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爲世界第一大國，真的可能嗎？
《穿越低增期》專欄
筆記君說：
2024下半年，經濟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無論是消費、外貿出口還是基建投資，都處於緩慢修復中。而伴隨着我們的產業結構轉型，這是我們必然要經歷的“爬坡過坎”，但這也意味着我們會面臨一段相當長的“經濟低增期”。
在這個週期裡，我們會比較難受，很多企業面臨着無效內卷、收入與利潤雙雙降低的局面，甚至一些企業持續虧損，陷入困境。
那麼，我們如何度過這段註定不會短暫的經濟低增期，活下來並實現可持續的利潤增長呢？
以史爲鑑可以知興替，以鄰爲鑑可以知進退。
讓我們把目光看向東方，同樣的經濟週期，我們的鄰國日本也經歷過。
從1990年經濟泡沫破滅開始，日本社會進入了長達三十年的經濟低速增長，這三十年裡，日本經歷了人口老齡化、家庭少子化、農村空心化、製造業外流 、社會階層固化、居民消費意願低迷、企業投資信心不足等問題。
今天這篇文章，日本史資深研究者馬國川老師將帶領我們一起，走進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去看日本政府主導了哪種市場經濟模式，推出了哪些舉措，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教訓。爲我們的企業家和創業者帶來新的啓發和思考。
編者按：本文寫於2022年，近年來日本經濟形勢發展有很大變化，請參考閱讀。
戰後之初，爲了推動經濟復甦，日本選擇了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這種模式雖然在一個時期裡推動了經濟高速增長，甚至創造了“日本奇蹟”，但是也形成了“路徑依賴”，從而成爲未來發展的阻力。雖經多任首相努力改革，但是迄今沒有得到完全解決。
一、“日本公司”：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適時
“日本的人均收入在1990年左右將超過美國，而其國民生產總值大約在2000年就可能趕上美國。”
現在看，這種預言荒唐走板，可是50年前卻受到國際社會重視，還引起許多認真的討論。
預言者是美國未來學家赫爾曼·卡恩，一名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物理學家，憑藉涉及各種題材的作品而贏得國際聲譽。
他在1970年出版《新興的超級大國日本》一書，讚揚日本政府的英明官僚確定發展路線，敬重當權者的工人則辛勤勞作，這種成功組合創造了經濟奇蹟，到2000年日本將成爲世界第一大國。
赫爾曼·卡恩預言，日本是美國的接班人，21世紀將屬於這個東方島國。
1973年，日本人均GDP 只有美國的55％，GDP 最多隻有美國的27％，可是，日本的增長勢頭卻非常迅猛。如果按1963 年到1973 年間的增長速度計算，1985 年日本的真實人均收入將超過美國，到1998 年日本的總產出就會超過美國。
因此包括赫爾曼·卡恩在內的許多國際觀察家確信，日本正在邁向全球經濟霸主的地位。然而就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世界經濟受到衝擊。對於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日本來說，打擊尤爲沉重，1974年首次出現經濟負增長。
在國內外的壓力下，日本政府將從1950年代和1960年代執行的“縱向的”、“選擇性的”產業政策轉向 “橫向的”、“功能性的”產業政策。
與此同時，日本官產學各界也開始反思戰後的發展模式。戰後日本的政治家將經濟增長放在國家最優先的地位，保守主義政黨領袖們個個鼓吹“高速增長”，並把國民生產總值解釋成爲衡量國家一般福利的代用詞。
於是，日本政府制定經濟計劃和經濟遠景，調動資源，以實現趕超，由此形成了“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
面對石油危機，政府以管制石油分配和分銷來應對，私營企業卻奮力壓縮成本和開展創新，既降低了石油消耗量，也提高了生產率。
日本很快從“第一次石油危機”的陰影裡走出來，1975年就實現了正增長。
此後，日本經濟從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階段，進入了5%左右的中速增長新階段。饒是如此，日本在發達國家裡仍然是一枝獨秀，強勁增長勢頭讓觀察家們對日本的未來充滿信心。
因此，在1970年代即將結束的時候，世界又出現了新一波對日本的讚美聲。曾擔任駐日大使多年的外交家賴肖爾稱讚說，日本是“所有重要國家中組織得最好又最有活力的”。
還有美國社會學家傅高義，他在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認爲日本在許多方面都會成爲一個了不起的競爭者，挑戰美國。在他看來，“與任何其他國家相比，日本能夠越來越成功地解決後工業化社會的各種基本問題”。
在1980年前後，圍繞“日本戰後高速增長秘密”，發生了國際性大討論。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有澤廣巳等計劃派學者認爲，主要是當年僞“滿洲國”搞統制經濟的那批人回到日本國內，推動實行計劃經濟和產業政策，日本才取得了高速增長。
現代經濟學派則認爲，因爲日本引入了市場經濟機制，才實現了高速增長。市場經濟是普世的繁榮之道，誰引進市場機制都會實現經濟增長，所以沒有“日本奇蹟”。
文化人類學者認爲，日本高速增長應歸功於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制、主銀行制等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獨特製度。
國際關係學者則提出“搭便車說”，認爲是日本搭了冷戰時期美國的便車，“日美安保條約”使得日本節省國防開支，可以全力以赴發展經濟。同時美國又對日本開放市場、提供技術轉移等，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經濟發展。
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東亞問題專家查默斯·約翰遜教授的觀點。他在1982年出版《通產省與日本奇蹟：產業政策的成長（1925－1975）》一書，認爲通產省創造了日本經濟奇蹟。
因爲在這個部門聚集了具備高級管理才能的公務員隊伍，他們制定的產業政策專業而細緻，以順應市場經濟規律的國家干預經濟方式，引領日本走向成功。這本書影響極大，從此通產省成爲一種舉世矚目的神話，產業政策則被認爲是國家經濟發展的“神器”。
通產省的管轄範圍很廣，除了產業政策，還有貿易政策、通商外匯、工業技術、商業流通、中小企業振興、工業標準、計量、工業設計和情報服務，等等。
它干預企業微觀經濟活動一般分爲直接干預和間接干預，前者通過價格干預、產量干預和准入制管理等辦法直接限制企業的某些決策權限，後者則通過財政、稅收、信貸、情報等手段影響企業的微觀決策。爲了及時與掌握大權的官僚溝通，大公司紛紛把總部設立在通產省附近，通常步行就能夠達到。
許多通商產業省的官員通常在50歲剛出頭時就早早選擇從政府機構退休，接受日本大公司的高層管理職位，這種獨特的“高官下凡”也便於落實通產省的“行政指導”。於是形成了政府與企業密切合作的、被國際社會稱爲“日本公司”的獨特體制。
在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裡，政府官員在市場運行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一位政府官員不無得意地說，這種體制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趕超模式”。
加拿大的一位日裔學者說，日本的官僚“在制定重大社會和經濟政策方面所達到的高服務水準”，使日本得以實現“異乎尋常的成功”。
二、“東亞奇蹟”：另闢蹊徑謀發展
進入1980年，日本經濟的表現依然令世界矚目，因爲這一年日本的汽車年產量首次超過美國，高居世界第一。
1982年日本機牀年產量達到世界第一位，1983年日本機械工業出口(包括汽車、半導體、計算機、原動機等等)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世人驚歎，日本已經成爲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
日本媒體寫道：“在世界經濟中一枝獨秀的不是美國，而是日本。在紡織、鋼鐵、造船、家電、汽車和半導體等製造領域，美國完全輸給了日本。”
在《通產省與日本奇蹟：產業政策的成長（1925－1975）》的影響下，國際上有不少人認爲，這是日本產業政策的成功結果。
但是1984年，著名經濟學家小宮隆太郎主編的《日本的產業政策》一書出版，對日本戰後初期產業政策進行了嚴厲而紮實的批判。
該書收錄了20多位日本資深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他們根據大量事實指出，日本政府制定的這類產業政策，或者被議會否決，或者被企業抵制，或者被法院判爲違法，並沒有得到完全執行。即使得到執行，得到的結果往往也是負面大於正面。
而多數在日本取得高速發展的產業，都是在沒有得到政府保護扶持政策支持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其中許多企業幾乎是從零或者極小的規模起步，在沒有得到產業政策優待的情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起來的。
因此一位作者指出，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得益於市場機制，即使市場機制出現或多或少的缺陷，也應該重視市場機制，“要以民間的活力爲主，同時政府也根據需要進行必要的政策性補充。”
可是，這些反思和批判並沒有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相反，隨着產品出口越來越多，“日本製造”風靡全球，世界各國都爲日本的經濟表現所震驚。
1985年“廣場協議”以後，日元升值，日本資本大量涌入發達國家。特別是在美國，日本人出手闊綽地購買各種商品，從普通商品到奢侈品，從工廠到酒店，從影像公司到世界名畫，紛紛落入日本人囊中。
在洛杉磯，日本人掌握鬧市區一半以上的房地產。在夏威夷，96%的國外投資來自日本。到了1980年代末，在世界十大銀行中，有8個是日本的銀行。美國全國的不動產的10%都成爲日本人所購買。甚至被視爲美國的國家象徵“洛克菲勒中心”，也被三菱公司以14億美元收購。
因此有人驚呼，日本正在“買下整個美國”。與此同時，政府利用大量的公共投資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也將內需刺激起來。
舉國狂熱之際，中曽根康弘不失爲清醒者。這位從1982年起蟬聯三屆首相的政治家認識到，市場自由化是時代潮流。
1985年至1987年間，他大刀闊斧地對日本國有鐵道（鐵路）、日本電信電話公社（電信）、日本專賣公社（菸草專賣等）等三家國營公益性企業進行民營化改革。
特別是國鐵，通過改革不但解決了積累的37.5萬億日元的債務問題，而且掙脫了官僚束縛，服務質量與財務效益均獲得提升，成爲世界鐵路行業發展的典範。通過私有化改革，無論政府還是企業，各自的財務狀況都得到了改善。
只是這些改革經驗並沒有引起東亞其他國家的關注和警醒。戰後，這些擁有相似的屈辱歷史的國家形成了強烈的民族振興富強的力量，追求的目標就是經濟繁榮和國家自豪感。
雖然推動日本經濟發展的主力，並不是政府管制或支持的產業，而是那些自由參與世界市場競爭的企業家們的活力與才能。但是這些國家卻認爲，日本之所以取得遠高於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秘密就在於實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
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地區競相學習這種發展模式，以“雁行方式”相繼跟進。它們在政府的支持下，對石油化工、汽車產業和電子工業進行大規模投資，建立巨型工廠，以製造業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
由於處於經濟起步階段，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威權主義政府和政治體制可以調動資源取得經濟增長，從而突破貧困的陷阱。
尤其是在1980年代，它們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都接近10%，和日本高速增長時期相近，因此和中國香港一起被譽爲“亞洲四小龍”。就連作爲第三梯隊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也有一飛沖天之勢。
從歷史上看，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達爾在1968年撰寫《亞洲的戲劇》的時候，人們還把東亞視爲落入貧困陷阱的地區。在20世紀50-60年代，非洲的人均收入要高於東亞。可是，在1980年代東亞卻遠遠超過非洲，成爲世界矚目的經濟增長高地，因此學界紛紛對其原因進行分析研究。
許多學者認爲，東亞成功的秘密在於政府主導市場經濟的“東亞模式”，它把經濟發展作爲國家目標，能夠快速而大規模的運用各種資源，獲得快速增長，遠勝於自由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
在1980年代中期，正值中國爭論改革目標模式之際。當時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嚮往自由市場經濟的“歐美模式”，而官員們則鍾愛政府主導經濟的“東亞模式”。
各方爭論的結果，中國最終選擇了“東亞模式”。從此，脫胎於計劃經濟模式的中國開始走上了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
就在1980年代即將結束的時候，日本各項經濟指標達到了空前的高水平。
1989年12月29日，日經平均股價達到最高38957.44點，3年前只有13000點。
日本經濟學家小林實憂心忡忡地對中國學者魏加寧說，他擔心日本經濟會出問題。可是這種聲音非常微弱，而相反的聲音卻甚囂塵上。一本名爲《日本可以說“不”》的書受到了許多日本人的追捧，也在國際上引起極大關注。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日本的頂點，也是下落的起點。
三、迷茫：“失去的三十年”
實際上，日本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在1980年代就暴露了其潛在問題。
當時，一家名叫“裡庫路特”的房地產公司向官員們贈送未上市股票，受贈者在上市後獲得暴利。媒體揭露出衆多官員涉案，其中包括前任和現任首相三人，因此引發政壇地震。
在政府主導的經濟體制裡，官員的腐敗是難以避免的，何況日本形成了議員、官僚、企業家組成的所謂“鐵三角”，利益輸送方便。不過由於當時日本經濟表現良好，很少有人反思經濟體制問題。
進入1990年後，隨着股價、地價相繼暴跌，泡沫經濟走向崩潰，政府採取各種措施也難見效，同時政府官員的腐敗不減反增。
1995年大藏省4名高級官員被捕，112名下屬受到行政處罰，因此大藏省被媒體批評“已成爲腐敗溫牀”。這時人們才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日本公司”是否完蛋？人們爲此爭論不休。
在這一時期，由於私人投資乏力，公共工程支撐着經濟，尤其是地方經濟，因此政府並沒有及時從那些本應由市場進行調節的領域退出，反而強化了政府的主導作用。
但是有識之士認識到，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需要調整，減少國家干預才能恢復經濟的競爭力。要求限制政府權力、放鬆國家對經濟管制的呼聲越來越高，人們也呼喚有伊藤博文、吉田茂之風的有遠見和魄力的政治家。
1995年，橋本龍太郎出任首相，他認爲日本經濟的根本問題在於政府主導經濟，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減少國家干預成爲政治日程的中心內容，但是來自既得利益的阻力也很大。
由於自民黨一黨執政數十年，形成了大批既得利益。包括那些曾經被認爲集中了日本最好、最聰明的人才的通產省等國家機關，現在不但缺乏想象力而又傲慢自大，而且思想僵化，只知道維持現狀，維護既得利益。
幾乎同時，國際社會爆發了一場關於“東亞模式”的爭論。
1993年世界銀行發佈研究報告《東亞的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將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等幾個國家和地區譽爲“東亞模式”的奇蹟，這也是“東亞奇蹟”首次正式出現在了政府的官方文件之中。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對於此論頗不以爲然，第二年底他在美國《外交》雜誌發表文章《亞洲奇蹟的神話》，指出日本不是東亞經濟奇蹟的典型，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的體制並不相同。這些東亞國家雖然增速驚人，其實是“一羣紙老虎”，因爲它們的發展很大程度依賴大規模的勞動力和大量資金的投入，而非創新或質量的推動。
東亞並沒有獨創一種新的現代化發展途徑，東亞奇蹟只是暫時的現象，它們最終必將像蘇聯一樣而崩塌。
這個觀點遭到新加坡的李光耀、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等人的憤怒批判。這些東亞的強人政治家認爲，東亞向世界展現了現代化的新型模式，亞洲價值觀比美國理念更有優越性。
他們不認同自由市場和公民自由權利，而是自信地宣稱他們自己的制度更爲優越，他們國家的人民承認強大政府，爲了共同的利益願意限制個人自由。這種新模式最終能超越西方那些越來越混亂的社會。
當時，似乎有越來越多西方知識分子同意這種觀點，例如美國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亞洲大趨勢》裡就宣稱，“東方崛起的最大意義是孕育了世界現代化的新模式。亞洲正以‘亞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現代化。”
就是在這種不利於的國際輿論環境下，橋本龍太郎先後啓動行政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財政結構改革等6大改革。
例如，他“對臃腫的官僚機構實施皮下脂肪切除術”，將22個省廳改編爲1府12省廳，中央銀行獨立出去，取消了企劃廳，這樣就把過去以省廳爲中心轉變爲以內閣爲中心，繞開陳舊而因循的官僚體系，強化了內閣職能。
1997年初，橋本龍太郎在第二次組閣後的施政演說中說：“身處世界一體化的社會背景下，人、物、資金、信息均可自由流通的時代當中，很明顯，現在的體制已經成爲我國發展的障礙，我們必須爭分奪秒地創造出引領世界潮流的新經濟社會體系。”
他認爲經濟規制原則是自由，仿效撒切爾夫人大規模撤銷英國證券業管制的做法，宣佈全面改革日本金融制度，並將這次改革稱爲“日本式大爆炸”。
遺憾的是，就在橋本龍太郎推進結構性改革時，保羅·克魯格曼的預言成真，“亞洲神話”破滅。
1997年7月開始，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席捲亞洲，“亞洲四小龍”首當其衝，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日本等國家也都被波及。
危機使幻想破滅，人們認識到，在市場發育不足的情況下，運用政府的力量協調經濟是有利的，但是一旦發展到一定階段，政府必須及時撤出，“讓政府的歸政府，讓市場的歸市場”。否則，就會形成不利於國家發展的“裙帶資本主義”。
雖然馬哈蒂爾仍然嘴硬，但是李光耀悄然改變了態度，承認在信息化時代最重要的是發揮企業家精神。一些東亞國家從此開始從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過渡，有過渡平穩的，也有挫折重重的。
亞洲金融危機給日本重大打擊，因爲日本金融業本來就存在着各種種種潛在危機。隨着股價下跌、出口衰退、不良債務激增，多家金融機構破產。
有人形容說，“日本人第一次看到了‘妖怪’”，因爲此前都認爲不可能倒閉的日本大型銀行相繼破產。
1998年，日本經濟增長率爲負1.1%，橋本龍太郎黯然辭職，結構性改革停滯。隨着經濟持續惡化，人們對政府指導市場的能力的信任逐漸消失，不再相信政府制定的政策，對未來感到迷茫。
四、改革：前路漫漫夜未明
2001年1月6日，通商產業省改組爲經濟產業省。通產省的神話雖然早就破滅，但是這次改名仍然具有“告別過去”的象徵意義。
3個月後，日本政壇出現了一位有魄力的政治家，他就是小泉純一郎。這位高舉改革旗號上臺的政治家，以特異獨行的執政方式獲得了極高的民意支持，一度出現“小泉旋風”。
小泉曾擔任多個內閣擔任大臣，深知日本的問題所在。在他看來，“不進行結構改革，就無法實現真正的景氣復甦，也無法實現持續增長”，因此主張“資源的流動基本上是通過市場實現的，要清除市場的障礙或抑制增長的因素”，“要創造付出智慧和努力就能夠得到回報的社會，通過這些舉措讓經濟資源迅速流入增長領域”。
小泉改革的理論依據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主張以市場爲經濟主導，政府調控爲輔，建立“小政府”，放鬆對企業的管制，“改革無禁區”。他喊出“自由的市場是根本”、“民間能做的就交給民間，地方能做的就交給地方”等鮮明口號，不斷推進改革。
小泉首相在任的五年時間裡，積極推行民營化、市場化。
例如，他主動推行郵政改革，把銀行、保險分離出來，讓公共性很強的郵政業務和市場性很強的業務各自獨立。
他打破了曾經被稱爲日本經濟成功經驗的經營模式，終身僱傭、年功序列制等逐漸退出日本的經濟舞臺，企業通過精簡人員增加了收益。
隨着外部經濟形勢的好轉，引起新一輪投資熱潮。從2002年1月日本經濟進入景氣期，直到2008年2月，長達73個月，超過了戰後的所有景氣時期。
改革就意味着觸動既得利益。因此，在允許各種利益都充分表達意見的民主國家裡，改革有時會遭遇比威權國家更大的阻力。
新世紀以來日本一些輿論批評貧富差距在擴大，“日本變成了差距分化社會”，指責根源就是“小泉政權推進的自由市場性改革”。
這些爭議席捲整個日本，就連原本一直支持小泉改革的自民黨政治家麻生太郎也說，小泉改革“雖然也有成功的部分，但是由於過度的自由市場主義而使日本產生了貧富差距。對地方和中小企業造成的負面影響應該予以修正”。
2009年8月，民主黨的政治家鳩山由紀夫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聲稱“‘冷戰’後，日本人被稱爲‘全球化’的美國自由市場主義之風擊垮，失去了作爲人的尊嚴。這次的經濟危機（雷曼衝擊）是由以下這種思想導致的——唯有美國式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才具有普遍性，各國都應該按照這個全球化標準來修改傳統和國內相關規定”。這幾乎是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全盤否定。
民主黨獲得政權之後，開始“與近年來過度的自由市場主義徹底訣別”。結果並沒有解決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給日本帶來的問題，黯然下臺，2012年底日本迎來了戰後執政時期最長的安倍晉三政權。
安倍射出 “三支箭”，第一支箭是寬鬆的貨幣政策，第二支箭是大規模的量化寬鬆財政政策，第三支箭就是結構性改革。
在小泉時代，本來已經大大減少公共工程，可是這時要求回到以前那種通過公共事業支援地方經濟的狀態的呼聲很高。安倍的前兩支箭就是爲了給金融市場注入活力，讓企業和消費者振作起來，而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他還干涉日本央行的人事變動，讓央行逐步失去政策的獨立性，因此被批評爲“改革的倒退”。
不過，安倍晉三的第三支箭是將結構性改革作爲施政重點，制定了包括各種戰略協定、放松管制和促進創新等在內的一攬子增長戰略，希望依託結構性改革實現日本經濟的整體性復甦與發展質量的提升。
他推動電力自由化，實行競爭上網，而以前的電力價格全部受到總體管制。
考慮到政治經濟結構的僵化體系、傳統利益集團的阻力，他設立“國家戰略特區”，作爲監管制度改革的工具。這些特區可以自己選擇適用的法律條文，不受某些法律條文的約束，從而將競爭從傳統的工業領域，引入農業、醫療、教育、勞資關係等領域。
安倍改革的目就是通過這些舉措，打破既得利益壁壘，讓市場競爭覆蓋的領域越來越廣，發揮日本經濟的潛在能力，重新煥發農業和大城市應有的活力。
安倍晉三的結構性改革成效顯著。日本宏觀經濟在2011年探底後，幾乎連續8年持續恢復（從2012年12月開始到2019年1月，持續長達74個月），成爲戰後持續時間最長的景氣擴大時期。日經指數不斷攀升，失業率降至歷史最低水平，企業收益大幅改善。
但是，像這樣創紀錄的長期景氣擴大，卻被許多人抱怨 “沒有實感”，因爲個人的實際收入並沒有相應增加。
戰後之初，爲了推動經濟復甦，日本選擇了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這種模式雖然在一個時期裡推動了經濟高速增長，甚至創造了“日本奇蹟”，但是也形成了“路徑依賴”，從而成爲未來發展的阻力。
雖經多任首相努力改革，但是迄今沒有得到完全解決。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教授曾警告說，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盪，就很難退出了。
怎樣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徹底擺脫舊模式，這是日本不能不正視和思考的。
2019年4月，明仁天皇退位，德仁皇太子即位成爲新天皇，改年號爲“令和”。按照官方解釋，“令和”出自《梅花之歌》，意味着寒冷的冬天過去就是春天，希望每個人都像盛開的梅花一樣對未來充滿希望。
令和時代的日本是否會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美麗和諧”（Beautiful Harmony）？
未來會給出答案。
*文章爲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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