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斯諾帶世界認識被遺忘的中共

傳記文學第740期《晚年斯諾》

一九七二年，一位美國人在瑞士留下了遺囑，他希望死後將遺骨的一半葬在中國。作出決定的這個人是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一九○五─一九七二年）。現在，他骨灰的一部分就埋葬在北京大學校園裡的未名湖畔。

斯諾的墓碑在未名湖畔南端一個偏僻的角落裡，知道這個地點的人並不多，所以，它往往會被那些到北大遊覽的觀光客忽略掉。

但在中國革命史冊上，斯諾卻是無法忽略的角色。他的力作《紅星照耀中國》是一座難以逾越的豐碑，一九三七年一經問世即紅遍全球，斯諾之後，追隨他的腳步，前往陝北採訪的西方記者趨之若鶩，但卻從未產生能與《紅星照耀中國》媲美的比肩之作。直到現在，此書仍是西方瞭解中共歷史的基礎讀本。事實上，它也是斯諾新聞生涯的「珠穆朗瑪」——斯諾後期的作品，遠未達到它的高度。

對中共來說，斯諾的歷史功績在於，它第一次把中國紅軍放在了世界的版圖上，展現了中共領導的抗日革命根據地的真實情況，給全世界人民帶來反法西斯鬥爭的信心和力量。他的作品在東西方同時發生了重要影響。

毛澤東對斯諾充滿感激之情，他曾這樣評價斯諾：「當我們被整個世界遺忘的時候，只有斯諾來到這裡來認識我們，並把這兒的事情告訴外面的世界。所以我們將永遠記住斯諾對中國的巨大幫助。」

斯諾書寫《紅星照耀中國》時不過三十出頭，他一九七二年離世時六十七歲，在其人生的後三十年裡，他筆耕不輟，有多部著作問世，但都無法超越他的成名作。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一九○七—一九九一年）說，《紅星照耀中國》之所以獲取巨大的成功，皆因斯諾是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寫了正確的人物」。斯諾年輕時放言，他要在三十歲發財成名，然後就一心讀書寫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人紛紛離開中國，斯諾及其夫人海倫也離開了他們盤桓了十多年的土地。那年斯諾三十五歲，他確實成名了，但卻沒有發財，不僅沒有發財，他還抱怨說自己「一身是病，比一九二八年來中國時還要貧窮」。他的情緒極爲低落。

現在看來，斯諾的人生上半場是高昂激越的，但從一九四○年後便徐徐落幕，他那撲朔迷離、多彩悲壯的人生下半場纔剛剛開始。

斯諾一九四一年年初回到美國，休養了一陣子，旋即又擔任了戰地記者。此時的斯諾陷入了重重危機：他要應對與海倫的離婚大戰，還要想方設法尋找新生活；他要揮筆上陣，繼續自己的事業，又要面對麥卡錫主義的威脅。儘管斯諾是個密蘇里硬漢，但在磨難中左奔右突還是損害了他的健康。病痾在他的肌體中緩緩蔓延，直到一九七二年突然發作，成千古之恨。

也許《紅星照耀中國》的光芒過於璀璨奪目，學者們的視線都集中在斯諾最輝煌的一九三○—一九四○年代，而斯諾自一九五○年代—一九七○年代的晚近生活卻未得到足夠關注。在這方面，美國曆史學家伯納德．托馬斯、凱莉．郎恩在他們撰寫的斯諾及海倫的傳記中有所涉及，而斯諾本人的自傳《復始之旅》、斯諾第二任夫人洛伊絲．惠勒（Lois Wheeler Snow，一九二○—二○一八年）的回憶錄《尊嚴的死》、以及斯諾友人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一九一○—一九八八年 ）、謝偉思（John S. Service，一九○九—一九九九年）、黃華（一九一三—二○一○年）等人的回憶，則提供了更爲寶貴的第一手資訊，尤其是對斯諾臨終前的記憶，他們的描述，生動展現了斯諾晚年的動態與心態，也是本文的重要依據。（四之一，全文請見《傳記文學》2024年一月74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