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的冬天

《大俠檸檬水》。(金馬影展執委會提供)

《失翼靈雀》。(金馬影展執委會提供)

《網中的太陽》。(金馬影展執委會提供)

《消防員的舞會》。(金馬影展執委會提供)

《野雛菊》。(金馬影展執委會提供)

好事多磨,去年因三級警戒整整延後一年的「金馬經典影展:捷克斯洛伐克電影黃金時代」終於要在七、八月重現了。

和捷克斯洛伐克電影結緣,大抵是侯孝賢的《悲情城市》(1989)在銀幕掀起政治禁忌探索熱潮的時候,對電影求知若渴的我,在MTV看了更遙遠的《大街上的商店》(1965)、《嚴密監視的列車》(1966),前者講老實木匠與猶太老婦誤打誤撞卻又相濡以沫的關係,後者拿性功能障礙調侃第三帝國統治下的卑屈,加上米洛斯福曼(Miloš Forman)嗆辣戳痛體制假象的《金髮女郎之戀》(1965)、《消防員的舞會》(1967),這批威震奧斯卡的老片不只好看,那種與我們迥然不同的、爬梳歷史瘀痂時的黑色幽默,完全吸引了我。緊接着,因絲絨革命、共黨垮臺而得以重見天日的《失翼靈雀》(1969)、《隔牆有耳》(1970)在柏林、坎城影展成爲焦點,也順勢被引進臺灣。很奇妙的,身在1990年代初的我就這樣成了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電影的忠實粉絲。當時沒料到,10年後首度策劃影展,會再和它扯上關係。

2002年,才第四屆的臺北電影節轉型爲「城市」影展,其實是「官方」規定的結果。但即使按題作文,也不表示沒有可爲。首次做的兩個城市,一個是理所當然的巴黎(不只是因爲法國片源豐富,他們樂此不疲的主動推廣,也降低了引的難度,自然是保險的選擇),另一個則是充滿未知的布拉格。我這個策展菜鳥,把當年看過、讀到的,編成想像的片單;在天寒地凍的12月,隨着總策劃黃建業老師飛往異國取經。

說取經真的不誇張。布拉格電影資料館館長歐佩拉(Vladimir Opěla)真是愛電影的人,沒有官腔,無需應酬,直接跟我們補充了外人不熟的電影珍品,還出面代邀大咖影人來訪。老先生沒想到有人一口氣要放這麼多捷克電影,劍及履及的程度,誇張到我們還沒啓程返臺,所有參展電影的對白本都已經備妥要讓我們帶回來了。那是電影還沒數位化的時代,厚重的拷貝意味着昂貴的運費,我們真是憨人傻福,不但有對方相助,當時臺灣駐捷克辦事處也極其熱心,不但在當地有求必應,帶我們挖了不少寶,還出手解決了運送問題。

在此之前,我從來沒看過雪。沒想到一下子,就闖入零下好幾度的世界。靠近聖誕節,布拉格市集出現賣熱紅酒的小販,戴手套捧着喝的模樣有些滑稽,卻爲即將帶回的電影盛宴感到興奮,呼出的熱氣也更覺香甜。

布拉格的冬天,緊接着臺北的春天。彼時電影節訂在3月,我的偶像,《嚴密監視的列車》、《失翼靈雀》導演伊利曼佐(Jiri Menzel)來了,他說已經把重心轉向劇場,電影不適合他了,誰知幾年後他終究還是把赫拉巴爾的《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2006)搬上大銀幕,與《列車》《靈雀》相互輝映;東歐首席女導演齊蒂洛瓦(Věra Chytilova)也來了,她的《野雛菊》等前衛作品豔驚全場,也開啓我們對捷克斯洛伐克電影的另一種想像,直到今天,都還有影迷跟我聊起當年看影展的豐收,確實有太多前所未見的寶藏。

爲什麼會有如此的電影奇蹟啊?捷克斯洛伐克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奧匈帝國瓦解後才成立的國家。二戰期間被納粹德國佔領,1948年成爲共產國家,但路線卻與蘇聯老大哥若即若離、時有分歧。畢竟必要的開放和自覺的態度,是藝術浪潮得以實現的基本條件。而布拉格電影學院(FAMU)則成爲他們的養成基地。1998年出爐的捷克影史百大電影選拔,有三分之一作品集中在1963-1970幾年間,足見當時無論在質與量都是高峰。可惜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蘇聯率領華沙公約組織坦克開進布拉格,也宣告黃金時代的夭折。有人離開,有人留下,流逝的時光,無法重來,難免遺憾。唯一稍可慶幸的是,這些影片保存得當,即使在1970年起屢屢遭禁,待雲開日出時,還完好如初。

再次耙梳,不難發現在運動伊始,新銳們先是突破共黨教條與樂觀主義,面向生活的同時,也展開對形式的探索,而出現《網中的太陽》(1963)、《薇拉與伊娃》(1963)、《黑彼得》(1964)、《強迫中獎》(1964)這類描寫青春苦悶、女性處境、城市生活的作品。而隨着浪潮席捲,更大膽更激烈的內容,也就如雨後春筍了,這也是經典密集涌出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電影在奧斯卡、坎城、柏林、威尼斯各大影展出盡鋒頭。在最開放的時候,像《失翼靈雀》、《超級好公民》(1969)、《玩笑》(1969)這種直接拿共產黨人及錯誤政策開刀的內容,都能通過審查得以拍攝;只不過完成時,已然風雲變色。蘇聯入侵後,捷克斯洛伐克電影也沒放棄發聲,只不過改用狂亂的超現實手法來暗渡陳倉,《焚屍人》(1969)、《鳥,孤兒與傻子》(1969)、《爲年輕劊子手的辯護》(1970)、《天堂禁果》(1970)看似狂亂,卻意有所指。待捷克斯洛伐克進入「正常化」時期,對創作自由的打壓,也意味他們從國際影壇銷聲匿跡。

每每回顧這段影史,有讚歎,也有扼腕。也不時有些新發現。譬如利普斯基(Oldřich Lipsky),雖然他不被擺在新浪潮看待,但在同時期拍的幾部片,卻令人叫絕。《快樂結局》把整部電影倒着放,死的變爲復活,愛恨可以顛倒,直開敘述邏輯的玩笑。而高踞整個60年代票房冠軍的《大俠檸檬水》竟然直接模仿美國歌唱牛仔西部片,惟妙惟肖,娛樂十足外,腦洞大開的結局,則是好萊塢所不敢的。

有時我會瘋狂地在後來的捷克或斯洛伐克電影(它們在1993年同意分離成兩個國家)尋找當年遺緒,也曾經把希望寄託在斯維拉克(Jan Svěrak《青青校樹》《遊子》)、霍布雷克(Jan Hrebejk《甜蜜的永遠》《分道不揚鑣》)身上。其實念念不忘的,還是當年驚掘到的奇花異卉,那真是一個精彩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