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評 | 馬克斯·韋伯誕辰160週年：作爲思想家的抉擇與宿命
2024年是馬克斯· 韋伯誕辰160週年。
德國社會學家迪爾克·克斯勒在《馬克斯· 韋伯的生平、著述及影響》一書中曾提到：隨着“現實社會主義”在蘇聯和東歐的結束，隨着馬克思、列寧等經典作家在東歐的“辭別”，世界各地的人們對有着“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之稱的馬克斯·韋伯的興趣在進一步增長。尤其在東德解體後，貼在韋伯身上的“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反馬克思主義者”等傳統標籤都被撕裂了，人們開始在“有必要共享我們的人文科學遺產”這樣的格言下面，謹慎地以非敵對的立場來對待韋伯其人及其著作。
克斯勒的分析也適合當代中國，作爲與馬克思齊名的德國思想家，韋伯其人其作到底蘊含哪些可供我們共享的人文科學遺產，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同的人給出的答案可能截然不同，就像不同的人對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會有不同理解一樣，經典思想人物的“經典性”經常體現在他們總是處於各種不同的詮釋之流中。不過，所有詮釋都不能脫離這些人物的生平與時代，不應將這些人物聖像化，對馬克思應如此，對韋伯亦應如是觀。
馬克斯·韋伯，生於1864年、死於1920年的普魯士人，先後在海德堡大學、哥廷根大學和柏林大學接受法學教育，師從柏林大學商法教授、德國當時最重要的法學家戈爾德施密特，開展旨在將商法與羅馬法結合起來的新商法研究。1889年8月獲得世俗法和教會法雙重法學博士學位。韋伯對資本主義的歷史起源與歷史條件的研究就開始於博士期間，獲得博士學位後，他其實想從事法律實務。
然而，命運女神就像看出此人天生屬於學術界一樣，很早就堵上了韋伯意欲通往的法律實務之門。1890年申請不萊梅商會法律顧問一職失敗後，韋伯從此專注於學術道路。在1890年到1920年這段學術歲月裡，由於各種風雲際會，他受聘在柏林大學、海德堡大學、弗萊堡大學、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從事法律與經濟社會史、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及教學，與當時很多大學教授不問政治的姿態非常不同，韋伯在其充滿智性光輝的學術生涯中曾以極強的烈度介入過德國現實政治。
本文將從克斯勒的《韋伯傳：思與意志》講起。
撰文｜黎敏
《韋伯傳：思與意志》，[德] 迪爾克·克斯勒著，黃自勤、高星璐譯，閻克文審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7月。
有必要共享的人文科學遺產
克斯勒在他的新著《韋伯傳：思與意志》中特別提醒讀者：生於1864年、死於1920年這個事實，對理解韋伯的生平、學術與思想意義深遠，這不僅因爲韋伯“他個人的生卒年代與通常所指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生卒年代’（1870年到1919年）相當精準地吻合”，而且更因爲韋伯的個人生活、學術生命與政治生命的悲劇性張力和德意志第二帝國制度與命運的悲劇性張力都相當吻合。這種雙重的“相當吻合”可以說是巧合，也可以說是一種宿命。
另一位韋伯研究權威、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沃爾夫岡· 蒙森傾向於認爲這是一種宿命，蒙森在其成名作《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年》開篇曾這樣描述韋伯這一生命體與政治的關係。“韋伯一出生就被拋進了政治。政治是他父親的職業”，“政治，不唯眼前的實際政治，還有更大意義上的政治（德性政治——本文作者注），在他的生活以及畢生的工作中，都是處於核心地位的。”而“他的全部學術工作，尤其是他爲知識誠實與學術客觀性而從事的無休止鬥爭，在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視爲一種日益強大的努力——與當代政治事件保持距離並獲得內在自由。”
1917年，韋伯在德國圖靈根州的勞恩斯坦城堡參加一場會議。居中是德國劇作家恩斯特·托勒爾（Ernst Toller）。
最早勾勒出這種複雜關係的是韋伯的夫人瑪麗安妮·韋伯，在丈夫辭世後第六年瑪麗安妮出版了《韋伯傳》，該書一問世就引起了普遍關注併成爲後來韋伯研究的重要文獻，這既與韋伯的身份有關，也與瑪麗安妮本人是德國第一代躋身大學並學有所成的著名女性學者及社會活動家有關。韋伯去世時瑪麗安妮任德國婦聯主席，她的第一本書《與馬克思學說有關的費希特的社會主義》發表於1900年，探討了費希特與馬克思的終極道德假設，“是一本抱着哲學關切寫給德國經濟學家的書”，不過奠定其學術聲望的是《法律演進過程中的妻子與母親》一書。
在這位學者加妻子的筆下，韋伯是帶給她至深幸福也讓她陷入無性婚姻至深痛苦的生活伴侶，更是民族英雄。不僅是民族的學術英雄（他深陷嚴重神經衰弱病症但依舊產出了必將影響巨大的學術碩果——韋伯夫人瑪麗安妮深信韋伯的思想會在他去世後綻放更亮的光彩，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而且是這個戰敗民族最偉大的政治頭腦。無論如何，韋伯富有政治激情與政治遠見、始終處在學術與政治的高度緊張關係之中，這是所有韋伯研究者的共識。
那麼，“一出生就被拋進了政治”，是什麼意思？在現實政治漩渦中“爲知識誠實和學術客觀性而從事的無休止鬥爭”，又是什麼意思？處在學術與政治高度緊張關係的這位思想家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爲什麼他被稱爲“資產階級的馬克思”——這麼說是因爲他和馬克思有相似之處呢，還是因爲他和馬克思不同？
蒙森主要是從韋伯的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這兩個層面着眼，繪製了一幅細膩生動的韋伯政治肖像，通過蒙森的研究，人們能感受到韋伯在歷史轉折階段思索民族政治命運和人類政治前景的思想強度。但若要進一步問：是什麼塑造了那樣一個“政治的韋伯”——是哪些幸與不幸的生命境遇塑造瞭如此那般露骨地剖析德國現實政治之病理、又如此那般懷揣德性政治願景的社會學家、國民經濟學家韋伯？那隻讀蒙森是不夠的，還要讀克斯勒。
克斯勒先後在慕尼黑大學、漢堡大學、科隆大學和馬堡大學任教，是德國當代社會學家和最重要的韋伯研究者。他寫的《馬克斯· 韋伯的生平、著述及影響》被列入漢譯德國法學名著，在本世紀初就有了中譯本，那本書概要介紹了包括法律社會學在內的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思想與主要類型，是一本導論性的純學術著作。《韋伯傳：思與意志》則以九百多頁的篇幅和十分打動人心的筆觸，走進韋伯的生活與學術生命畫卷，同時也是走進德國那段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大國崛起的歷史畫卷。
與蒙森不同，克斯勒不僅聚焦韋伯的政治思考，而且將韋伯個人的生命歷程、學術追求、政治實踐放在韋伯龐大複雜的政商世家的人際網絡和威廉德國到魏瑪德國衆多政治與社會事件網絡中，去解釋韋伯的家庭背景、階級處境和他的學術生涯何以那麼密切不可分割，去展現韋伯作爲兒子、作爲兄長、作爲丈夫、作爲師長、作爲情人、作爲意見領袖、作爲政治思想家那幽深多維的情感世界。克斯勒指出，“所有那些德國乃至歐洲歷史上的集體精神創傷，不僅在馬克斯·韋伯的生活中，也在他的學術著作中留下了深刻印記。”
這本傳記形式厚重、內容厚重、思想也厚重，敘述脈絡縱橫交錯，概括而言主要有四條：（1）德國曆史上哪些主要的集體性的重大轉折（如革命與戰爭）在韋伯的生活與事業中得到了體現？（2）又有哪些主要的個體性重大轉折（如婚姻與疾病）被記錄在韋伯的生命和著作裡？（3）這些個體性重大轉折與集體性重大轉折之間存在一種怎樣的相互聯繫？（4）韋伯本人又是如何面對命運帶給他的那些個體與集體的創傷呢？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克斯勒雖然是社會學出身，但他還以歷史學家的手法，再現了德國最有代表性的學者的人生命運與學術思考如何被宿命式地嵌入到了德意志大國崛起的歷史變革之中。
以今日中國人的眼光去看，1850年以來德意志大國崛起的歷史其實也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德國同時風起雲涌的歷史。韋伯讀博期間就着手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條件及內在機理，獲得大學任教資格後又同時關注德國乃至全歐範圍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潮，他先知般地預言了社會主義作爲理想願景和作爲歷史實踐之間會存在的巨大鴻溝，這主要體現在他對1905年以降俄國革命的異化與內在危機的洞察。
《學術作爲志業》（也譯爲“科學作爲天職”）《政治作爲志業》德文版封面。
在1911年之後的幾年間韋伯曾藉助當時極爲有限的漢學文獻，比較了儒教、道教與基督教在經濟倫理上的差異，他知道了“中國人無與倫比的勤奮和勞動能力”，欣賞傳統中國的儒家官吏及士人階層的文化價值，亦帶着社會科學的眼光思考——在傳統中國曾有貨幣經濟和巨量的人口增長，但爲什麼非但沒有促進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反而加強了“傳統主義”的力量？理性資本主義而非掠奪性資本主義需要相應的階級基礎與法律框架，這些先決條件爲什麼沒能出現在傳統中國？
這些問題意識至今還熠熠生輝。對中國讀者和學界而言，應接着自問自省的問題是：傳統中國留下了哪些根深蒂固的傳統？這些傳統在大國崛起的當代社會主義中國還存在嗎？它們以什麼形式存在着呢？這些依舊延續下來的傳統是否在深刻影響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倫理與政治倫理？我們應以怎樣的社會科學方法去研究這些問題？毫無疑問，韋伯以德國大國崛起的見證者與反思者身份留下的大量著述包含了可共享的人文科學遺產。
克斯勒坦言，“對馬克斯·韋伯思想歷程的探究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對他的歷史化，即將韋伯的作品納入其歷史語境——這並非否認他的偉大，卻能解除對他作品誠惶誠恐的紀念碑化的麻木。”這是中肯的研究態度，因爲好的思想人物研究就是既要祛除籠罩在作爲人而不是神的思想家頭上那些誇張的光環，又要凸顯出思想家所關注問題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進而激發人們繼續探索思想家的探索。以這個標準看，這部《韋伯傳》是當之無愧的上乘之作。
讀罷全書，筆者最深切的感受是，獨立學者馬克斯·韋伯的“凶神”形象躍然紙上。
獨立，是韋伯與生俱來的一種精神與氣質。獨立於強勢的國家官僚政治，他曾指責“德國學術界的俾斯麥”即普魯士科學部司長阿爾特霍夫對大學教授人選的管制與操控，向深受阿爾特霍夫體制影響的普魯士教育行政和官僚機構發起猛烈抨擊，並終生踐行一項學者倫理原則——學者在任何時候都不得遷就。他獨立於洶涌的主流觀念或輿論意見，一生都在抵制德國大學等機構中的反猶主義偏見和歧視，對因猶太人身份而被德國政學兩界圍攻的學術同行果斷施以援手，對魏瑪時期德國最暢銷的書即斯賓格勒寫的《西方的沒落》，韋伯則直言那是半吊子的歷史哲學空想。
特賴奇克，德國19世紀曆史學家，普魯士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政治學》《普魯士主義的起源》《十九世紀德國史》。
“凶神”，是源自德意志第二帝國曆史學家特賴奇克《德國史》書中的一個比喻，克斯勒借用它表徵韋伯作爲學者作爲公共知識分子易憤怒的性情與愛亮劍的膽魄。“凶神”韋伯是充滿激情的人，面對所有“來犯”的個人和事情他都可能宣佈進入戰鬥狀態，無論這個人是德國皇帝還是政府官員。這種勇敢的、永恆的好鬥精神也存在於韋伯的偉大前輩及同胞馬克思身上，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在《卡爾·馬克思：生平與環境》一書中對此有精彩描述，這麼一看，若要說韋伯與馬克思這兩位被視爲對極的思想家有何相似之處？“強大的凶神”也許是兩者都擁有的一種人格特質。
《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德]沃爾夫岡·J.蒙森著，閻克文譯， 三輝·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1月。
對政治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敏銳
與韋伯夫人瑪麗安妮、歷史學巨擘蒙森和《法蘭克福匯報》編輯于爾根· 考伯等人的研究相比，克斯勒這部《韋伯傳》最突出的看點是，它無比細膩而深刻地闡述了韋伯的家庭背景、階級出身、婚姻生活對他的深遠影響。
影響，不是說韋伯完全徹底地臣服於自己的家庭和階級出身，而是說他的家庭與階級出身反向促成了、激發了一個早慧的、冷峻又熱烈的韋伯。可以這麼說，韋伯一出生就是“資產階級的”，但他的思想範圍與政治態度遠遠超越了他的階級。
書中記錄的一個事實令人過目難忘。“23歲的青年韋伯博士在1887年7月寫給表妹的信中說：我們和一部分底層階級在社會境況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在道德意識上的差距卻微乎其微。這在比例上太不相襯了。從外在生活條件看，我們和他們幾乎相當於任何動物之間的差異，因爲就連一部分動物（比如富人的寵物）都過上了堪稱人道的生活。相比於道德判斷，諸如智力的發展和審美能力的培養等，會更多地受到上述事實的拖累，因爲這個階級的所有單個成員，其道德純潔性與我們所屬階級的所有單個成員的道德純潔性，在比例上並無二致。”上層資產階級青年韋伯心靈深處的普遍道德關懷從這封信中自然流露了出來，同時自然流露的還有韋伯與生俱來的“道德鑑別能力”。
該書前面八章重點闡釋了對韋伯的個性特點、道德人格、思想養成有至關重要意義的家庭背景與家庭生活，克斯勒在大量史料之間穿插旁白式的點評，有的文采飛揚，有的充滿歷史畫面感，有的極具思想深度。
韋伯出生於19世紀德國富有的商業精英世家。父親老韋伯擁有世俗法和教會法雙重法學博士學位，在1860年代就有了豐富的地方從政經歷，是一位開明務實的職業政治家與行政法律專家，在政治上秉持自由保守主義立場，支持建立以議會化和民主化爲長期目標的聯邦制的君主立憲制國家，他和同僚曾盡力依靠德國自由主義的力量去遏制普魯士上議院的影響力，想根據平等和自治的準則去推動普魯士-德意志地區的政治與法律改革。
韋伯父親在老家愛爾福特成功地開啓了通往普魯士下議院議會議員的職業政治家生涯，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德國發生了很多歷史性大事件，俾斯麥出任普魯士首相兼外相就是其中一件。衆所周知，俾斯麥依靠鐵腕手段推進飽含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加劇了君主與議會之間的憲法性衝突。俾斯麥對所謂憲法政治不感興趣，他的目標是通過普魯士這個槓桿去改造德意志地區的內外政治生態。韋伯父親老家愛爾福特自歸屬於普魯士王國以來就是普魯士行政系統的幹部培訓基地，這爲韋伯父親迅速適應俾斯麥上臺後政治形勢的變化提供了一點有利條件，他於1868秋如願出任任期長達12年的柏林市府參事，兩年後這個城市被宣佈爲德意志第二帝國的首都，這位參事和議員也是日後柏林市政府市政建設負責人。這個政治色彩濃郁的家庭見證了第二帝國的開國時刻，通俗地說，韋伯是典型的普魯士官二代。
克斯勒介紹了韋伯父親所在的民族自由黨的政治傾向與政治窘境。民族自由黨隸屬於德國自由主義大本營的右翼，他們嚮往自由貿易與各民族友好的國際主義-世界主義，又無法擺脫普魯士鐵血體制的控制與束縛。這些自由主義力量既從未徹底地反對過封建等級制，也從未堅決地支持共和與民主，包括韋伯父親在內的第二帝國開國一代資產階級自始都在傳統與進步、威權與自由之間搖擺不定，到19世紀80年代，自由主義在普魯士邦和帝國議會的勢力都逐漸衰落了。
現實政治力量的對比塑造了所謂“普魯士的兩面性”或者說具有兩面性的普魯士體制。克斯勒書中提到普魯士王國的兩面性，假如從憲法政治史去理解，就是指德意志第二帝國憲法與法律的兩面性，第二帝國憲法與法律兩面性的實質是指普魯士-德國是法治國（Rechtsstaat）,它有法治的形式，但不是自由民主國家（liberal-democracy），它沒有法治的實質。
在指出德國政-法結構的這一要害後，克斯勒共情地寫到：“另一方面，民主制度的實行有賴於一個成熟的資產階級，而這正是馬克斯·韋伯揮之不去的擔憂，因爲無論在普魯士還是在德意志帝國的其他地方，成熟的資產階級還都不存在。1933年3月21日這一天（這一天希特勒正式上臺）證明他是對的，這是普魯士自暴自棄的一天，也是波茨坦（Potsdam）名譽掃地的一天，而馬克斯·韋伯已經不必經歷這一天。”
韋伯就屬於帶有兩面性的“法治國”即普魯士-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第二代人，屬於受俾斯麥愚弄的民族自由黨市民的後代。這些德國自由資產階級二代出生就有較優越的物質生活，同時也天生有一種憂懼，因爲他們的政治家父輩實際上被排斥在真正的政治權力之外，在父親作爲自由派議員熱情張羅的政治家沙龍裡，韋伯經常聽到的“盡是父輩們對自身很難施加實質性的政治影響力而發出的抱怨，這些資產階級自由派愛國人士雖然協力塑造了德意志帝國的軀殼，卻無法參與帝國的內部建設”。克斯勒認爲俾斯麥一人獨攬大權這個體制事實增加了韋伯這樣會讀書的普魯士官二代的挫敗感。
在父親組織的家庭政治沙龍裡，愛讀書的韋伯已經見識了當時德國一些頂尖的學術人物，包括主流歷史學家特賴奇克和特奧多爾·蒙森（即沃爾夫岡·蒙森的曾祖父），汲取了很多關於崛起中的德意志帝國和前進中的世界各國的歷史知識。父親曾哀嘆俾斯麥尋求消滅周圍所有有才幹的獨立人士，韋伯對俾斯麥的最初判斷就深受父親影響——作爲政治思想家的韋伯曾尖銳地批評俾斯麥敗壞了德國政治的道德根基。
1890年，俾斯麥與威廉二世。
先後在弗萊堡大學及海德堡大學任教的著名哲學家李凱爾特是韋伯的發小，他曾提到“韋伯跟他完全不同的是，在還是小男孩的時候韋伯就已經具備了遠遠超過他們老師的歷史知識。”“日復一日的閱讀引領青年韋伯進入了那些遙遠的陌生世界，他所研讀的都是他那個時代和他那個階層爲提高個人修養而必讀的經典名著。他在討論經典讀物的過程中所顯示出的獨立性和判斷力，體現了他的個性，“這位普魯士年輕人以一種捨我其誰的男子氣概擺脫了人云亦云。”
這樣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促使韋伯對政治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敏銳感覺。1895年31歲的韋伯曾這樣評價他作爲個體在第二帝國曆史序列中所處的位置：“我們尚在搖籃中的時候，歷史便施下最沉重的詛咒，作爲它能夠順手贈與我們這一代人的禮物：讓我們承受在政治上亦步亦趨的困苦命運。我們無法成功祛除這個壓制我們的詛咒：成爲一個政治上偉大時代的遺腹子——除非我們懂得要成爲另外一種人：一個更偉大時代的先驅。”
說這番話時韋伯已經是大學教授了，但他這段話裡所說的“最沉重的詛咒”則要上溯到他的父輩及同胞們經歷的那次重大歷史轉折，也就是1871年1月德意志第二帝國宣告成立。彼時韋伯7歲，他的父親35歲，對韋伯父親而言，第二帝國成立開啓了他人生中最爲成功的時代，此後他積極投身於霸權在握的大普魯士的事業，這是建立在鐵血制度模式上的一種霸業。作爲標準的帝國官二代，韋伯後來的生活與學術事業也因此與一個根本性問題糾纏在了一起，這個問題就是——“作爲個體，他是否應對1871年後德國大國崛起的歷史亦步亦趨（Epigonentum）？”
這個“亦步亦趨”可謂點睛之筆。韋伯後來的人生與學術歷程顯示，對“政治”這種人類事務想得深、看得遠的韋伯很糾結——他不想對第二帝國的體制及現實政治亦步亦趨，因此他有痛苦。概括來講就是，韋伯深知政治實際上就是爲了爭奪權力，但痛恨“只爲權力本身而追逐權力”的“權力政治家”；韋伯有深沉真摯的民族意識，但反對庸俗激進的民族主義。
19世紀的柏林街頭。
韋伯與德意志第二帝國
的反美主義
由於父親多年在普魯士邦下議院和德意志帝國議會擔任民族自由黨議員的政治家背景，由於母親繼承了家族鉅額財產，韋伯不僅一出生就擁有較優渥的物質條件、能接受優質全面的教育，而且從小就處在一種能擴大其視野的世界性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克斯勒書中特別提到了韋伯父親在遙遠的美國和歐洲其他國家都有親朋好友，這些人不時給韋伯家寄來書籍，比如父親老友從美國寄來的《富蘭克林傳》讓韋伯對美國那種社會的世態民情有些許好感與好奇——因爲科學家、政治家富蘭克林可是“最美國的美國人”，韋伯很早就讀到富蘭克林，感知到的是蒸蒸日上的美國精神，在他心目中富蘭克林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象徵。
然而，在20世紀早期的德國，即使是知識淵博的學者也極爲缺少關於美國的第一手敘述，在不少德國人心目中，美國更像是可怕的文化地獄。“那時的德國和歐洲很多地方日益增長着一種反美主義（Antiamerikanismus）”，“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反美主義即威廉二世時代德國的反美主義，總的來說可以被歸爲一種反自由主義的結構。在它背後，隱藏着對以北美洲爲代表的自由主義公民社會的價值觀和原則的根本否定。在威廉二世時期德國社會的許多政治和哲學語境下，反美主義，首先是一種從民族主義定義的、反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及其最重要的工具——種族主義。”克斯勒認爲，在德國出現的反美主義本質上是泛德意志民族主義和反政治自由主義之混合物，這個觀點具有歷史與政治上的雙重深意，精彩地概括了20世紀早期德國社會對美國的普遍看法。
但克斯勒提醒讀者，“對於德國人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此類誤入歧途，韋伯作爲德國知識分子中‘世界主義階級的成員’，在很大程度上是免疫的，因爲他覺得，針對民族多元主義的文化保留和排外性保留，至少在進入新世紀之後已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可以確定的是，韋伯在他的美國之旅開始之前，就已經跟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不再有任何共同之處了。”
1904年8月底韋伯和夫人以及一些德國教授應邀赴美訪問，爲時數月。作爲長期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學者，韋伯訪美期間的行程安排大都與學術研究有關，最重要的兩個關鍵詞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和美國清教的經濟倫理。克斯勒說“旅行者韋伯的社會學眼光對那些動人的自然景觀不太感興趣，和他人的會面更加吸引他”。事實也是韋伯廣泛接觸了美國社會各黨派和社會各階層人士，實地考察了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生產的一線，比如1904年9月16日這一天，來自田園牧歌般的海德堡的韋伯直抵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牲口屠宰場——芝加哥屠宰場，在這個工業殺戮水深火熱的混亂中心，韋伯教授花了50美分讓一個男孩領着他圍着屠宰場走了一圈，在芝加哥他不僅看到了一頭豬離開豬圈被做成香腸裝入罐頭的整個過程，而且在這裡瞭解了美國的槍擊事件與工人階級的內訌，領教了在這裡“民族的混合是瘋狂的”。
韋伯儘管很早就研究資本主義，但這位德國學者卻是在美國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殘酷現實”，在美國的觀光與訪問促使他直觀地體會到，“個人靈魂的無窮價值、對不朽的信仰”，在資本主義經濟生產一線和人口流動很大的商業社會中都變得荒誕不經。韋伯捫心自問，難道這一切就是資本主義和現代性嗎？
克斯勒形象地描述到韋伯向美式資本主義與現代性“投去了驚恐又迷戀的目光”，“這位來自遙遠德國的腦力勞動者和文化傳承者在心潮澎湃地四處張望，也在困惑地尋求幫助，他們希望還能在美國找到令人安慰的與現代性有關的東西。”韋伯找到了嗎？
答案是肯定的。韋伯發現美國資本主義與現代性中既有殘酷無情的一面，也有優雅溫情的一面，後者體現在美國的社區和大學。他造訪了包括芝加哥大學、西北大學在內的多所著名大學，在美國的大學裡感受到了詩情畫意與青春歡樂，還考察了有代表性的清教地區的宗教狀況，比如北託納萬達的德國福音派路德教會，收集了關於美國各教派及其道德教化與態度的一手材料，特別是和經濟實踐有關的材料。韋伯注意到了美國特色資本主義的一個面相：“那就是美國貫徹政教分離原則已有一段時間了。原則的執行是如此嚴格，以至於連一份關於宗教信仰的官方統計都不存在，因爲哪怕只是一句國家要求而詢問公民的宗教信仰都會被認爲是非法的。”這也是托克維爾當年考察美國時說的美國文明一個獨特之處，即它是宗教精神與自由精神這兩種成分的混合物。
然而，與韋伯同行的海德堡哲學家兼神學家特勒爾奇對美國的評價與韋伯完全相反、充滿嚴重對立，一路上兩人都爭論不休。特勒爾奇對美國精神的一切象徵都反感和徹底厭惡，他一到紐約就有了這種情緒。韋伯與之相反，他“既不想把德國文化帶到美國，也不想批判美國文化。他想深情地理解這個新世界，儘可能多地獲取她當前的現實，他基本上覺得一切都很美好，並且好於德國。”
回德國後，特勒爾奇曾這樣描寫他所知道的韋伯對美國的認識：“韋伯已經陷入對這個偉大民族（美利堅民族）的徹底欽佩之中，這個民族自由、勤奮、前途無量；對韋伯來說，任何駁斥這一評價的不同意見，在任何時候都是年輕和不完美的標誌。尤其是紐約和芝加哥這兩個大都市給韋伯留下的印象，在總體上體現了大西洋彼岸的那個世界裡（指代古老的歐洲國家——本文作者注）讓他覺得壓抑的一切事物，特別是威廉社會（指代1871年-1919年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本文作者注）的停滯和僵化，那個社會沒有能力創造強大的個體。”
1907年的芝加哥。
特勒爾奇是最典型的對美國現代性持尖銳批判及蔑視態度的德國知識分子。他和韋伯之間的爭論由此開啓，“在特勒爾奇十年後受1914思想觸動時，他們的爭論將達到高潮。”1914思想是指什麼呢？
它是一個歷史學範疇，特指具有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德國知識分子在一戰初期提出的改革設想，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層面，1914思想旨在維護和詮釋德意志特殊道路，同時否定源自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民主博愛等普世價值。放在本文語境中解釋，韋伯與作爲德國主流意識形態的“1914思想”存在分歧，其實質要點在於：崛起後的德國是否有必要對俾斯麥以降確立的鐵血體制模式進行改革？爲此德國是否需要向美國等國學習？
那如果以最簡化的方式來講，有什麼好東西是美國有、而德國沒有的呢？韋伯早在1904年美國之行時就形成了清晰的個人認知：美國富有個人主義和自由，那正是德國匱乏的。韋伯既看到了個人主義與自由盛行的美國社會冷酷無情的一面，又認爲正是個人主義與自由精神使美國成爲了“人類活力的極佳社會學實驗室”；他否認美國是以文化爲基礎的真實民族共同體，又承認這個自由民主國家的技術優勢。在《厭倦美國》這類反美小說流行的第二帝國，韋伯的觀點即使不被說成異端，也妥妥的是不合時宜的絕對少數意見。
克斯勒說，“韋伯對於他認爲的對立面有天生的興趣，對不同生活方式有天生的靈活態度，韋伯天生具備一種站在自己的邊界點展望其他陌生世界的能力。”這是不是韋伯在今日中國依舊有意義的一個原因，是不是韋伯依舊是我們同時代人的一個原因？
韋伯的兩難：
政治家必須妥協，而學者不得遷就
如前所述，蒙森的《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是關於韋伯作爲政治思想家和政治人物的權威性著作，但蒙森自己承認他在這本書中沒能充分評價韋伯代表德國民主黨（DDP）開展競選活動的程度。克斯勒的《韋伯傳：思與意志》則對這方面着墨更多，該書提到，根據最新出版的韋伯全集，1918年11月的最後幾周到1919年1月，韋伯代表德國民主黨發表了大量政治演講，並簽署許多關於政治事件和政治發展的呼籲書和公開聲明，爲參加1919年1月19日舉行的制憲國民議會選舉做準備。
“這位患有嚴重精神衰弱症的著名學者在政治上同樣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克斯勒認爲，深度地介入德國現實政治是使韋伯內心持續不安的一個核心原因。爲什麼呢？因爲學者和政治家根本就不是一種人，兩種職業的倫理存在根本性衝突，更不要說韋伯天生還是一個好鬥的、凶神式的學者。
所以，雖然1918年12月韋伯公開承認過自己與德國社會民主黨重要成員關係十分親密——無論這些人是多數派還是獨立派的社會主義者，他與他們都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但韋伯還是堅決不加入該黨。唯一原因就是：與面對專制政權相比一樣，他在民主黨派面前也不能放棄表達意見的獨立性，而加入黨派必然會使他作爲學者的獨立性受到影響。經歷了一些事情後，韋伯意識到，儘管他和弟弟都是經過重組後的德國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但在黨的領導層中，他無法在重要問題上推行自己的觀點，而他不是一個願意妥協的人。
韋伯關心的不是德國民主黨一黨之利，而是要來一場針對德國整個官僚體制和政黨制度的政治批判，並對戰後德國未來憲政架構給出詳細建議。因此，1919年1月5日韋伯在《法蘭克福報》發表聲明，表示他本人願意與競選保持距離：“我覺得，繼續公開討論我不被列入候選人名單一事，不符合國民經濟學這門學科的利益。由於我不是職業政治家，所以這對我來說不重要，但願國民議會有的是能夠參與制定一部可用憲法的人物。”從這意義上講，他的確是戰敗後德國最偉大的政治頭腦。
選擇遠離職業政治家生活不意味着韋伯不再關心政治，只不過此後他只想以學者身份繼續關心國家的政治命運，也就是踐行他曾公開說過的“刀劍毀壞的東西，可以用筆墨來修復。”刀劍，似乎可以隱喻德國當時的黨爭；筆墨，則可以隱喻他展望中的德國的新憲法。
《馬克斯·韋伯思想肖像》，[美] 萊因哈特·本迪克斯著， 劉北成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
不過，命運好像總喜歡跟韋伯開與政治有關的玩笑——1919年德國新政權即魏瑪共和國政府邀請韋伯和另外兩位教授、一位將軍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起草協約國在關於德國戰爭罪責問題的照會中所要求的報告，政府這麼做的主要目的是想通過這三位享譽國際的德國教授的威望來提升德國政府報告的合法性。韋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告知務必領受這個任務。
但在一般人看來無上光榮的這次經歷卻讓韋伯感到無比噁心，主要原因可能來自兩方面。一是德國被要求承擔全部戰爭罪責，根據《凡爾賽和約》，德國皇帝及其主要將領必須在協約國法庭受審，這對所有德國人都是巨大的恥辱，韋伯對德國政府的無能感到痛心。二是他發現德國政府實際上根本就沒把三位教授拒不接受德國須對戰爭承擔全責的備忘錄當回事，政府在所有帶有決定性的問題上實際上都沒有提前諮詢他們，但卻要求他們撰寫序言。
對這種帶有欺騙與操控意味的行爲，韋伯備感噁心，他寫信告訴夫人：“我所經歷的事情並不美好，尤以凡爾賽之行爲甚，在凡爾賽，我靠大肆飲酒來自我排解。”克斯勒有一段話說得特別直白，“凡是無成見者都能看出，即使是馬克斯·韋伯這位在政治上極爲清醒的學者，也難免被無情的職業政治無恥地功能化和濫用。”“正是這一段以及類似的從事實際政治的苦澀經歷，塑造了韋伯對政治家與學者之間關係的態度。”
1918年，德國代表約翰內斯·貝爾於鏡廳簽署《凡爾賽條約》。
那麼，這是一種怎樣的態度呢？第一，任何想要從事政治的人特別是打算完全以政治爲業的人，都必須認識到這些倫理上的兩難困境以及在這些困境的壓力之下他本人可能承擔的責任——政治家是與潛伏在一切暴力之中的惡魔簽了契約的人。第二，政治家必須妥協，但學者不得遷就，學者必須保持清明的頭腦，說出真相是學者應恪守的政治倫理。
“凶神”學者韋伯不僅這麼想了，還這麼做了。1919年5月30日在德國國會幾位議員的協調下，韋伯與德國當時頭號人物、軍方實際統帥魯登道夫進行了數小時的會談。韋伯指責魯登道夫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並希望他對自己的政治錯誤主動承擔責任，那就是主動向戰勝國自首，犧牲你作爲政治家個人的榮耀去盡力換回國家的尊嚴和利益。魯登道夫則指責，寫了那麼多主張德國憲制改革文章的學者韋伯要對1918年德國革命後出現的民主政權即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化罪行負責，在魯登道夫這些德國政治家看來，魏瑪體制和韋伯在報紙上連篇累牘鼓吹的民主制纔是削弱德國的根源，言下之意，你韋伯纔是賣國者。
這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經典會談。到底是什麼削弱了崛起後的大國德國呢，到底是魯登道夫代表的民族保守派更愛德國，還是韋伯那樣的民主自由派更愛德國？對此，韋伯夫人瑪麗安妮有段同樣意味深長的記載，她寫到：“兩個男人心中同樣充滿了英雄般的愛國熱情，但他們難以相互理解。”韋伯本人應該清楚，他和魯登道夫們之間怎麼可能相互理解呢？這不僅因爲他們素昧平生，而且也因爲作爲“哲人”，他與“權力”必然存在根本對立。
一戰時德國東線將領埃裡克·魯登道夫，他在魏瑪共和國時代以激進右翼的政治態度而著稱。
從韋伯想到梁啓超先生
在讀完該書的一剎那，筆者猛然間還想到韋伯與中國現代史上一位偉大先賢梁啓超先生（1873年-1929年）是同時代人，而且他們兩位還有不少值得比較研究的地方。兩位哲人都曾深度思考過各自國家從帝制走向民主共和所需的精神條件與制度路徑，兩位哲人都具有跨學科的廣博知識視野和超前的世界歷史眼光，都堪稱各自國家的文明之子。
兩人相差一年先後訪美（梁啓超先生1903年周遊美國寫下《新大陸游記》，韋伯1904年訪美並預言美國未來可能會歐洲化），兩人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有自己的見解，更巧的是，兩人都在1919年到巴黎參與了巴黎和會（梁啓超是以民間身份去觀摩，韋伯則是德國代表團成員）。
巴黎和會後兩人也都繼續思索各自國家的政治與社會重建問題，也是在巴黎和會期間，梁啓超發表《歐遊心影錄》，其中多處分析德國失敗的原因，他認爲德意志第二帝國本質上是一個軍閥專政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不惟別的政治辦不好，連軍事也一定辦不好”，在評論他的好朋友蔣百里將軍寫的《德國戰敗之諸因》一文時，梁啓超說，“讀這篇文章，就可以知道德國這回的失敗實在是德國自身五十年來歷史所構成……老實說一句，軍閥執政的國家，非弄到這種下臺，不能了賬。”梁啓超字裡行間隱含的意思與韋伯內心希望德國經過戰敗換來國家重生的心態，可謂相映成趣。
無論他們在巴黎和會的會場是否有過真正的交集，都不影響我們說中德這兩位大學者在思想上實際存在深刻的交集——這不僅是因爲他們都以學問家的身份、眼光、激情關心政治並深度參與本國現實政治，而且還因爲他們都持有一種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觀，凡此種種，都使得兩位思想家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左衝右突。更重要的是，從他們對科學與民主的種種思考看，兩位思想家雖然斯人已逝，卻都還是我們共同的同時代人。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作者：黎敏（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編輯：朱天元 李永博 西西；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1920年6月14日，在彼時革命風起雲涌的慕尼黑，一場薄暮時分的雷雨降下，最後一波“西班牙流感”收割了馬克斯·韋伯的生命。在臨終譫妄之際，他用一副高深莫測的語氣說道：“真實就是真理。”
這部傳記，是韋伯研究專家克斯勒對傳主求真之路的回溯，從19世紀中葉韋伯家族父輩活躍時期開始，直至他本人生命歷程告終的戰間期，入微的敘述，盤桓於普魯士崛起復又衰頹的歷史當中。馬克斯·韋伯，這位社會學巨擘、普魯士公民和戀母之子，他所經驗的世界，他所遭遇的少年得志、喪父悲痛、精神崩潰、戰爭亢奮等人生跌宕，還有他所周旋的德國文化科學界，一一在書中得以呈現。
克斯勒借用大量往復書信、回憶錄、影像等史料，再現了韋伯強烈的生命意志，同時選取了他所作的諸多重要的學術文本，探討其誕生背景、運思過程以及後世影響，映照出韋伯未以時遷而黯淡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