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相會有期
4月8日傍晚,天際出現了一道晚霞,我的一名學生在走廊裡向遠處看去。
3月9日,高考誓師大會現場,我們班的學生舉着橫幅和班旗,列隊準備走過主席臺。橫幅上寫着“同是寒窗苦讀,怎願甘拜下風”。
4月22日,晚自習時,學生在教室裡學習。
我讓學生選擇一樣最能代表“高四”生活的物件,這是幾位學生的答案。
3月10日,兩名學生在課間打盹兒。
4月7日,晚自習時,學生們擠在辦公室裡找老師問問題。
6月7日上午,高考考點門口,學生們準備進考場,一名老師身穿紅色旗袍送考。
6月8日晚,高考結束後,班上組織了聯歡晚會,同學們在一起唱歌。
6月8日,同爲支教老師的林聰正在爲每個學生寫寄語。我用這一年拍的照片爲學生編輯了一本攝影小書,在第一頁貼上了給他們拍攝的單人照。
去年大學畢業後,我如同《江城》的作者何偉一樣,選擇了中國的西南,來到和書中涪陵相仿的一座四川縣城,開啓爲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小城坐落在長江邊上,30多公里的一段江水蜿蜒着穿城而過。橙色的泳圈在江面遊弋,人們在江邊開露天KTV、跳廣場舞,或是坐在花花綠綠的塑料椅上,用大啤酒杯插着吸管喝5元一杯的茶。山水之間,矗立着高高低低的新樓盤,最貴的小區已經賣到每平方米1萬多元。
在這所能一眼望到長江的學校,初爲人師,我就接到了一個不算容易的任務:給一個82人的文科“高四”班當英語教師。
在這裡,復讀生只要成績達標就能免學費,高分考生還有一定的補助,每月最高能拿到1400元。不少學生從市裡回到這所縣城中學復讀,以省下高額復讀費。
面對比自己僅小不到5歲的學生,第一次站上講臺的我並不緊張,更多的是興奮。第一堂課後的晚自習,就有一個學生來找我排解心結,她本來成績不錯,因爲想陪喜歡的人復讀,故意沒考好。對一個陌生老師傾訴隱私,我驚訝於學生對我的信任。
我的班級叫“線下”復讀班,大部分是去年高考沒有達到本科線的學生。比起考取名校,他們的復讀目標更加現實。張偉去年高考成績比預期低了60分,他不服氣,選擇再考一年證明自己;陳鵬飛則想今年爭取能夠考上本科。
林夏在班主任的勸導下選擇了復讀。她想,即使今年考上本科仍有困難,以後還可以努力實現“專升本”。劉靜怡去年被哈爾濱一所大專錄取,家裡人認爲她無法適應哈爾濱的氣候,堅持要她再考一次。“應屆的時候覺得高考對我來說沒什麼,沒有認真備考,今年纔開始覺得學習有用。”劉靜怡說。
班上有15名學生來自同一個應屆班級,這種陪伴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心理壓力。和我的高中生活相比,這裡輕鬆多了:不公開考試排名,不會將高考生排除在學校的文體活動之外,女孩子們可以化妝、留長髮,還有人穿着漢服來上課。
我總是試圖將他們拉回緊張中。自習課有人說話時,我不留情面地直接點名;班級學習狀態不好時,我也對他們說過“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在外人看來,我也許是個有些矛盾的老師:紀律管得最嚴格、批評學生最兇,卻花了最多的錢與精力來“討好”學生。我自費購買了許多小貼畫獎勵他們,規則是:每次聽寫全對、改錯本寫得好可以獲得1個貼畫,找我打卡背單詞可以得2個,集齊15個貼畫可以來換一個筆記本,30個貼畫換一杯奶茶。學生鄭瑩在課間悄悄和同學說:“雖然英語老師好凶,但我最喜歡她。”
一開始,學生們的目標大學幾乎都在川內。出於穩定、輕鬆的考慮,絕大多數學生的職業目標是當老師。也有例外,有個學生曾經立志學葡萄牙語,只因在網上看到葡萄牙語能掙錢。但後來聽說阿拉伯語更掙錢,又要學阿拉伯語。
一個從小被寄養在親戚家的女孩問我:老師,您覺得做什麼職業比較好?我建議她試試教師、護理、會計,因爲這些職業可以考證,實實在在的證書拿在手裡,或許更能讓她看得清未來。
作爲老師,我總希望他們能走進更廣闊的世界。我曾跟他們說“上大學是走入大城市最便宜的途徑”,也曾在冷得坐立難安的南方冬天裡,向他們描述在北方的暖氣房裡吃冰棍是何等的幸福。我分享過傳播學中的“數字鴻溝”理論,提醒他們正確使用互聯網;還有怎樣纔是一段好的親密關係――戀愛的目的不是貪圖享樂,而是攜手共進。英國脫歐、“祝融號”火星車,甚至我自己的大學經歷,都能夠激起他們極大的興趣。
這些“宣傳”似乎有效果。英語課代表楊夢正以到北京讀大學爲目標奮鬥着,希望能夠考入外交學院學習英語;劉學知最想去浙江和上海,他的父母都在浙江打工;還有幾個學生嚮往網紅都市重慶。而林夏依舊希望留在四川,“一個人離開家鄉去別的城市,會感到孤獨吧。”她說。
有人早早體會過去與留的滋味。鹿安上高一的時候成績不好,父母便叫他去自家作坊打工。一年半的時間裡,他做過手機殼,學過塑料染色,其間還獨自一人到廣州的打印機工廠上過班。
這條路他很快看到了盡頭。“沒有技能和知識,人是掙不到錢的。”鹿安說,“在流水線上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算上加班,一個月也只有4000元。”打擊還來自一個稍顯稚嫩的對比:他看着身旁的技術工人,因工作量少可以上班玩手機,羨慕不已。數次掙扎過後,他逃離工廠回到高中,一改先前的玩樂態度,成績從高一時的300多分提升到今年高考模擬的540分,如果保持這個成績,他有可能上一本院校。
這一年中,復讀班沒有開過家長會,“叫家長”也很難成爲對付學生的“撒手鐗”。當地老師開玩笑說:“給家長打電話,四個有三個在打麻將,叫也叫不來的。”更現實的情況是,很多家長在外務工,有些人幾年纔回一次家,孩子與祖父母一起生活的“隔代教育”在縣裡相當普遍。張偉的父母常年在廣州打工,他也想以後去廣州生活。復讀這一年,他一直和考入大學的同學保持聯繫,不斷完善自己對大學的理解。
6月7日上午,我的82名學生第二次走進高考考場。最後一門英語考試結束後,淅淅瀝瀝的雨停了,有學生滿面笑容地跑出來,和我大聲彙報:“從來沒有過這麼清楚的英語聽力!”
高考後的聯歡會上,我把這一年拍的照片做成的攝影書,送給了每位學生。學生們也每人寫了一封信,湊成一大本書送給我。最讓我高興的話是:“老師,雖然我現在的成績不好,但是我會在未來繼續學習,上專科後也要專升本,要考研究生。”
長江水晝夜不停地奔涌,從這座小城出發的學生們,也即將奔赴屬於他們的未來。(宋欣然 攝影報道)
(文中受訪對象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