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有了專業性，也多了情緒化
◎餘小魚
改編自真實事件，既有深刻的社會議題，又有濃郁的人文關懷，《白日之下》堪稱4月影院裡的最大驚喜。但該片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其給職場影視創作所帶來的啓發。
如果說當下的很多職場劇不過是披着職業外衣在談情說愛，那麼該片的“職場含量”則是十足的。這不僅表現在主人公記者凌曉琪的成長故事裡，更體現在新聞行業必須直面的結構性困境裡。當觀衆看慣了電影中峰迴路轉、撥亂反正的大團圓結局，該片片尾卻直白地告訴大家：這個世界並沒有因爲新聞報道而變得更好。
而這恰恰是職場劇的魅力所在：比起那些虛無縹緲的宏大敘事、四處氾濫的情感渲染，它更應該冷靜、理性地向觀衆闡釋出“什麼是一個行業的工作倫理”“什麼又是一個從業人員所承載的行業文化”。
專業性
專業性，也許是談論職場影視創作時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但究竟什麼是專業性？
同是新聞行業影片，《熱搜》認爲專業性就是讓主角用報菜名的方式一個接一個地介紹媒體行業的專用名詞；《不止不休》則把主人公異化爲符號上的“英雄”，把專業性扭曲成主題先行的信念理想。它們的共同點是把敘事侷限在個人的愛恨情仇裡，見不到真正複雜的“行業現象”。
而《白日之下》並沒有把凌曉琪刻畫成完美的理想主義者。正相反，她一出場就向觀衆展示了自己作爲職場老手的世故，不僅向上司坦承自己臥底養老機構就是爲了得獎加薪，還故意嘲弄抱着一腔熱忱進入新聞業的後輩。
但片中，也是她在爲被性侵的智障女孩四處奔走，爲受到非人待遇的老人尋求公道——這些行爲顯示出她的社會責任感。哪是什麼讓她裝扮成玩世不恭的模樣？答案就在編輯部的會議裡：記者們在一起討論的是，如何用“虐待老人”“混蛋護工”之類聳人聽聞的標題吸引公衆的注意力；而在調查取得初步進展但還缺少決定性證據的情況下，凌曉琪建議在報道中添加“懷疑”二字，結果上司大發雷霆：“你當我們是流量工廠嗎？”
這就是當下新聞行業難以破解的結構性困境：一面是各種社交媒體、自媒體的強力衝擊，造就了“流量爲王”的局面；另一面則是傳統新聞機構的嚴肅性報道左右爲難地徘徊在“真實”與“熱點”之間，舉步維艱。
這種複雜和矛盾還表現在片中的養老行業。“彩橋之家”的院長性侵智障女孩的行徑令人不齒，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大言不慚地表示“要繼續服務院友”的言論更顯出其毫無悔過之意。但也是他建立起養老機構，收留了那些被社會或家人遺棄的老人、病人。所以他有理由爲自己申辯：“誰能像我一樣親力親爲地服務院友？誰能像我一樣記住每一位院友的名字？
私營養老機構資金、人手不足，服務質量低下；公辦養老機構和職能部門又無力應對，將弱勢羣體往外推。養老行業面臨的困境背後是早就暴露在“白日之下”的社會問題。進而言之，客觀、全面地表現複雜的行業現象，纔是一部職場影視作品所應具有的專業性。
工作倫理
當下職場影視作品的另一個問題是往往遊走在極其淺薄與極其宏大的兩極。還是以新聞題材作品爲例，“極其淺薄”者集中體現在對人的工具化和機器化的強調。比如，《新聞女王》中多位女主播的成長被設計成如何運用職業技巧獲得成功。新聞行業變成了發家致富的手段——似乎除了迅速佔有資本的衝動，職業本身再無意義可言。殊不知，這種“宮鬥”故事的變體背後是狹隘的利己主義和只求好處的市儈主義。而“極其宏大”者則將職場劇異化爲對某一個行業想當然式的圖解。比如，《不止不休》將記者追尋真相的行動包裝成了理想主義者的一路高歌，但由於缺少了現實的碰撞和矛盾而顯得空洞無物。出現這兩個問題，根本原因在於缺乏對“工作倫理”的反思。
所謂工作倫理，是對職權行爲的價值判斷。《白日之下》中的凌曉琪先是假扮通伯的孫女潛入養老機構，然後爲了獲取更勁爆的消息賄賂養老機構的服務人員。這些行爲明顯違反了新聞行業的規定，但又顯示出當前新聞行業的尷尬——凌曉琪所在的報社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奄奄一息，部門裁撤“危在旦夕”，這才迫使記者採用非常手段以挖掘更吸引眼球的題材。
影片中，凌曉琪因爲曝光養老機構的非人行徑而得到主流社會的讚譽，但真實的報道又導致“彩橋之家”被關閉，養老院的老人、病人被趕出來——這讓他們非但不感謝凌曉琪，反而將她視作“害人精”。這不禁讓人思考：記者心中堅持的正義、追尋的真相如果損害了被報道對象的切身利益，是否仍能稱之爲正確？
儘管一直裝瘋賣傻的通伯最後用“做正確的事不需要感到內疚”安慰了凌曉琪，該片還特意在片尾字幕淡出後用一幕衆多記者進行採訪的場景暗示新聞行業的社會意義，但現實仍是骨感的——凌曉琪的報道並沒有完美地解決事件，她本人也選擇了辭職。這也意味着，更多記者仍會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面對諸如此類的非議甚至譴責。而由此帶來的問題是，新聞工作者究竟該如何行使自己的職權？
總之，職場影視劇不該將矛頭指向某個個人或團體的罪惡、把行業內的衝突性和矛盾性簡化爲正邪對峙的故事，而應該通過對工作倫理難題的闡釋來實現一部職場影視作品該有的社會價值。
保持克制
《白日之下》並非沒有缺陷。正相反，與思想性的深刻相比，該片的敘事相當割裂。如果凌曉琪從世故到熱血的轉變還能用“找回本心”來解讀，影片後半段主旨的偏題則讓人費解——職能部門不作爲，養老機構缺乏人手等一系列問題似乎被遺忘了，只在片尾以字幕形式一閃而過。
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創作者太想凸顯新聞記者這一職業的“神聖性”。比方說，在整部電影的嚴肅基調之下，導演刻意安排了凌曉琪與通伯在海邊拍照留念、凌曉琪與同事爲養老機構內的院友過冬至等溫馨橋段，意在突顯新聞記者的善良和人性。但這又和凌曉琪前後人設的轉變一樣，顯得突兀、不自然。進而言之，該片從後半段開始，強烈的情緒化就逐漸掩蓋了本應堅持到底的冷靜。這或許是因爲創作者太想歌頌新聞行業的緣故。
這也是當下職場影視作品的通病。表面上看，現存的職場劇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勢：公務員、律師、演藝明星、高級白領居於社會上層，有着優越的物質生活環境，趨於“絢爛”；警察、醫生、記者，常常要面對痛苦、死亡等生活陰暗面，趨於“殘忍”。但兩者又是殊途同歸——通過爲觀衆“造夢”，讓受衆得到最極致的情緒體驗。
同樣是用新聞揭露社會問題，《白日之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聚焦》和《她說》。但應該看到，後兩部電影都以新聞編輯的角度來展開敘事，影片內容的主體是大量繁瑣，甚至枯燥的新聞採寫工作，和該片中凌曉琪在養老機構的冒險/偵探故事有着截然不同的氣質。這恐怕還是因爲《白日之下》沒能用更冷靜、剋制的眼光去審視新聞行業——某些貌似“悲觀”的敘述不過是爲行業受到的不公待遇鳴不平而已。
回頭來看，我們也不得不追問一句：創作職場影視劇的根本目的何在？是宣傳、讚美某個職業，還是反映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