，中國在人均GDP達到一萬美元的同時，消滅了現行國際標準下的絕對貧困現象，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80%，整體邁進了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

中國這一巨大的經濟體的經濟社會發展，已開始超越傳統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中心-外圍”結構：中國既是一個世界規模的成體系的產能提供者，也是一個世界規模的需求者。一方面，從發達經濟體“中心”國角度觀察，中國向全球出口工業製成品，進口原材料，似乎已是發達經濟體；另一方面，從發展中經濟體“外圍”國角度觀察，中國雖向全球出口工業製成品，但多是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向全球進口雖有原材料，但更多的是資本品，尤其是附加值較高的技術密集性產品，還是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於是，中國是什麼類型的經濟體？這成爲當前國際社會認知的困惑，也構成了中美經貿衝突的重要背景。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普遍進入“新常態”：儘管各國財政貨幣政策十幾年來持續擴張，但世界經濟仍然低迷。在呈現出低增長、低貿易、低通脹和低利率的總體特徵的同時，各國經濟表現不一致、不同步，出現了分化。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更是加重了這一分化。而民粹主義上升、保護主義擡頭的逆經濟全球化思潮，很有可能成爲一種建制化安排，有可能改變世界經濟的範式。

世界經濟的動盪，國際格局的變化，使中國不得不承擔起負責任大國的義務，在爲世界經濟“強勁、平衡、可持續增長”提供動力的同時，還需要捍衛經濟全球化，引領新型經濟全球化。從2019年起，中國居民商品消費已超過美國，成爲全球最大的市場，中國經濟成爲連接傳統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樞紐。從這一發展趨勢來看，如果以擴大內需爲戰略基點，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爲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中國經濟將實現以國內循環爲主體；如果將這一持續擴大的國內市場通過制度性開放爲世界所共享，中國經濟的內循環將帶動外循環，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相互促進。這一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過程，也是中國與世界新型經濟制度的生成過程，是通過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來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治理理念的動態過程。

▍中國經濟內外循環的歷史問題與現實邏輯

（一）計劃經濟：“內循環”奠定現代化基礎

早在夏商周時代，中國就開創了成形的農耕文明，並源遠流長，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未間斷的文明形態。根據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統計》，在明清時代，中國的GDP總量就已經雄踞世界第一。1820年，中國佔世界GDP的份額爲32.9%，而同時期西歐各國的GDP總和僅佔世界GDP的23.6%。不過，雖然中國經濟佔當時全球生產總值的1/3左右，但這一GDP基礎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之上的。當時的西歐國家的資本則已經藉助市場經濟機制，將產品製造推進到機器化大工業時代。

區別於農耕文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市場經濟是爲他人生產的經濟。當需要他人消費的產品被機器大規模製造出來，市場的約束就成爲基本的約束，需求不足成爲常態。在微觀層次廠商利潤最大化的驅使下，對利潤內在的渴望轉變爲相互之間的全面競爭。這一競爭在促使技術進步的同時，也推動着資本積累由國內轉向國外，並以暴力方式打斷了傳統農耕文明國家自然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對中國而言，這一歷史轉折點發生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自此，中國的GDP佔世界的份額直線下落，到1950年，中國的GDP佔世界的份額已跌落到4.5%。

自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百年曆史，既是中國遭受西方工業化強國欺侮的歷史，也是中國經濟社會落後的歷史。現實使中國認識到，“落後就要捱打”。爲此，發展工業、走工業化道路進而實現現代化成爲全民族訴求。新中國的成立，終於奠定了這一民族訴求實現的基本條件。懷着對百年西方列強欺侮的深深記憶，獨立自主完成工業化、現代化的事業，就成爲國人心目中最理想的道路。當時的蘇聯恰恰提供了榜樣：1950年，蘇聯經濟正在崛起，GDP佔全球的份額已達到了9.6%，成爲當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蘇聯經驗表明，通過國家行政動員，採取計劃經濟體制集中力量實現國家工業化，既可加快工業化，又不必依賴國外，可以迅速扭轉經濟社會落後面貌。這對渴望民族復興的中國來講，自然成爲最合理的借鑑。“以俄爲師”的“一邊倒”成爲歷史的選擇。

一般而論，作爲發展中國家，通過工業化實現現代化是歷史趨勢。工業化，尤其追趕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持續擴大工業投資是第一位的。因此，採用以產業政策爲代表的經濟計劃，致力於擴大工業投資，成爲發展中國家的常見選擇。但是，區別於發展中國家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經濟計劃，當時的中國形成了二元經濟的經濟體制。其特點在於：依靠國家力量，動員儲蓄，持續提高投資率，通過持續壓低消費來擴大工業投資。

具體的實現方式是：在占人口多數的農村，通過合作社等集體所有制方式，支持“統購統銷”，在低壓農產品價格的同時，將經濟剩餘（儲蓄）轉移到工業；在工業聚集的城市，通過國家所有制形式將經濟剩餘（儲蓄）投入國民經濟最需要的行業和部門。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活動，是強制加速性的擴大再生產。由於利用國家行政力量強制性地壓低消費，其所動員的儲蓄，以加速度形式投向工業。當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以156個大型骨幹重工業企業爲代表的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就初步形成，同時，基礎設施建設也有了長足的發展，構成今日中國國有企業的基本格局以及工業體系的區域佈局，成爲中國工業發展的底色。

但是，這種強制性的擴大再生產，只能在國家行政力量可覆蓋的範圍內進行。封閉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內在邏輯，唯有將不確定性完全控制，經濟活動才能形成閉環，可控式地順利運行。爲避免對經濟閉環運行的干擾，就需要將對外經濟活動降低到最小程度，不僅不能有外商直接投資（FDI），而且在外貿上也只能維持必不可少的物資餘缺調劑，所謂的出口僅僅是支持餘缺調劑進口的外匯獲得。由此，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循環基本在境內進行，不具有外循環的可能。

（二）改革開放：“外循環”融入世界分工

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推行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就是開放經濟體制，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制是其自然邏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中國改革，就是將過去由計劃主導的、由國營企業代表的國家工業化，轉變爲由市場主導的，包括民營和外資在內的全民工業化，並因此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加速實現工業化。所謂中國開放，就是將工業化進程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之中，通過交替進行的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工業化，促使產業結構快速升級。改革推動了開放，開放促進了改革，兩者相得益彰。由於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價格低廉，一旦將低成本勞動力優勢納入經濟全球化，便會吸引全球產業向中國轉移。中國經濟不但能擺脫計劃經濟體制下只能“內循環”的被動局面，而且通過參與國際分工，能夠形成與世界市場的市場經濟體系相適應的“外循環”，促進全球性的經濟循環。

中國經濟加入全球經濟循環，既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這一點可以從改善全球資源稟賦的角度論證。改革開放伊始，中國幾種主要生產要素佔全球的比重或畸高或畸低。其中，勞動力極爲富裕，1980年，中國的勞動力佔全球勞動力的比重高達22.4%；資本和技術極爲短缺，中國的資本形成總額僅佔全球的2%，研發投入僅佔全球的0.5%。同時，中國的耕地、淡水和石油等自然資源佔全球比重很低，分別爲7%、6%和1.5%。國際經驗表明，工業化進程既表現爲工業產值佔GDP比重的持續提高，也表現爲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工業的持續轉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高比例的勞動力在農業部門隱形失業，不僅造成勞動力資源浪費，而且因收入極低，無法形成有效需求，致使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內循環長期來看難以爲繼。

通過改革開放，招商引資，大量境外資本流入勞動密集性行業，形成出口優勢產業。在“外循環”比重最高的2006年，中國每百萬元工業增加值中的就業密集度（就業人數/百萬元增加值）工業全行業平均值爲6.73%，而出口導向的紡織業爲12.74%，服裝、鞋帽爲18.29%，傢俱製造爲14.12%，皮革、毛皮和羽毛及其製造爲17.36%，文體用品製造爲21.52%。外循環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使農民進城務工成爲現實，提升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也使中國工業化逐漸彌合了二元經濟的斷裂。

與此同時，對中國經濟而言，勞動密集性產業的出口所得外匯用於進口，也改善了中國生產要素稟賦的狀況。一方面，能源、原材料和農產品的進口支持了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農產品的進口實際上等於進口耕地和淡水資源。例如，2018年中國進口大豆8803萬噸，如果在國內種植需要耕地4633萬公頃，相當於黑龍江省大豆種植面積的13倍、全國可耕地的1/3。另一方面，多年來，機電產品進口占中國進口產品比重約1/2，主要是成套設備、關鍵單機和先進儀器儀表。近年來，包括芯片在內的高新技術產品進口比重在持續提高，目前已超過30%。這些產品進口在對中國技術裝備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升做出重要貢獻的同時，也引領着技術進步的方向。

更爲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加入全球經濟循環，改變了國際分工的樣式，推動經濟全球化進入新階段。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步成功的影響下，原計劃經濟體制國家除個別國家以外，大多都採用了市場經濟體制。體制的一致性，使全球制度性交易成本大爲降低，可貿易程度大爲提高。這不僅表現在商品貿易上，而且也體現在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上，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轉變成爲要素貿易的自由化，即投資貿易自由化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投資貿易自由化在使各國要素稟賦自然展現的同時，也因資本的自由流動，使全球生產力的佈局成爲可能。產業鏈條不再拘泥於一國，而在世界各國之間，某個環節在一國，而另一個環節在另一國。

伴隨着信息和網絡技術的發展，通信和交易成本持續下降，運輸技術的進步壓縮了空間的“時間距離”，使企業可以進行零庫存生產。爲降低成本，跨國企業可用外包的形式，將生產鏈中標準化的部分環節分散到其他國家。中國加入WTO後，其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更爲世界所青睞，並由此促使國際分工由傳統的國與國之間的產業水平或垂直分工，轉變爲產業內的全球分工，又逐步轉變爲跨國企業內的全球分工，形成了全球性的產業鏈，又延伸爲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需要指出的是，全球產業鏈的形成是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鮮明標誌。

在新的全球性分工之中，中國的主流工業技術已經得到較大幅度改善，高新科技創新正在加快進行。目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聯合國所劃定的41個工業大類、191箇中類、525個小類，中國全部擁有。其中不少產業的產能、產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具有競爭優勢，構成了中國經濟的韌性。中國工程院發佈的數據顯示，在26種主要產業類型中，我國超過60%的產業在當前處於“自主可控”和“安全可控”狀態，抗外部風險能力較高。其中，通信設備、先進軌道交通裝備、輸變電裝備、紡織、家電產業，處於當前世界的領先水平；航天裝備、新能源汽車、發電裝備等行業，也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從2018年PCT國際專利的申請情況來看，儘管美國仍是絕對數量上的第一，但是兩年以來專利申請的增速卻僅有0.1%。與之相比，中國的專利申請數量呈兩位數高速增長，絕對數量則緊隨美國其後，位居世界第二。

（三）再平衡：經濟全球化的新挑戰

冷戰結束後，市場經濟體制逐漸成爲全球的基本經濟制度。制度的一致性使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降低，除勞動力流動仍有限制外，生產要素基本可以實現全球自由流動，大大改善了全球尤其發展中國家資源稟賦畸高畸低的狀況。以跨國企業全球生產力配置爲代表的資本，從富裕的發達國家流入短缺的發展中國家，與當地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自然資源結合在一起，在加速當地工業化、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世界經濟結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

第一，在全球經濟增速比此前提高一個百分點的同時，全球貿易增速更快，平均是經濟增速的一倍以上；與此同時，全球資本流動的國際金融增速又遠快於經濟和貿易的增速。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全球化首先表現爲全球金融一體化。

第二，全球出現了三個新型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區別的區域板塊：一是以中國爲代表的亞洲製造業板塊。這一板塊將其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納入全球化，爲全球製造物美價廉的製成品，壓低了全球通貨膨脹率，在爲全球經濟做出貢獻的同時，也分享了經濟全球化紅利，表現爲收入以及外匯儲備的快速上升。二是以巴西、俄羅斯以及石油出口國組織（OPEC）爲代表的資源出口國板塊。這一板塊將自然資源優勢納入全球化，在原料及原產品上支持經濟全球化，同樣表現爲出口收入以及外匯儲備的上升。三是以美國爲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板塊，他們將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的優勢納入全球化，在爲全球化提供資本的同時也獲得了豐厚回報，分享經濟全球化紅利。

第三，全球經濟出現了發達與發展經濟體的競爭關係。目前的經濟全球化首先表現爲全球金融一體化，這意味着在投資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資本要素流動是無障礙的。發展中經濟體在成爲對發達經濟體負債方的同時引入資本，與當地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資源稟賦相結合，形成了工業產業，成爲全球產品的供給方，表現爲貨物貿易的大幅出口。與之相對，發達經濟體具有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的優勢，在以資本流出成爲發展中經濟債權方的同時，也使其國內居民得到更便宜更方便的負債，形成了負債消費模式，成爲全球產品的最大消費市場。貨物貿易主要的進出口方兩者無論在負債/債權，還是生產/消費以及出口/進口上，都呈現爲一種競爭關係。

第四，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差距在持續縮小中。發展中經濟體更稀缺的資本要素可以持續流入，再加上全球經濟增速的提升，總需求的擴大，發展中經濟體選擇出口導向性工業，致使其工業化呈現出加速態勢。這使其GDP增長快於發達經濟體，進而使傳統南北差距持續縮小。目前就GDP總量而言，發展中經濟體已經略超過發達經濟體，南北差距更多體現在生產性服務業，尤其金融服務業的差別上。南北差距曾是“二戰”後國際多邊治理體系的基礎，也是其治理對象。今天南北差距的縮小，甚至動搖着現行的國際治理體系。

世界經濟結構上述深刻變化，醞釀出了全球經濟的關係性偏差，出現了全球經濟的不平衡。表面上，這一不平衡表現爲發展中經濟體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佔GDP比重持續升高，以及發達經濟體經常項目逆差佔GDP比重同時升高這一鏡像關係。究其實質，它反映了全球儲蓄（投資）和消費的系統性失衡。發達經濟體消費過多，儲蓄過少而投資不足；發展中經濟體則相反，消費不足，儲蓄過多進而投資過多。鏡像是靜態的，而失衡是動態的。動態的失衡不能維持靜態鏡像關係的存在，其結果就是爆發了2008年以美國次貸危機爲導火索的全球性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後，全球普遍認爲要展開全球經濟再平衡，其中一個要求就是一國經常項目順差不能超過GDP的4%。但是，金融危機已過去12年了，再平衡的進展卻不盡如人意。雖然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已由2007年的9.9%下降到2019年不到1%，但除中國表現優異外，其他經濟體，尤其發達國家的經常項目逆差佔GDP的比重並未發生根本性改善。

與此同時，全球經濟一改金融危機前較快增長的局面，陷入持續低迷。它使全球經濟系統性偏差局面變得更加複雜，全球經濟再平衡以更加極端的形式展現開來，尤其表現在中美經貿關係上。中、美兩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也是互爲舉足輕重的經濟貿易伙伴。隨着中國加入WTO，中美貿易額不斷攀升，從2001年的804.85億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541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13.2%。中美貿易中，中方呈現爲持續貿易順差，順差高點是2018年的3233.3億美元，美方呈現爲持續貿易逆差。雙方互爲對方貿易順逆差最大持有國。2018年中國對美順差佔總貿易總順差的92.1%，美國對華逆差佔總其貿易總逆差的47.6%。

問題的弔詭性也出現在這裡，爲什麼中方經常項目順差在持續減少的同時，對美的順差卻在持續增長？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問美國：爲什麼美方經常項目逆差儘管仍維持在高位，但對中國的逆差卻增加的更快？問題的深刻性在於：從美國經濟自身發展來說，美方應該擴大投資——美國也正是這樣做的。自金融危機以來，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直至今日的拜登政府，都不斷強調“美國再工業化”，並輔有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效果始終不彰。投資只表現爲金融市場的各種指數的新高，卻難以進入實體經濟，並且在不斷外流中。難道美國的經濟體制機制真出了大麻煩，使其經濟循環不暢，造成經濟政策的有效性下降，而不得不祭出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其他非經濟政策大旗嗎？

由此推而廣之，“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的現行國際經濟金融治理體系如今受到美國經濟循環不暢的嚴重干擾，運轉日益艱難，以至於即使是作爲“山巔之國”的美國自己也不再相信這一體系的有效性，並且無意繼續維持。

當前，世界經濟的結構調整剛剛拉開帷幕，尤其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未來還有很多變數。面對撲朔迷離的世界經濟，無論是從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邏輯出發，還是從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不受干擾的角度考慮，還是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長遠目標着想，中國都必須以擴大內需爲戰略基點，以國內循環爲主體，以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確定性來應對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

以國內循環爲主體，既是形成雙循環相互促進發展格局的基本出發點，也是現實的選擇。從經濟學角度觀察，經濟增長的供給和需求是同時完成的過程。在供給側，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在需求側，市場的持續擴大就是經濟增長的保障。因此，若要形成以國內循環爲主體，必須在供給和需求兩側共同發力，核心是建立和完善暢通循環的體制和機制。從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邏輯來看，長期以來，中國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雖是第二大經濟體，卻是第一大貿易體。但目前國內外的情況表明，這一過程已難以爲繼。從國內的情況來看，過去十年中國居民工資性收入持續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隨着工資性收入的上升，目前中國平均工資水平高於東盟和南亞的3～4倍，高昂的人力成本使大規模勞動密集型出口更加困難。從國際上看，隨着全球經濟低迷，貿易增長前景暗淡，貿易增速甚至會低於GDP增長。即使維持現有14%左右的世界市場份額和第一大貿易體地位，也可能會面臨進出口規模的萎縮問題，出口更是難以進一步擴張。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使得我們必須擴大內循環。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正在形成中

以2020年消滅絕對貧困爲標誌，中國已開始整體進入中等偏下收入社會，即小康社會全面建成。下一步，中國正在向中高收入社會邁進。國際經驗表明，跨越高收入社會門檻時期，也是經濟社會急劇轉型時期，表現在經濟方面是工業經濟向服務型經濟的轉變。這一階段，消費將成爲GDP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

事實上，過去十年間，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沿着這一方向發展，這爲擴大內循環提供了基礎和保障。

第一，過去十年間，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充分，就業壓力持續緩解，國內消費市場正在形成。首先，自2012年起，服務業佔GDP總規模的比例開始超過第二產業，服務業成爲中國的主導產業。服務業相比工業可以吸納更多就業。反映在宏觀上，2010年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創造120萬個就業機會，到了2019年，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則可創造200萬個就業機會；反映在微觀上，求人倍率（需求人數與求職人數之比）大於1成爲常態，這意味着職位供給多於求職者。這些數據都表明，中國的就業壓力正在持續緩解，不必需要更高的經濟增長來創造更好的就業，這也意味着目前中國經濟對出口產業的依賴程度正在減弱。

其次，中國人口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這預示着“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此外，進入市場的勞動力數量也開始出現下降，年均下降人數已由2013年的200萬人上升到2019年的470萬人。新進市場勞動力的下降帶動了工資水平的普遍上漲，並特別突出地表現在最低工資水平的上升上。統計數據顯示，自2012年以來，最低工資水平平均增長在兩位數以上，其中某些省份、自治區，如新疆，個別年份的增長率達到了30%以上。工資是低收入階層的主要收入來源，工資的上漲無疑意味着消費的提升，尤其是對服務業消費需求的提升。

最後，中國經濟結構的充分轉型，還表現爲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佔ＧＤＰ之比由2007年的9.9%，下降到2019年的不到1%，即出口不再是帶動GDP增長的主要因素。與此同時，消費佔GDP的比重持續上升，其中服務業更是以較快的速度增長，服務業的增加值在2013年第一次超過工業，成爲引領GDP增長的主要因素。中國經濟正處在由高速度向高質量增長的轉變之中，“以國內循環爲主體”正在顯現。

第二，持續性擴大內需政策已初顯成效，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資本形成維持在高位。2008年金融危機使中國開始意識到僅依靠出口的外循環不可持續，因此“十二五”規劃相應地提出了“堅持擴大內需戰略，構建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十年來，中國資本形成始終維持在高位，對GDP的貢獻率平均超過30%。其中，基建投資拉動最爲突出，正經歷着從傳統“鐵公基”投資向“新基建”的投資轉變，並引領着製造業和房地產投資及其結構調整，產業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

其次，持續擴大內需的政策已開始機制化，其核心是以人爲本。在系列政策的推動下，居民消費持續擴大，尤其是在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戰略的推動下，“城鄉一體化”的持續發展，正在爲中國經濟向服務性轉型提供強大動力。

“十二五”規劃提出要建立擴大內需的機制，核心是擴大居民消費，其途徑是擴大居民收入。中國已實現了村村通公路、通電、通電信電視。基礎設施的改善使中國物流通達每一個角落，絕對貧困的消除使購買力大幅提高。一方面，製成品消費變成普遍行爲，延續了傳統制造業，尤其是輕工業的生命週期。另一方面，農產品銷售渠道也得以改善，農民收入有所增加。與此同時，自2006年中國取消農業稅以來，逐漸形成“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政策框架，農村居民收入大幅提高，農村與城市人均消費差距正逐步縮小，這將有助於國內消費市場的持續擴大。兩相綜合，中國進入大消費時代，以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爲其特點，由此催生了電商新業態。這其中，以拼多多、美團爲代表的消費“下沉”最爲突出。

十八大報告提出“兩個提高，兩個同步”，即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資收入所佔比重，並要求其提高速度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相同步；在國民收入中，提高居民收入所佔比重，並要求其提高速度與GDP增長相同步。十年來，表現在GDP方面，除2020年當年GDP增長2.3%外，中國連續九年GDP增長均在6.1%以上，十年來GDP幾近翻了一番。表現在居民收入方面，過去十年，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基本與GDP增長持平，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則略高於GDP增長，個別年份甚至超過10%，基本實現翻番。最終消費支出對GDP貢獻始終在50%以上，多數年份在60%左右，高峰年份甚至超過80%。

與此同時，中國當前中等收入以上人口總數爲4億人，數量超過美國人口，他們的消費傾向開始轉向高品質生活。2020年，中國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2013年世界銀行將高收入社會標準定爲人均收入12616美元，按此計算，中國將在“十四五”期間進入高收入社會。這種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產生了對服務業的強大需求，並引領着社會的消費傾向。在居民支出中，服務性消費增長最快的是教育、醫療等領域，這些類型的消費大多具有本地性強的特點，因而成爲以內循環爲主體的主要推動力。

2019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達60.6%，較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的18%有了大幅提升，但是較發達國家平均75%~80%的城鎮化率仍有15%以上的差距。繼續提高城鎮化率，將顯著有利於擴大中等收入羣體，也將成爲以內循環爲主體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經驗表明，工業化以及與之相關的城鎮化，是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伴隨着這一轉換，經濟將呈現出快速增長。只要這一轉換尚未完成，結構性增長潛力仍在，增長過程就不會中止。目前，中國工業化已進入中後期，服務產業成爲主導產業，但城市化仍十分滯後。統計表明，過去十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按此速度，中國可維持較高增長速度15年，並相應地帶來居民收入的提高。

在中國經濟逐步轉型、內循環主體初步形成的同時，中國經濟的對外循環也一直在發展。

過去十年，中國的進出口規模都在擴大，目前已佔全球貿易額的13%左右。下圖列舉了對國際市場和供應鏈依賴程度較高的產業，其中，計算機、服飾、通信設備等產業對國際市場的依賴較高，電子元器件、能源礦產開發、客運產業對國際供應鏈的依賴程度較高。

總體來看，進口速度快速增加，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呈現持續減少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收支平衡開始倚重於資本項目。而自2015年起，資本項目中對外直接投資大於外商對華投資，已呈現出逆差狀態，平衡開始倚重於金融科目。近年來，隨着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的推出，對華證券投資的資本市場開始興起，並日益成爲境外對華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在加快。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元全球流動性短缺，造成國際貿易支付結算的嚴重困難。2009年7月2日，爲順應國際貿易發展的需要，人民幣用於跨境貨物貿易的結算手段開始推出，開啓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過去十年間，人民幣國際化由當初的境外5個城市、365家企業，擴展到全國所有的企業；由貨物貿易擴展到服務貿易，再到直接投資，目前已擴展到以金融業務爲代表的間接投資，已覆蓋世界所有的國家和地區。在新冠疫情衝擊下，世界經濟陷入歷史性衰退，美元指數大幅波動，相形之下，人民幣國際化卻逆勢擴大，不僅人民幣匯率在升值之中，而且各國加大了對人民幣的儲備，使人民幣佔全球外匯儲備的份額首次達到2.1%左右，成爲全球第五大儲備貨幣，首次與人民幣在SDR的地位相配。目前人民幣與中國周邊地區國家的貨幣同漲同落的事實表明，人民幣已開始成爲亞洲地區的“錨貨幣”。而人民幣也成爲境外投資中國金融市場的首選貨幣。

雙循環是以擴大內需爲戰略基點，以國內循環爲主體，促進國際循環。當前，世界經濟低迷，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已是全球性問題。中國如果能以創新引領經濟持續增長，居民收入就會持續提高，中國市場就會持續擴大。這不僅有利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而且會通過規則等制度性開放將這一持續擴大的市場爲世界共享，中國正在擁抱並引領全球化。中國如此龐大的市場需求，通過多邊、雙邊規則等制度性開放爲世界所共享，將爲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平衡、可持續的增長”做出重大貢獻。這是內循環帶動雙循環的世界性意義，也是中國以實際行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價值所在。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3期，原標題爲《以雙循環重塑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係》，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