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位大學生，記錄300多個飛馳路上的靜寂人生

白浪 設計

2023年，還在復旦大學讀書的留煜棋剛旅遊回來，人挺潦草，褲子破着洞，去見聾人老徐。老徐一家有多位殘疾人，家境並不好，但毫不猶豫地從家裡拿出一條褲子和一雙鞋，要給這位第一次見面的來客。

留煜棋當然沒收下，但老徐“翻箱倒櫃”的畫面他一直記得。在他後來擔任導演的紀錄片中，老徐是其中一位主角。按照常規，片子或許該聚焦這位聾人的善良或勵志，但實際呈現出的老徐，超出了許多觀衆包括留煜棋自己的想象。

8月16日，紀錄片《請勿來電》舉行首映。

2024年8月，聚焦聾人騎手的四集紀錄片《請勿來電》上線。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孫金雲帶領研究團隊，聯動全國21所大學上百位師生和社會志願者，進行了大範圍的聾人騎手研究，一對一線下采訪了近50人，並對300多位聾人騎手進行了連續三輪的問卷調查。目前，數據仍在分析中，“學術周邊”紀錄片先行推出。

在中國1300萬註冊外賣騎手中，聾人騎手約有5萬到8萬，每位聾人都有自己深刻而鮮活的生活，象牙塔裡的學生們仔細閱讀着。學生們發現，居然不止一位聾人騎手做到了“單王”級別，居然還有從“千手觀音”團隊“退役”的女騎手，居然聾人的手語還有方言之分——居然，聾人好像和健全的聽人沒有什麼大的不一樣。

聾人騎手當然也有困境。那些不容爲自身辯解便已被投訴的傷害，那些車水馬龍街道上因爲聽不見而造成的事故，那些擇業時遭到的歧視，那些有口難言的心中鬱結……學生們試圖從聾人的世界解讀，何爲理解和尊重。

這是全國上百位大學生主動走進300多位聾人騎手靜寂生活的故事。通過一次主動破圈，那些隱在城市角落的沉默、鮮活、渴望、困擾，向社會掀開了一角。

開篇：尋找聾人騎手

2023年6月，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大二學生吳可璇結束了一門在管理學院上的選修課，出於對授課教師孫金雲的喜愛，她興沖沖地跟孫老師的學生、正在就讀復旦國際MBA項目的留煜棋商量，想給孫金雲送個小禮物。

“我知道一個好禮物，你要送了，保證老師這輩子忘不了你。”留煜棋半開玩笑地說，“你‘送’老師一百個聾人騎手吧。”

留煜棋（左）在工作中。（本文圖片均爲 受訪者 供圖）

某種意義上，這成了故事的起點。吳可璇當真了，並在第二天拿出自己熬夜做的尋人方案。她設想，一種是在聾人裡找騎手，打電話給聾人協會、特殊學校，但這條路一度走得不順；另一種，是在騎手中找聾人。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吳可璇拽着留煜棋，掃開共享單車上街，逢扎堆騎手就鑽進去問是否認識聾人騎手，聽到“目標人物”好像在什麼片區出現過，他們就再蹬車趕過去，真的找到了一個兩個，而後找到了更多的聾人騎手。就在學生們滿大街“搖人”的時候，孫金雲確實正犯着愁。其時，孫金雲正在和學術夥伴進行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靈活用工”的研究，他想聚焦聾人騎手這個羣體，但苦於一時找不到足量、合適的研究對象。

孫金雲沒想到，自己和學生私下的幾句唸叨，被聽進去了。幾天後，他收到了吳可璇送的一捧一半黃一半藍的花，象徵着兩個外賣平臺騎手的顏色，也象徵着學生想正式與老師並肩、走進聾人騎手世界的決心。

破壁：兩個世界的溝通

“搖人”只是開始，如何溝通是擺在面前更現實的問題。學生們很快感受到，聽人和聾人幾乎來自兩個世界。

“語言體系不同導致思維模式不同，聽人與聾人的對話，可能比不同語種間的對話隔閡還大。”留煜棋坦言，不少聾人騎手文化水平不高、詞彙量較少，這些都給溝通造成障礙，甚至引發誤會。

有次，聾人給留煜棋發微信說“好的”，實際表達的卻恰恰是“不行”；有時，學生們以爲和聾人約好了訪談時間，卻又突然被“鴿”，主訪者、手語翻譯、志願者的時間要跟着再調整，“不知道爲什麼被鴿，又沒法溝通出原因。”留煜棋苦笑。

孫金雲

推進過程中，學生們漸漸發現，上海的聾人數據或許不足以支撐研究。考慮良久，他們邁出了關鍵一步——把聾人騎手的案例延伸到全國，並在特殊教育領域“點對點”尋求專業幫助。

走進特教學校，留煜棋他們想出了個“智取”的辦法——他們前往鄭州工程技術學院、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浙江特殊教育職業學院等，專門在飯點蹲守食堂，看到學生手語比畫，就自報家門、上前“搭訕”。

“一方面，學校的聾生文化水平較高，可以和我們溝通；另一方面，通過聾生來找聾人騎手效率更高，聾人間的信任成本比我們和聾人之間低很多。”留煜棋說，聾生是非常關鍵的助力，很多聾人一開始會把項目組的調研請求當作詐騙，但有聾生的介入，溝通成本減少，信任機會增加。

後來，學生們又發現，和聾人騎手作更深入的訪談時，需要手語翻譯，而手語居然還有方言之分，需臨時再找當地的手語翻譯。社會企業、公益組織、“外賣詩人”王計兵……項目就這樣滾雪球一樣“滾”進越來越多的志願者和社會力量，也“滾”進來自全國越來越多的聾人騎手。

這個聾人騎手調研項目，後被命名爲“小海豚計劃”。來自上海戲劇學院的馮佳奇常年關注無障礙方面的公益，聽說“小海豚計劃”後，深受感染，“你們想不想把項目推出去，讓更多老百姓也有機會看到聾人騎手？”馮佳奇向項目組提出了同步做紀錄片的設想並很快被採納，2023年下半年，紀錄片項目啓動。

近一年來，“小海豚計劃”一對一線下采訪了近50人，並對300多位聾人外賣騎手進行了連續三輪的問卷調查。就紀錄片的選角，他們又聚焦訪談了近30位。爲了彌補聾人騎手的誤工成本等，項目組開展訪談和拍攝，還會給騎手發放一定的誤工費用。

請勿來電海報 官博截圖

接觸：“他們和我們是一樣的”

後來呈現在觀衆眼前的紀錄片，便是《單王》《飛馳觀音》《師·父》《阿保遇見了阿鳳》，四集五個聾人騎手，近一個小時，跨越四城，冬季集中拍攝花費17天、另有補拍。導演介紹，四集裡是外賣的苦辣酸甜，也是騎手的百味人生。

誰是值得拍的？怎麼讓聾人騎手答應被拍？要用什麼視角拍？紀錄片和學術訪談彷彿又是兩個平行宇宙，學生和老師一邊訪談、一邊“遊說”、一邊寫臺本、一邊組班子，又是無窮無盡的難題。

留煜棋說，直到拍攝的前一天白天，他們還一直陷在找不到第一集主角濤濤本人的尷尬中，直到夜裡濤濤回覆，他們揪着的心才漸漸落下。

好在越來越多的聾人騎手向孫金雲和學生們打開了世界。那個沉默如謎的世界，入口難尋，但一旦踏進，便是另一番天地。

不少觀衆看完第一集聾人騎手濤濤的故事後，都大嘆“沒想到”。在高手如林的上海外賣騎手界，聾人濤濤居然做過好幾次“單王”。“第一集上來，我們就希望打破大家對聾人的偏見。”留煜棋說，“他們和我們是一樣的，甚至他們可以做得更好。”

“單王”濤濤

“單王”濤濤是學生們“掃街”後，經騎手們一力舉薦的典型人物。

“我們看過濤濤和客戶溝通的方式，他會提前寫好話術，包括餐到了、超時了、送錯了該怎麼說，他的話術非常友好，完全沒有聾味，因爲都是專門請健全人幫他調整過的。”馮佳奇說，不同於很多聾人對健全人的隔閡，濤濤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和健全人溝通，背地裡也花很多心思尋找這座城市的各種“近路”。

“如果注意看，每個人的手語都很有個人特色，濤濤打的手語就很瀟灑，有王者風範。”馮佳奇笑着說，濤濤不但自己要強，也確實像個“大王”，不吝於向其他聾人騎手傳授經驗，還帶出過好幾位“單王”徒弟。

與濤濤相對的，或許就是給留煜棋遞過鞋子和褲子的老徐了，他是第三集《師·父》的主角之一，這一集要呈現的是這個羣體的“苦”。

聾人羣體中，不乏生活困境者，來自南京的老徐便是其中的典型，家裡好幾位殘障人士，他幾乎是家中唯一經濟來源。調研團隊認識老徐時，發現這個敦厚老實的男人只是有做騎手的意願、尚未付諸行動。見此，孫金雲乾脆送了老徐一套騎手裝備，學生們也張羅着給老徐找到師傅，還陪着老徐起步學習，鼓勵老徐向前邁步。

想象中老徐展開新生活的圖景，卻並未出現。雖然清貧，但老徐有自己的生活節奏和態度，很快，他就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這樣高強度的工作，逐漸放棄。

“實話說，我們從頭見證到這裡，誰都沒想到會這樣，”留煜棋笑說，“但這很真實。好像以往公共作品中呈現的聾人，多是勵志的、感染人的，但誰規定一定要這樣？老徐有自己的舒適區，我們就想如實地記錄這樣一個普通人。”

進入：從個體到羣體，看見那些“難”

項目組希望向公衆傳達這種平等，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個羣體藏着太多辛酸，還需公衆更多的理解與支持。

比起老徐，第三集的另一位主角、老徐的師傅魏哥，後來讓主創們更爲心酸。

魏哥（左）和老徐（右）

第一次見到魏哥時，馮佳奇心裡就隱隱發澀。魏哥其實比老徐小近20歲，屬於全職騎手，幹活賣力，臉上總掛着笑。但住在全是健全人的宿舍裡，魏哥看起來總是很寂寞。面對留在老家的女兒，想念以外，他更覺得愧疚。

聽說有新人聾人騎手要找師傅，魏哥毫不猶豫地就報名了，這也給他帶來不小的麻煩——因爲教學導致曠工，魏哥與站裡鬧不愉快，後來搬離騎手宿舍，輾轉換了城市。這種情況同樣超出預料，讓學生們頗爲愧疚。但在魏哥樸素的價值觀裡，他始終覺得，幫助自己的“同胞”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留煜棋後來常想，如果老徐是命苦，那魏哥是心苦。他很難從身邊找到支持，也找不到表達的出口，面對內心的空洞，魏哥慣於用做好事填補，但越給越多、幾乎給到透支。“後來我們偷偷看到魏哥的一些社交平臺，感覺他的心理狀況可能不太好。但對聾人這種說不出口的愁悶，心理援助要怎麼做？我們也希望專業力量能給他們支持。”杜欣越說。

在最初的選角過程中，還有位做過擠奶工的聾人騎手，讓調研組集體“破防”。

聾人中不乏文盲，但這位擠奶工大哥，是很少見的手語都打不利索的。一問才知，這位聾人曾做了七年的“人形擠奶機”，工作環境裡幾乎沒有任何和外人打交道的機會。

“他很想離開，但父母說他是聾人，能在家附近找到擠牛奶的工作，已經很不容易，不讓他走。”留煜棋說，在七年時間裡，這位聾人一點點地忘掉了手語，甚至自覺智力都在退化，痛苦難言。後來他鼓足勇氣，“逃”去一家電子廠做電子元器件，每天12小時的工作賺取每月5000元的工資，沒有空調；不得已，他再度“逃走”，去傢俱廠做椅子，又嘗試做外賣騎手。輾轉一大圈，他終於爲自己找到了進入社會的通道。

這些帶着些灰調的具體的人生以外，一些更有共性的“難”困擾着幾乎所有聾人。譬如有顧客在發現騎手是聾人後會故意投訴、退單，就爲了能夠免費吃上一餐，而聾人卻難以申訴；譬如高峰時集中等餐，同行們能吵吵嚷嚷催單，很多聾人騎手只能沉默着乾着急；譬如有些小區限制外賣騎手進，相比健全騎手，聾人騎手可能更難及時和顧客溝通上；更常見的是，因爲聽不清、聽不到周圍環境的聲音，他們出事故的概率可能更高，“我們訪談過的幾乎所有聾人騎手，都遭遇過不止一次的車禍，嚴重程度各不相同。”馮佳奇說。

融合：雙向奔赴的善意與理解

紀錄片名稱經過團隊共創，定爲《請勿來電》。備選名字裡，有一個是“很遺憾，不能和你通話”，這是一條來自聾人騎手的真實短信。

騎手工作真的適合聾人嗎？對這個問題，記者採訪的數位項目主創，基本持肯定態度。

“首先就業門檻方面，騎手工作總體不會排除、歧視他們。大量聾人也在訪談中提到了多勞多得、公平這樣的詞，這代表在他們心中，這是個不錯的機會。抓住這個機會，他們就能像健全人一樣，得到相對高的回報。”留煜棋說。

經過訪談，調研組發現，能拿到萬元以上的高績效騎手，普遍是帶着思考在送單的，他們背熟地圖、規劃路線，不斷精進。“外賣平臺的出現，是技術賦予的某種意義上的平權，但他們也有選擇是否努力的權利，這和健全人一樣。”留煜棋解釋。

“做騎手可能會讓他們的自我效能感更強，覺得自己很棒。”經濟方面的回報外，吳可璇認爲，相比於進廠，騎手這樣的職業能讓聾人跟整個社會增強鏈接，“他會感受到自己是社會的一份子。”

紀錄片播出後，有人告訴留煜棋，自己在發現送餐的是聾人騎手後主動打賞了。“這是支持的一種方式，我們希望更常見的支持是，能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和寬容。”

“不是不人道，只是不知道。”馮佳奇說，呼籲社會看見、理解、尊重、繼而與聾人更好共融，是大家對這個項目的期待。

“我發現，如果你會打一句手語，哪怕是一句，聾人就會覺得你對他抱有非常大的善意，會很願意跟你溝通。”杜欣越說，團隊中的很多小夥伴後來都能打出一點手語。有一次，杜欣越通過比畫“下樓梯”“你”“我”這樣的“野生手語”，居然也讓聾人理解了她的意思——“我們一起下樓拿東西吧！”

“聲音、語言只是媒介，重要的是願意溝通的心。”杜欣越很感慨。

或許是感受到了這份善意，聾人騎手們回報的支持也很大。第四集中的聾人騎手阿保，爲了和女友一起完成紀錄片的拍攝，選擇放棄了近3000元的平臺樂跑獎金。劇組想給他彌補，阿保卻沒有接受。“阿保的女朋友阿鳳很支持我們的工作，想幫我們忙，說服阿保參與了拍攝。”留煜棋笑說，“我們也希望給女孩子留存一份特別的愛情見證。”

第四集主角聾人騎手阿保。

吳可璇則特別提到了第二集《飛馳觀音》中的婷婷。婷婷曾勇敢追夢，加入主要由聾人組成的“千手觀音”舞團，但終因薪資等原因抱憾退出。這個扎着兩根小辮子的可愛女孩，如今會抱怨做女騎手讓人變黑變糙，但也會幹得賣力，希望被人敬爲“婷爺”。在外奔波之餘，她跳舞、做自媒體、和朋友玩鬧。女孩身上的樂觀自由，特別感染吳可璇。

婷婷在工作中。

“她在廣州那間小小的出租屋，我們劇組進幾個人就挪不開身，但你莫名會覺得‘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吳可璇說，“她帶着小貓小狗，過得那麼溫馨。你會很受教育，想和婷婷做朋友。”

迴響：不邁出那一步，你不會知道自己能做多少

項目中，深度訪談主要由孫金雲完成。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隨着紀錄片正式公映，精力和研究重點將回歸學術研究本身。

“接下來，有海量的研究基礎數據等着我們去分析。我們會基於實證研究，尋求一系列具有一定普適性的解決方案。目的除了幫助聾人羣體發聲，還有呼籲社會各界關心、理解、接納聾人騎手在工作中的困境及其根源，給他們包括‘請勿來電’在內的各種訴求，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幫助。”

孫金雲分享說，在8月16日首映日當天，有幾家線上平臺的負責人也來到現場，與他交流觀影感想。大家就如何通過界面優化、研發聽障騎手關懷功能等方式，爲聾人騎手減少送單障礙，展開了深入探討。

馮佳奇舉例說，調研後，他們曾經爲聾人騎手設想過一些技術性的輔助手段，比如請平臺方給到聾人騎手更顯著表明身份的標識，比如在騎手身上做一個有效發聲的裝置，“有些情況下出聲溝通是必要的。”

孫金雲（左）在訪談聾人騎手，配手語翻譯老師（右）

播出不到一個月，影片在全網獲得百萬瀏覽播放量，引起廣泛探討。至此，作爲從頭跟到尾“啥崗位都幹了一遍”的導演，留煜棋的感受其實是“麻”：“看起來是一個小時的紀錄片，中間的內容太多了，和聾人溝通、拍攝，期中、期末整個團隊有空幹活的人也不多……終於結束了，很欣慰片子能面世。”留煜棋說，他們要感謝所有留名不留名的志願者們——有位來自鄭州的志願者，碰到奔着訪談補貼來詐騙的健全人團伙，“雖然最終被識破，但這位學生心裡過意不去，堅持不出現在片尾的感謝名單上。”

更多的思考也留在留煜棋身後，他期待將來在項目組的學術調研中有更多呈現，比如聾人騎手對“公平”“羞恥”的感知。他提到，有聾人騎手會在高峰期卡餐時，偷偷向店家出示殘疾證企圖插隊，留煜棋問過一個騎手，這公平嗎？騎手的答案完全超乎他的意料。“他說，如果有人看到了，就不公平；沒人看到，就公平。”

吳可璇和杜欣越在項目裡的主要職責是志願者管理，主要聚焦全國訪談、問卷工作的順利開展，也跟進紀錄片內容。她們每天連軸轉地和全國的志願者溝通，一起根據各地聾人的不同特點、表現，拉出上百個規模不一的社羣溝通、發問卷。

做項目時，杜欣越研二、吳可璇大三，在她們忙着和聾人騎手故事“死磕”時，同齡人在忙着卷實習、績點、競賽，這讓她們顯得沒卡上拍，但杜欣越覺得值得，“或許是因爲，我不想過打卡式的人生。”

紀錄片公映那天，杜欣越看着銀幕和舞臺的聚光燈，心想，那是一輪月。“其實每個人在做公益項目時，都要花很多的時間去描摹和重構自己心目中屬於公益的那輪月亮。大家需要花很多的春秋，去不斷追問自己到底做了什麼，後續還會追問，這件事結束後，我還能爲這個羣體做什麼?” 在那個現場，她見證了眼淚和歡笑，來自被邀請到現場的聾人騎手、觀衆和團隊自身，“感動也釋然，覺得我們很厲害！”

“像創業一樣，”吳可璇記得，最初踏足這個項目，只是想看看自己“有多大能耐”，能不能幫老師找到100個聾人騎手，不承想最後項目範圍輻射了全國，找到的聾人早超過100個，還做成了紀錄片。“要去行動，不能停留在想象，有時候不邁出那一步，你不會知道自己能做多少，也不會真的有機會認識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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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紀錄片的製片人和總撰稿人，馮佳奇更希望紀錄片、學術項目能成爲一個平臺，“我們在最好的年紀一起做了這樣一件事，現在，就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聾人們，也希望更多有能力的人能接過接力棒，一起給他們提供更大的幫助。”

項目全國志願者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