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國拘禁的2279日：親中派日本人的看守所監禁見聞
本書作者鈴木英司，是日中青年交流協會前會長，爲知中派的日本人，被中國以間諜罪行判六年徒刑，總計關押6年3個月。 圖／截圖自TBS NEWS DIG Powered by JNN
2016年7月，從事日中友好活動30年的日中青年交流協會前會長鈴木英司，赴中國時被北京國家安全局以「間諜罪」拘留，並被名爲「監視居住」的方式監禁七個月、審訊、逮捕、審判、24小時監視。在監視居住和監禁共計六年三個月後，終於在2022年10月11日刑滿返回日本。本書是他的回憶與見證。
▌本文爲《被中國拘禁的2279日：親中派日本人被當成間諜，被逮捕、監視居住、審訊、監禁……的親身見證》（晨星，2024）書摘
2016年7月15日，我在北京的機場突然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人抓住，就這樣被迫開始了監視居住的生活。那之後我過起了在起居的502號房及進行偵訊的504號房之間每天往返的日子。
痛苦的時候我就想唱最喜歡的歌手，石川小百合的熱門曲「津輕海峽・冬景色」或「越過天城」。但是在房間裡，唱歌也是被禁止的。沒辦法，我只能在心裡唱歌來鼓舞自己。
負責調查的核心人物，是一名要我叫他「老師」的男人，他會不斷問跟我往來的中國政府高官或日本人的事。一看就知道目的是收集情報。要是說太多的話，會給認識的人帶來麻煩，所以我努力不要說得太仔細。
但是人類是很脆弱的。每天除了調查以外完全沒有其他能做的事。也無法跟人說話。在這樣的情況中，如果當天我聽到調查最後說了「明天我要問關於●●的事」時，那個晚上就會開始思考要怎麼回答。因爲沒有跟其他人說話的機會，在隔天的調查時，有時一不小心就會說出多餘的事。
因爲我能把人的經歷和學歷記得很淸楚，所以如果被問到對自己或是另一個人不利的話題時，我就儘量回答：「我不記得。」或是不回答。但如果是被問到往來的中國人的事，我會忍不住回答：「他是某某大學畢業的。」於是有時「老師」便會說：「你記憶力很好，不可能不記得過去的事。」並繼續追問。
我想調查官實在很有手腕。他們會將對手逼到極限，讓他自白。或者是誘導他做出對自己或中國外交官不利的發言。他們有這樣的技術，應該就是監視居住這種制度下所產生的吧。
雖然這個地方看似很像日本的代用監獄（按：一種日本特有的刑事設施，可以暫時關押拘留者最多達20天，而不是讓拘留者直接進入看守所等設施）。但相比之下，監視居住可以監禁嫌疑人的時間壓倒性地長。監視居住是依據中國刑事訴訟法75條所規定的，但是考慮到中國的人權問題，國際輿論應該也要喚起改變監視居住制度的呼聲纔對。
2016年7月15日，我在北京的機場突然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人抓住，就這樣被迫開始了監視居住的生活。示意圖，圖爲在北京機場內戒備的武警。 圖／路透社
在調查過程中我特別留下印象的，是對於在日本的中國研究問題。老師舉出一些在日本著名的教授們幾年前進行的研究計劃，問我：「這是怎樣的研究？」
該研究是接受日本文部科學省的補助，調查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決策過程。我回答：「雖然聽過這個研究，但我不淸楚詳情。」
結果老師說出了可怕的話。
「他們在研究什麼？不需要進行中國研究。我們都是這麼認爲的。」
這句話中包含了：「要是進行研究的話，我們可不會坐視不管。」的意思。
如此一來，學者就會因爲害怕而不敢前往中國，在我被抓後，2019年，北海道大學的教授在北京被關了大約兩個月，這件事在日本的中國研究學者間引發了相當大的衝擊。住在日本的中國人學者暫時回國的時候，被當局監禁的例子也不少。
502號房裡沒有日曆。但我和監視者的關係也改善到可以問他們：「今天是幾月幾日？」這種簡單對話後，他們願意回答我的程度。
2月7日，我迎來了我的六十歲。沒想到會在這種地方迎來六十歲，到底我的監禁生活要持續到何時呢……到底是什麼讓我的人生變得如此走調的呢？說歸說，我想起父親也常常告訴我：「中國很危險，要往來的話適度就好。」想起這件事，我的胸口就一陣難受。
2019年，北海道大學的教授在北京被關了大約兩個月，這件事在日本的中國研究學者間引發了相當大的衝擊。住在日本的中國人學者暫時回國的時候，被當局監禁的例子也不少。圖爲北京公安。 圖／報系資料圖庫
▌因間諜嫌疑正式逮捕，從監視居住轉往看守所
幾天後，在一個如往常般的早晨，我被帶到504號房後，之前曾見過一次的男人坐在了之前詢問我的「老師」所坐的椅子上。他穿着制服，是深藍色的襯衫加上領帶，左胸前的徽章上寫着「安全」兩字。我想是國家安全部的警察吧。
旁邊還坐着一名面容端正到令人嚇一跳、30歲左右的女性。女性也穿着同樣顏色的襯衫，但沒有系領帶，可以看見襯衫下方穿着粉色的毛衣。
男方問了我名字、生日等，但沒有問其他詳細的問題。
我問：「今天不用調查嗎？」
「很快就會再見到你了。」對方只這麼回答。
那天的調查就這樣結束了。
隔天早上，我被告知：「要換地方了。」並再度被戴上了眼罩。我被固定於輪椅上移往電梯，並沒有爲了長距離移動而搭車，所以應該是轉往同場所的其他建築物吧。
我被帶到新建築物地下的偵訊室後，前天還坐在504號房的兩名男女正在那裡等待。他們說：「之後會由我們來負責調查你。我們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人。首先要你在這裡簽名。」並出示拘捕令。那裡寫着我違反刑法110條的間諜嫌疑而進行拘捕。
「我不想籤。」我反抗道。
「隨你怎麼說。你的言論自由會被保障，要緘默也可以。但是先簽名。以後也一樣，唯有簽名要好好執行。」他們這樣壓迫下，我只好無奈地簽了名。一旁的女人用着冷冷的目光瞪着我。
偵訊開始了。
「你的案件很簡單，所以就老實回答吧。不是什麼需要花太多時間的內容。」
發言似乎完全是由男方負責。我試着詢問：「刑期大約會是幾年？」
「那不是我能決定的。我的職責只有把你送給檢方。」偵訊內容以至今爲止我見面的中國高官的對話內容爲主。
那天結束偵訊後，我便以間諜嫌疑的身份被正式逮捕了。我被告知那天是2017年2月16日。我要開始新一波監禁生活的地方，是隸屬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看守所。那是一間專門安置間諜或恐怖份子的看守所。那天，我離開了監視居住生活時居住的、老舊飯店風格的房間。
監視居住時住的是單人房，但在看守所同房的大約會有2、3人。很久沒遇到講話對象，令我不禁雀躍起來。房間跟室友的組合都會定期改變，應該是爲了防止收容人之間關係變好吧。
値得感謝的是窗上沒有窗簾，可以看到天空中掛着冬天的太陽，從雲的縫隙間微微探出頭來，這是我和睽違半年只看過15分鐘的太陽的「再會」。
那天結束偵訊後，我便以間諜嫌疑的身份被正式逮捕了。示意圖，圖爲北京海淀區看守所。 圖／報系資料圖庫
示意圖，一名中國武警駐守北京第二看守所。 圖／美聯社
▌不符期待的中國律師
人類的心理真是不可思議。雖然被監禁的現狀沒有改變，但我卻感覺來到了好地方。雖然房間裡有監視攝影機。但監視者只有偶爾會出現。也可以盡情唱石川小百合的歌，我還教了因爲跟俄羅斯有聯繫而被抓的華僑室友唱歌。
被逮捕後，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調查次數就明顯減少了。監視居住時期幾乎是每天，但被逮捕後，直到起訴前應該只有五次而已。每次在偵訊後都會讓我看筆錄，而後穿制服的男人便會要求：「簽名。不得拒絕。」
拘捕令那時也是一樣。我想他們是希望能累積對當局有利的陳述吧，我雖然對簽名這件事心裡很抗拒，但也沒有其他選擇。
有一次還有類似這樣的對話。「你是帶着日本公安調查廳的任務來的吧。也就是披着日中友好人士的皮的間諜。」男人這麼說。
我反駁：「我不是間諜，也沒有接受公安調查廳的什麼任務。」
但是對方接二連三地說下去：「公安調查廳是間諜組織。跟CIA是同樣的。」
「你到底在講什麼啊，公安調查廳既不是間諜組織也不是情報組織，跟CIA完全不一樣。」我這麼主張，但中國政府好像認定公安調查廳就是間諜機構的樣子。
在看守所進行最一次偵訊時，男人這麼問：「你跟湯先生見面時，有談到朝鮮的話題嗎？」中國人稱北韓爲朝鮮。
北京地鐵站外巡邏的公安。 圖／歐新社
2013年12月4日，我和在日本時就有往來的中國外交部高官湯本淵先生在北京聚餐。
我和湯先生的對話是這樣的。日本媒體報導北韓已故金日成主席的女婿張成澤疑似被處刑，我提到這件事後，湯先生回答：「我不知情。」這件事在日本有被報導，之後我應該也沒講什麼重大內容。所以就算被問及跟湯先生的對話，我一時也沒想到。
「是啊，但我想應該沒談到什麼重要的東西吧。」我回溯記憶後，男人便很激動地說：「重不重要不是你說了算。」然後繼續問下去。
雖然我很疑惑，這種事有嚴重到要懷疑是間諜嗎？但同時也有點後悔，或許在監視居住時對「老師」詳細說了此事是個失敗的決定。而當時的擔憂後來成爲了現實。後來起訴書上淸楚寫着以我跟湯先生的對話作爲起訴事由，這件事就後述。
那是2017年3月左右的事了。我被叫到偵訊室，接受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第六次的調查。但那天等待我的是兩名檢察官。我想他們大概是要把我移交給檢察官吧。檢察官也開始了簡單的偵訊。
「你有請律師的自由，要請嗎？」
那是我第一次委任律師，檢察官開始辦法律援助的手續。在日本，要是被逮捕就會自動派任律師，但是在中國，好像在被交給檢察官之前，在很長一段時間的監視居住期間裡都沒有律師協助。這制度簡直可說是冤罪滋生的溫牀。
法律援助要委託律師需要經過資格審查。會調查嫌疑人有多少錢，如果是有錢人，就不能使用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以日本說法就是不能僱用公設辯護人。
圖／報系資料圖庫
從那天開始，我接受檢察官的詢問。大概是在第三次左右吧，檢察官跟我說律師已經決定了，也差不多該來了。而那之後的四天後左右，律師終於來了。是一名平頭的魁梧男性，我和律師的對話全都被錄音下來。
這個律師完全無法讓人期待。話是這麼說，但或許中國律師全都是這樣的也說不定。在法庭上的情況留待後述，但開庭前，律師只來過僅僅兩次。我對律師說：「我主張無罪。」而律師卻只回答：「放棄這個主張吧。我們會努力減輕判決的。」
2017年5月25日，看守所地下偵訊室來了兩名女性法院書記官，告知我被起訴了。他們給我看承認自己嫌疑的陳述筆錄，我又再度被強制要求：「不能拒絕簽名。」於是我不得不簽了。
起訴事由有以下兩點，①我不僅知道公安調查廳是日本的間諜組織，還接受他們的請託，負責蒐集中國有關情報並提供給他們。②2013年12月4日，我在北京市餐廳和中國外交官湯本淵談話時，試圖問出北韓相關情報，並將情報提供給公安調查廳──而這違反了中國刑法第110條。
「公安調查廳是日本的間諜組織。」是中國政府單方面的認定，我根本不認爲公安調查廳是間諜組織。確實我認識幾名公安調查廳的職員，但也頂多是吃飯時聊聊中國情勢並交換意見而已。我怎麼可能帶有間諜任務。
我在偵訊時也明確否定了此點並反駁，但是起訴書上卻認定我知道「公安調查廳是日本的間諜組織」，並認爲我是公安調查廳的代理人。
圖／晨星出版提供
《被中國拘禁的2279日：親中派日本人被當成間諜，被逮捕、監視居住、審訊、監禁……的親身見證》
作者： 鈴木英司
譯者： 張資敏
出版社：晨星
出版日期：2024/1/1
內容簡介：「爲什麼中國要拘禁我？」日中青年交流協會前會長．鈴木英司，被不承認的間諜罪行判六年徒刑，總計關押6年3個月。這是他的回憶與見證。2016年7月，從事日中友好活動30年的鈴木英司被北京國家安全局以「間諜罪」拘留，並被名爲「監視居住」的方式監禁七個月、審訊、逮捕、審判、24小時監視。在監視居住和監禁共計六年三個月後，終於在2022年10月11日刑滿返日。爲什麼對中日友好貢獻巨大的人突然被監禁？ 中國現在發生什麼事？自2014年以來，習近平政府加強了對在中國經營的外國人的控制，以間諜罪拘留外國人的案件陸續浮出水面。而本書正是鈴木英司關於此經驗的第一手殘酷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