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江青到清華找賀龍兒子說：我要動你爸了，你媽媽也不是好人

賀龍的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正由於他品行高尚，爲人正直，原則性強，也必然成爲林彪、江青等人篡權亂軍的嚴重障礙，引起他們的極端仇恨，於是，他們便把罪惡的暗箭向賀龍瞄準，到了那個瘋狂的年代，小人得志便猖狂，遂將暗箭換成明槍，向人民的功臣賀龍猛烈地射來。

1966年春，賀龍遵毛澤東的囑咐剛剛視察了大西南基建工地，“運動”狂潮很快就在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翻滾，天昏地暗，人妖顛倒。

9月14日下午，賀龍從外面回到家中，夫人薛明拿着幾份文件送到他身邊。他沒有馬上看文件，只是坐在沙發上，慢慢地吸着菸斗嘴，慢慢地吐出煙霧，臉上卻無往日的笑容。

“告我的黑狀。”他突然說，嘴角上出現了一絲冷笑：“可就是沒能告準！”

事情是這樣，早在這年8月間，林彪、江青一夥炮製了“八五”事件，要追後臺，把矛頭指向了賀龍。他們欺上瞞下，捏造事實，對一些長期與賀龍一起工作過的同志，加以殘酷迫害。他們罪惡地要這些老同志“揭發”賀龍。

與此同時，林彪在空軍的死黨吳法憲，採取惡人先告狀的卑鄙手段，向毛澤東寫信，誣告賀龍，胡說什麼：在空軍有一條以賀龍爲代表的小集團要篡軍奪權。

這天，毛澤東找賀龍去， 把那封信交給他，要他看看。毛澤東見賀龍沒有戴眼鏡，又關切地說：不要急，慢慢地看。

等賀龍吃力地看完了，毛澤東笑着說：不要緊張，我對你是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繫羣衆。

於是，賀龍也才放下心來，坦然地向毛澤東請示：“是不是找他談談？”

毛澤東搖搖頭，指了指信說：沒什麼好談的？他還很風趣地說：“我當你的保皇派。”

9月間，林彪一夥對賀龍採取了又打又拉的小伎倆。他們一方面搞誣告信，另一方面妄圖要賀龍不得與他們作對。當月的一天，林彪對賀龍說：“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

賀龍對他們施展的這一套陰謀詭計，深惡痛絕，他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他說：“我是共產黨員，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知道？”

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賀龍出席了會議。會上，毛澤東親切地與賀龍打招呼，叫賀龍到前面坐。賀龍坐在毛澤東身邊了。

然而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的賀龍，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就在他和毛澤東一起親切談話的時刻，卻有一股兇惡的暗流向他涌來。

兩天之後12月30日，江青竄到了清華大學，找賀龍的兒子賀鵬飛談話。江青惡狠狠地說：“你爸爸犯了嚴重錯誤，我們這裡有材料，你告訴他，我可要觸動他啦！”還說：“你媽媽也不是好人！”

接着，在一次接見羣衆的會上，江青又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和他鬥爭！”在這罪惡的黑手挑動下，惡浪滾滾而來。很多在各個歷史時期和賀龍一起工作過的戰友、部下被揪鬥了，大街上的宣傳車也喊出了“打倒賀龍”的口號。江青又指使人抄了賀龍的家，搶走了大量的機密文件，圍攻的人羣擠滿了庭院。

賀龍和夫人薛明已經不能在家居住了，但是每轉移到一個新地方，就有人來揪鬥。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襲擊，賀龍憤怒了：“這是搞的什麼名堂喲！”他說：“人得去。應該去見見他們！”

薛明和賀龍身邊工作的同志都爲他的安全擔心。他卻笑了：“難道我不瞭解羣衆?難道羣衆不瞭解我?”其實，善良的賀龍錯了，在這個扭曲的年代，他的確不瞭解羣衆，正直的羣衆也的確被謠言搞亂了。薛明不能讓丈夫出去，勸他說：“那也得請示總理呀！”賀龍只得說：“那好，聽總理的！”

薛明隨着賀龍來到了周恩來家裡，向總理請示。周總理關切地對賀龍說：“你身體不好，不能見。有我頂着。”當時，周總理叫秘書接通了賀龍家裡的電話，指示圍攻的人羣撤出去，留賀龍夫婦住在自己的家中。

周總理親自爲賀龍夫婦安排了住處，鄧穎超大姐還叫秘書帶上信箋來對賀龍夫婦說：想吃什麼就寫上，讓廚房的同志做。在那個特殊的歲月，周恩來的工作最繁忙，有時叫人把他的飯拿到賀龍夫婦住的地方，以便利用吃飯的時間和賀龍說話。有時碰到賀龍的孩子，也關心地問長問短。周總理對賀龍一家無微不至地照顧，使賀龍深深感動了。他萬分感激地說：“總理你真是教育了我們兩代人！”

周恩來多麼想把賀龍留在中南海啊，但是這顯然不行。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動下，中南海也鬧了起來，許多中央一線領導同志都受到了衝擊。

1967年1月18日，周恩來和賀龍正式談了一次話，李富春也參加了。周恩來還約了江青。江青不來，卻指使人在約定的時間，把宣傳車開到中南海牆外，一遍又一遍高喊“打倒賀龍”

就在這刺耳的號聲中，周恩來親切地對賀龍說：“毛主席都和你談過了嘛！毛主席還是要保你的嘛！”周總理又不無遺憾地說：“我本想讓你住在中南海，但現在中南海也有兩派，連朱老總家的箱子也被撬了。爲了你的安全，另外給你找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來。”

周恩來又說：“我估計你一下子不會適應這個環境，你可以利用這段時間，讀讀馬列和毛主席著作，練一練毛筆字。”並勉勵他：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賀龍神情嚴肅地聽着。他牢牢地記住了總理囑咐，並且讓薛明幫他記下來。他是決心身體力行，等到秋天再向總理彙報的。但是，他萬萬想不到：這竟是他聽到的總理的最後一次談話；這次晤談，竟成了這兩位共同戰鬥了40年的戰友的永別。

1967年1月19日凌晨3點鐘，周恩來親自派人把賀龍和薛明送進了京郊的山區。爲了賀龍夫婦的安全，周恩來要求嚴格保密，還特意安排中途換車，不讓帶工作人員。

周恩來安排賀龍夫婦住的地方，是建在山腰間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擔任警衛的戰士，就只有賀龍夫婦二人。

賀龍和薛明共同生活的幾十年中，長時間住在一起還是頭一 次。戰爭時期，他戎馬倥傯，今日陝甘寧，明日冀中、晉西北，轉戰在黃河兩岸，出沒在敵前敵後，然後就是跨越秦嶺巴山，進軍大西南。少有短暫的相聚，多是長久的離別。

1945年日本投降，國民黨與人民搶奪勝利果實時，賀龍率部隊進軍豐鎮、集寧，經過延安的柳樹店薛明與兒子的住處。如果不是警衛員的提醒，賀龍也許就疾馳而過了。薛明抱着兒子在路邊等他，他在卡車上伸出手來和兒子握握手，只說了句：“長大了當兵。打完仗再見！”然後就驅車遠去。

全國解放後，特別是到北京以後，黨和國家賦予賀龍的責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於繁重的軍政工作。平時常常是清晨匆匆離去，夜晚遲遲歸來，要不就是長時間外出開會、視察。 在這個半山腰的平房院落，賀龍夫婦倒也能朝夕相處了，然而卻是在躲避林彪、江青一夥迫害的境遇之中。

住是住下來了，但適應這樣的生活卻很不容易。一連幾天，剛直不阿的賀龍不是在屋裡踱步，就是倚在窗前沉思，食量減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時突如其來地說：“要回去，能幫助主席、總理做一點事多好啊！”

賀龍的心態夫人是理解的。一個烈火般的性格，一個在激烈的戰鬥和緊張的工作中度過了大半輩子的老戰士，驟然離開了羣衆，離開了工作，與世隔絕，到了這樣一個荒僻的山溝裡，這對於他來說，是多麼難以忍受啊」但是，他想起周總理的囑咐，漸漸平靜了下來。

然而，這時報紙上卻正在連篇累帙地報道着上海的“一月風暴”。從上海颳起的這股奪權黑風，吹向全國各地，也在賀龍心中掀起了波瀾。他非常沉重地說。“他們奪誰的權？這些幹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戰，是有功的嘛！爲無產階級掌權嘛！都叫他們給奪走了！”

四川省的奪權，點了幾位領導同志的名，更激起了賀龍極大的憤怒，他說：“要搞我，就公開地搞嘛，爲什麼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說到批鬥老幹部的事，賀龍總是痛心地搖搖頭：“看見了沒有？揪出來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來清理去，把好人給清理出黨外了。”

進入2月以後，賀龍思索得更多、更深沉了。他有時翻閱着馬列和毛主席著作默默思考。有時在屋裡緩慢地踱步沉思。有一天，他突然把一疊紙推到夫人面前，低聲地說。“寫！”

寫什麼呢？他沉痛地談起了1931年至1933年間，王明路線的代理人掌握了湘鄂西分局的領導權，推行了一整套王明的錯誤路線和政策。在黨和紅軍內部，對革命同志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使革命力量受到了極大的損失。

這段慘痛的歷史，在賀龍心靈的深處留下難忘的創痛，以致30多年以後，他追憶起來還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動：“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殺害了，一攤攤的血，真是血的教訓喲！”他說到段德昌、王炳南等許多同志慘遭殺害的情景。賀龍的手在抖，他的眼睛溼潤了。

當談到當時的倖存者，現在又被批鬥、被迫害的一些老幹部時，他的語氣更加沉重了：“把革命的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要不得呀，要講清楚，一定要把歷史的教訓講清楚！現在我真擔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經過一個月的回憶和思索，3月7日，寫完了一份關於回顧當時歷史情況的報告，批判了王明路線的罪惡，總結和闡明瞭當年慘痛的歷史教訓。

薛明幫助賀龍記錄整理着報告的文稿，透過那些語重心長的語句，又一次看到了這位革命老戰士的那顆對黨無限忠誠的心。

在這個荒僻的山溝，賀龍雖然離開了工作崗位，但是他的心卻無時無刻不在牽掛着黨的事業。他從幾十年鬥爭的實踐中，憑着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經驗和敏銳感覺，已經覺察到：在一片“革命”的口號聲中，類似當年王明路線的東西已經發生，並正在泛濫。

爲了避免血腥的歷史悲劇重演，賀龍向黨提出了當年的歷史經驗。在這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時刻，他要大聲疾呼，引起全黨的警覺！他要用自己的胸膛去擋住可能射來的冷槍毒箭，保護住黨的肌體，掩護那些在過去歷史錯誤中倖存下來的戰友和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