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扁奔喪看人權保障
針對前總統陳水扁的岳母去世，在法務部覈准其於頭七奔喪，並不施以戒具，僅有不得接受媒體採訪的要求下，即便有小插曲，但過程仍屬平和，執法機關作法，雖值得肯定，惟如此的對待，恐不應只限於卸任總統，若真基於人道與人權的考量，更應及於所有受刑人。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某些人的憲法基本權保障，並未能與一般人相等同，這包括公務員、軍人、學生與受刑人，凡具有此等身分者，或基於忠誠，或基於教育，或基於懲罰的目的等因素，而須受有比一般平民更多的限制，甚而不得享有訴訟權，此即被稱爲「特別權力關係」，而成爲法治國的陰暗面。在德國，甚至稱此關係所涵蓋的範圍，有如「黑森林」般，難有一絲法治的陽光透入。
惟隨着時代變遷，如此關係已逐漸遭破棄，我國的大法官會議亦相繼針對公務員、學生、軍人的特別權力關係，一一加以破除，惟獨對於受刑人部分，由於其人身自由本就受限制，如何能從特別權力關係中解脫，肯定有所遲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大法官在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中，針對受羈押被告的基本權限制，不僅須符合法治國原則，更不能否定其以訴訟救濟的權利。此號解釋雖針對羈押被告，但其與受刑人所處的地位，雖不能說相同，但就同受機構化處遇來說，實質上仍屬相當，這也代表，若有受刑人提起憲法訴訟，大法官亦應以相同的標準來爲檢視。
去年十月，大法官做出釋字第六九一號解釋，對於受刑人聲請假釋遭行政機關駁回者，承認其有向法院爲訴訟救濟的權利，特別權力關係的最後一道枷鎖，終於被破除。依此而論，受刑人的人身自由雖受拘束，但除此之外，只要不違反戒護的目的，仍必須給予基本的權利保障，即便施予強制手段，也須以侵害最小的方式爲。因此，思考受刑人奔喪的問題，執法機關自應本此原則來爲處理。
據《監獄行刑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受刑人之祖父母、父母、配偶之父母、配偶、子女或兄弟姊妹喪亡時，得準在監獄管理人員戒護下返家探視，並於廿四小時內回監，雖然獄方擁有核準受刑人聲請之權力，但只要沒有任何戒護上的困難，自無不準之理。至於該覈准在哪一天奔喪，法條並無明文，而留由獄方裁量。因此，就扁的奔喪來說，若考量告別式當天，出席者衆，而會造成維安的困難下，確實不宜覈准於此日探親。不過反方面想，在受刑人爲卸任總統，即便覈准爲他日奔喪，難道就不會有媒體或羣衆追逐的情況嗎？所以此問題的重點，恐非在哪一天，而在於警察戒護的妥善性。
其次，由於受刑人仍在服刑，自得有管理人員爲戒護，而據《監獄行刑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只有在受刑人有脫逃、自殺、暴行或其他擾亂秩序行爲之虞時，才得施用戒具。由於使用戒具乃是相當嚴厲的手段，因此，依此條文，只有在不得已情況下，才應使用如此戒護手段。但現行卻將之當成最優先手段，不僅有違法條規定，也違背憲法上的比例原則。尤其是在受刑人奔喪的場合，根本不可能有逃亡或爲暴力等行爲，卻一律施以戒具，這不僅是過度戒護，更是對死者的輕蔑與不尊重。
再來是法務部要求阿扁僅能停留一小時與不接受採訪之部分，就前者而言，因法條僅要求廿四小時內回監，此一小時的要求，實僅有宣示作用，此回由現場執法者取得平衡點，就非硬梆梆的一小時了。至於不接受採訪來說，或可以違反戒護目的爲限制理由，惟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能發表多少言論？而從此次奔喪來看，受刑人仍可以念祭文方式，來表達一定訴求。因此，除非完全禁止其發聲，否則如此限制，也屬多餘。
既然國家對受刑人的特別權力關係，已遭大法官破棄，則對阿扁奔喪不施予戒具等的處遇，其理由應非在於對卸任總統的禮遇，而在於其身爲一個受刑人，所該給予的基本權保障，也因此，其他受刑人也應一體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