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年輕要拼搏一番 這是年輕的資本
參加1977年高考的准考證 魯汶大學成績單 在北大上西方哲學史第一課 趙敦華和妻子爬山
九月底的一個下午，復旦大學光華樓報告廳一座難求。慕名而來的老師和學生擠滿教室後方，不時踮起腳尖。今年是德國哲學家康德誕辰300週年，“哲學與時代之思”系列講座迎來重量級嘉賓——哲學家趙敦華。五年前，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的趙敦華曾在復旦深入講學一個學期，《導讀》和《尼采哲學》等課程廣受好評。此次趙老師重回復旦，帶來主題講座。
與共和國同齡的趙敦華教授，他的成長經歷也濃縮了時代的流轉。1968年中學畢業後，他先在皖南石臺縣做插隊知青，後調到合肥探礦機械廠當工人。1977年高考恢復後，趙敦華因故無法被心儀的哲學系錄取，去了阜陽師範學院中文系。1982年，他考取武漢大學西方哲學史出國研究生，前往比利時魯汶大學學習，並以魯汶大學歷史上亞洲人最高答辯分畢業。1988年9月，趙敦華成爲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第一位歸國博士。擔任了九年的北大哲學系主任，還參與了宗教學系、文科綜合試驗班、PPE等項目的創辦。著有《當代英美哲學舉要》《西方哲學通史（古代中世紀部分）》《現代西方哲學新編》《西方哲學簡史》《聖經歷史哲學》《馬克思哲學要義》和《我思故我道——我的思想自傳》等。
兩年前，趙教授從北大退休，但日子並不清閒，除了依然受邀到各處講座，他還想盡可能地把曾經所思、所寫的東西彙編成集：“我想盡量在這個世界留下更多的東西。”他懷念那個年代執着而熱情的大學生，但也看好今天“視野廣、學習能力強、更有寬容心”的年輕人。他鼓勵年輕人去增強自己的適應能力：“每個人適合自己的生活姿態都不一樣，但總的來說，人趁着年輕還是要下決心拼搏一番，這是年輕的資本。”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在做哲學
問：您高考填報的三個志願都是哲學系，您學哲學的志趣是如何確立的？
趙敦華：我初三時，在合肥一中圖書館借到了一本《西方名著提要》，裡面分成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兩個部分，後一部分介紹了從柏拉圖到尼采的幾乎所有西方哲學經典。我後來知道，這本書選自漢默頓主編的美國暢銷書《100本偉大著作》的“提要”部分。在當時的環境裡，這樣的書籍特別珍貴，這本書在我心中就是知識寶庫，續借了好幾次。其中自然科學部分靠着《十萬個爲什麼》的補充，多數看懂了，但是哲學社會科學部分，多數看不懂，又沒人請教，留下大量的疑團，但正是這些疑團激發起我對哲學的無限興趣。那時的生活非常拮据，家裡只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本，馬恩的博學引證和雄辯文風對我特別具有吸引力。後來我又讀了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和《歐洲哲學史簡編》，這些書進一步觸動了我一直蟄伏的對西方哲學的興趣，讓我意猶未盡，所以高考我填的三個志願都是哲學系：第一志願是北大哲學系，然後是安徽大學和安徽勞動大學的哲學專業。
問：您認爲哲學是什麼？
趙敦華：我主張把哲學是什麼的問題變成如何做哲學。我們每個人其實都在做哲學，所有專業的人在做自己分內的工作時都會關心如何做得更好，這裡面便涉及態度問題、方法問題，乃至“三觀”問題，這就已經是在做哲學了。只不過這種做哲學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我們哲學專業的人的工作，是要把自發變爲自覺，自覺地研究人們日用而不知的態度、方法和三觀。
問：您曾提到，精通五種語言才能成爲西方哲學領域裡的一個專家，請問您的語言學習歷程是怎樣的？
趙敦華：我的導師陳友齋提出了研究西方哲學要學五種語言，英、法、德、希臘、拉丁。但我那時是“老三屆”，學語言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中學學的英語早就丟掉了，實際上是在大學纔開始學英語。那個時候口語和聽力教育不發達，我主要學語法和詞彙。我用英語小詞典背詞彙，大概有一萬一二千詞，天天背，詞典都快散架了；學語法就是讀四冊的新概念英語。考上出國研究生後我到廣州外國語學院去培訓，摸底測驗是第一名。但是我的聽力比較弱，到了魯汶大學，第一天上“二十世紀歐陸哲學”，我根本聽不懂。一個叫Steve的美國同學主動把自己整理好的課堂筆記送到我的住處給我抄，我結合自己聽課的印象去抄他的筆記，然後便能知道老師本來講的內容。而且我本來在國內就學過西方哲學史，所以一年以後我慢慢就能聽懂老師的課了，有的時候甚至還能指出Steve筆記裡的錯誤。
我的德語、法語、拉丁語沒時間學了。當時我是公派去魯汶讀博士的，教育部給我們的年限最多六年，而魯汶又要求剛進校的外國學生必須從本科讀起。我必須完成一個本科一年畢業的項目，然後兩年完成碩士，所以我進入博士階段後只有三年時間拿下Ph.D（哲學博士），這在魯汶基本上是沒有先例的。我來不及學其他語言，爲了儘快能夠在三年之內拿下Ph.D，我就寫了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比較研究，因爲我那時英文已經過關了。
現在的年輕人條件很好，學生是完全可以做到學好幾門外語的，我認爲還是儘量看原著，可以從中讀出句子的關係以及語義的微妙區別，有的時候光從中文看，就看不出那個語感。
問：另一方面，您似乎反對完全用外語來思考和寫作，強調中國人研究西方哲學的特殊性，您認爲中國人研究的西方哲學和西方人研究的西方哲學有什麼不一樣？
趙敦華：就像西方的漢學和中國人研究自己的傳統文化也是不一樣的。中國在學習、引進和研究西方哲學的時候，不是不分重點、沒有選擇的一種拿來主義。我們是根據中國社會變革的需要以及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需要，選擇性地消化對我們有用的學說。比如現象學在今天之所以很火熱，是因爲我們在陌生的生活世界中感到一種存在危機，從而可以在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裡找到共鳴。
我們把外國人的思想介紹到中國來，不可能是原原本本的複製。西方哲學家的思想，一般內容非常多，論證非常複雜。中國的研究者要想用非常清楚的語言梳理他們的思想，就要選擇特定的角度、引用最精闢的話、展開他們最有代表性的論述綱要。這種結構、這種選材不是西方哲學家本身就有的，而是建立於研究者長期研究的成果之上。哪怕只是看似有一種語言變化的翻譯，也是有創造性的。一個好的翻譯者不是根據詞彙的字典義生搬硬譯，而是要結合自己對西方哲學思想的理解和對中國語言的理解雙向格義。柏拉圖寫過一篇對話叫“Politeia”，我們翻譯爲“理想國”。“Politeia”是希臘文城邦或治國的意思，沒有理想的含義，柏拉圖甚至把哲學家迫不得已當了王，當作一個悲劇來講。但是中國人在讀對話的時候不知不覺受到中國大同思想的影響，認爲柏拉圖在宣傳一種天下大同的思想。所以這裡看起來好像只是一個翻譯、一個敘述，但實際上都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文化語境包含在其中。我們要能夠主動意識到不知不覺滲透着的漢語思維的立場，自覺地做到中西比較、論從史出。
如果我們能在求同存異中用中國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學，同時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傳統哲學，我想我們中國人的哲學，就能以更開放的姿態出現在世界上。
問：您最喜歡哪個哲學家？
趙敦華：我喜歡柏拉圖勝過亞里士多德。近代的我喜歡洛克，再往後就喜歡康德和黑格爾。人們看我寫過《中世紀哲學1500年》，就把我歸到中世紀哲學家這一行，但我是個雜家，很難把自己歸類。
打破傳統的專業界限是世界教育的發展方向
問：您提出的“大哲學”不僅指哲學內部各二級學科的打通，還強調純哲學和其他學科（尤其是智能科學）的交叉。這種哲學跨學科的轉型在人才培養、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等方面具體應怎樣落實？
趙敦華：美國本科有STEM的教育，STEM就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的合稱。我主張把STEM改成STEAM，中間加個Arts，就是把人文和藝術加進去。我主張的STEAM項目就是本科階段不分文理，高數、物理和人文等基礎課程都去選。在本科階段不分文理地培養後，到研究生階段再進行專業教育，這時人才基礎就不一樣了。你甚至不需要預先引導每個學科該怎麼跨，比如該研究怎樣的問題或該有怎樣的方法論轉型，因爲這時培養出的學生自然會在腦子中發生化合反應。每個人會產生不同感興趣的問題，並各自到具體的專業中以寬廣的學科基礎的視野進行研究。
跨學科研究是當今世界的學術發展趨勢。根據北京大學科研部的一項資料，最新的高科技成果和基本理論的創新成果，幾乎沒有一項是在傳統的一級學科（比如數、理、化、生）的範圍內取得的，都是開展跨學科研究而取得的。自然科學和技術是這樣，哲學和社會科學也是這樣。
打破傳統的專業界限是世界教育的發展方向。牛津大學僅與哲學課程有關的綜合項目就有七個，包括PPE（哲學、政治學、經濟學）、PP（哲學、物理學）和Classics（古典學），由此向政治、學術和文化界輸送經過全面訓練的人才。國內的PPE就是我首先提倡的，雖然後來變質了。PPE變成了EPP，經濟被放到了第一位，學生在具體分流後也大部分選擇了經濟方向，哲學幾乎沒人選。
一定要打破專業化，哲學纔不會走入死衚衕
問：有一種論調叫“文科無用論”，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趙敦華：文科無用論的說法久矣！我認爲問題癥結在於文理分家。哲學的價值在於對時代提出的新問題，做出新的解決方案。現在的很多哲學專業的研究者對新的科技知識和前沿問題不甚了了，硬要以人類文化裁判者和科學技術守夜人的姿態對科技創新指手畫腳，這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這樣的“哲學家”在科學家眼裡和公衆輿論面前就像把風車當魔鬼的堂·吉訶德一樣。
所以，哲學轉型的當務之急是要以科技創新、智能工業革命的新問題爲導向，開拓哲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科學的探索，比如實驗哲學、神經科學與意識具身化、生命醫學倫理、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倫理、邏輯-自然語言-計算機，這些學科的研究都方興未艾。只有不再墨守成規地恪守經驗科學與精神科學、科學與人文的高度分化，哲學纔可能走出危機，文科也不會再面臨無用論的質疑。這也是爲什麼我一直主張在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中要文理結合，本科生課程要按S（科學）T（技術）E（工程）A（arts=人文）和M（數學）設計跨越各個領域的通識教育，研究生再分專業。
問:近年來，哲學似乎正從邊緣走向我們生活關切的中心，各個年齡各個領域的人都開始關心哲學。您如何理解哲學同時處於危機和日漸成爲熱點的局面呢？
趙敦華：哲學的危機非常具體地表現在哲學畢業生就業一年比一年難，也表現在我們的論文和成果都不受社會關注。儘管復旦和北大都在辦企業家班，那些人也很有興趣，想受到一些啓發，但這都不足以使哲學成爲熱點。所以一定要打破專業化，哲學纔不會走入死衚衕。在這方面，我其實很佩服王德峰和傅佩榮。王德峰本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的，傅佩榮是做西方哲學的，他們現在都在做（哲學）普及的工作。我看過他們的視頻，點擊量都很高，很受歡迎，這當然都是要有功底才做得到的。
退休後能夠定下心體悟“向死而生”
問：您如何評價當代年輕人所面臨的環境？年輕人怎樣的生活姿態在您看來是好的生活姿態？
趙敦華：我接觸最多的年輕人，就是我的博士生。這些學生在學校裡都很不錯。怎樣的姿態纔是年輕人好的生活姿態，我覺得每個人的具體情況都不一樣。總的來說，人趁着年輕還是要下決心拼搏一番，去學習本領，去增強自己的適應能力，這是年輕的資本。
問：您覺得您那個時代的學生和現在的學生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趙敦華：我是77級的學生，我們那個年代的學生上進感很強，大家憋着一股勁要彌補失去了十年的寶貴學習時光。我們班上年紀大的同學多，課外不是在教室自習，就是到系裡報刊閱覽室和校本部的資料室裡看書，心無旁騖，勤奮緊張。回到宿舍，聊天很熱烈，主要是交流新書信息，討論讀書體會。這樣相對隔絕的生活環境裡卻是“春風得意任意裁”，我們在知識的處女地上縱橫馳騁。這股勁頭是現在的年輕人缺少的。所以我們這一代的學生比較執着，更關心政治，學習刻苦。但我依然是進步主義者，我認爲一代更比一代強。現在的年輕人條件好，視野廣，見識多，學習能力強，更有寬容心，這也是我們這一代的學生比不上的。
問：您的退休生活是如何計劃和安排的？感受如何？
趙敦華：退休離開講臺，有更多自由時間，能夠定下心體悟“向死而生”。在這有限的時間裡，我想盡量在這個世界留下更多東西，把自己寫過的、想過的東西集輯成集，形成文字和電子信息。另外，我也在這期間對於生命的意義，以及“我是誰，要到哪裡去”的問題有了更充分的體悟。
問：您有沒有什麼遺憾的事？
趙敦華：我沒有什麼想幹但沒幹成的事，我覺得上蒼對我是很眷顧的。從我考上研究生再到後來出國、回北大任教，這都是我之前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問：您平時喜歡吃什麼？做什麼運動？
趙敦華：我沒特別喜歡吃的，對飲食沒有特別的要求，但說起來我對希臘的菜印象挺深刻。2004年雅典奧運會時，我去希臘待了半個月，那邊的飯一頓能吃兩三個小時，希臘炸的食物特別多，可以一邊配着紅酒，一邊聊天。
我不運動，我沒有體育天賦，也沒有藝術天賦。就是中學的時候踢踢足球，打打籃球。還有就是當了七年工人，天天從城西騎自行車到城北上班，那也算運動了。
問：您最喜歡哪個作家？
趙敦華：雨果。我看過他的各種書，但最喜歡的是《悲慘世界》。這本書也是我最早看的，當時還是在工廠裡，大家傳着看完的，是上下冊，看完一冊後要馬上傳着換下一冊。我對雨果的人道主義、冉阿讓內心的糾結記憶猶新。
問：您如果不是哲學家，有可能做什麼？
趙敦華：我差點當了一輩子工人。但恢復高考後我去阜陽師範學院本科學中文系，當時如果我畢業後留校任教，就會去教《西方文論》。如果我畢業後回合肥，可能會當秘書。我當時畢業後當中學老師也沒問題，但我後來考取了哲學的研究生。
採寫/毛羽豐
供圖/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資料圖圖源《我思故我道——我的思想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