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五年，這個“好人”又回來了
“張北京這個角色，讓葛優演，我覺得順理成章。因爲葛優本身就是挺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他非常樂觀，非常善良。可能會有一些虛榮心這種可以接受的小缺點，但底色還是善良和樂觀。這種人格魅力讓這個角色更成立了，我們挑了一個最北京、最像好人的人，是吧？”
作者 | 尤蕾
編輯 | 鍾毅
從張北京到“維權哥”——一個角色，一座城市以及背後的導演甯浩走過了5年。途中，徐磊開始與他同路，兩人結伴而行。
《爆款好人》是甯浩與青年導演首次以合作方式共同拍攝影片。甯浩覺得，他們創造出了一種璀璨的火花，“這是一部關於小人物以及老百姓身邊的故事，我們一直在捋脈絡，不希望有特別誇張的事發生，而是在老百姓真正的喜怒哀樂之間去尋找人物關係，並尋找戲劇性和小趣味”。
電影被命名爲《爆款好人》，顯然，“爆款”是這個流量時代最受期待的關鍵詞，它往往也是互聯網世界經過層層抽絲剝繭後，要經受的考驗與起伏。
（圖/《爆款好人》）
就像他們要給人們講述的故事：一切都因要在兒子婚禮上“拔份”，張北京莫名其妙地被捲入了一場接一場的戲劇性“事故”之中，順水推舟地成爲了網紅“維權哥”。在流量的助推下，他紅了；在流量的反噬中，他黑了……紅與黑，反反覆覆，只是網絡帶給人們的表象，真相又有誰真正關心呢？身處漩渦中心的張北京能夠選擇的，就是自己堅持做個好人。也許，最好的結局，便是人們將“維權哥”遺忘，曾經網絡世界的諢號只是殼子，而張北京纔是靈魂。
“我覺得作品都是以真動人，其中，最關鍵的是要有一種生活中最真實最有趣最好玩的人存在，就是真實生活中的笑臉吧。”對於網絡、流量、網紅等等，甯浩表示，他們沒有想那麼多，作品能做到又貼近生活又可笑，就好。
在《爆款好人》國慶檔上映前，我們與導演甯浩、徐磊聊了聊他們心目中的張北京和這部久違的京派喜劇電影。
我們挑了一個最北京最像好人的人
《新週刊》：“張北京”是源自2019年《北京你好》的角色，此後在2020年《北京好人》中再次出現，而今爲何還要延續這個老IP？有沒有打造“張北京宇宙”的打算呢？
甯浩：之所以繼續講述張北京的故事，主要是因爲葛優塑造的這個人物特別自然，特別生活，給我一種久違了的京派喜劇的驚喜，就想嘗試把它延續下來，而且這個片子本身也不大，不用那麼較勁。當然，是不是做成系列還得看觀衆，他們喜歡也願意接受就做。
《新週刊》：您心目中那些“久違了的”京派喜劇有哪些？京派喜劇與過去相比，起碼從作品規模上看，似乎有些式微。
甯浩：我喜歡的京派喜劇很多，比如《我愛我家》《海馬歌舞廳》，還有馮小剛導演的那幾部四個字的系列電影。包括王朔的小說，還有老舍的戲劇，它們都有京味喜劇的成分在裡面。其實，京派喜劇挺綜合的。從我自己的感覺當中，相聲也屬於京派文化，雖然它是源於天津。我感覺是京派喜劇是京津這一派的喜劇文化的一個大概念。
（圖/《我愛我家》）
不同時代有各種各樣的流行，比如，曾經春晚流行過陝西話小品，只能說，哪些作品數量多，哪些作品數量少而已。這是文化圈的一個屬性，它在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在變化。
京派喜劇電影還是挺有自己的獨特韻味的，本身代表人物就是葛優，所以這個電影就是在以葛優爲中心的創作理念下去創造的。
《新週刊》：張北京有原型嗎？從短片到長片，對張北京這個人物進行了哪些細化與豐富？
甯浩：首先，我覺得，葛優身上的魅力以及他對人物的理解和創造力是第一位的，這部分肯定最突出。當然，我們也參考了很多生活中的形象。比如，在最初創作的時候，就採訪了編劇他三舅，那是一個開了一輩子出租車的北京司機，也參考了一些其他司機和朋友的形象。
（圖/《我愛我家》）
徐磊：從短片到長片，溫馨幽默的基調一樣，但短片中（人物）攤上的事比較小，長片攤上的事比較大，短片不需要觸及靈魂。
長片中，這個人物（張北京）面臨的困境肯定要更深刻，矛盾也更大。短片中，他碰上的都是別人的事，他去幫別人，這回是主要矛盾落在了他自己身上。他離婚後，兒子一直跟着後爸生活，後爸又挺有錢，張北京就產生了一定的價值焦慮。我們從這個層面來說，對他的個人生活，圍繞着他的親朋好友，都進行了豐富和細化。
《新週刊》：兩位導演如何評價張北京？“好人”是張北京的底色，但他也有弱點，這一人物形象在創作中是如何拿捏的？有網友評價道：甯浩鏡頭下的張北京，經由葛大爺的詮釋，充滿了時代烙印和人情味兒。兩位導演認爲，葛優老師的演繹爲人物帶來了哪些加持？
甯浩：他就是電影裡的形象——光頭，熱心腸，又要點面子。他是個普通的司機，生活並不太成功，但是盡力了，還在尋找自己的生活的滋味，就是這樣的一種北京人。
（圖/《爆款好人》）
沒有葛大爺，就沒有張北京這個人，也沒這個電影。當然，角色和演員之間肯定是互相成全的。就像張北京這個角色，讓葛優演，我覺得順理成章。因爲葛優本身就是挺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他非常樂觀，非常善良，可能會有一些虛榮心這種可以接受的小缺點，但底色還是善良和樂觀。這種人格魅力讓這個角色更成立了，我們挑了一個最北京、最像好人的人，是吧？
在拍攝的過程中，有時候會遇到一些普通市民經過，看我們拍攝，我就發現，他們見到葛優以後的那種態度就是特別親切，好像他們之間挺熟似的。葛優本身具有北京的符號性，還有他體現出來的氣質和親切感，這也從側面說明在大家心裡，大家都不拿葛優當外人，大家都喜歡跟好人打交道。
無論怎樣的人生，
身邊都會有小確幸
《新週刊》：電影中網絡社交媒體、網紅、流量的呈現，當時是如何選定的這一主線？
甯浩：這是一個老北京遇上新時代的故事。一開始我們選取了很多角度，想過新時代之下的無人駕駛、脫口秀等等。最後，我們覺得網絡既代表新時代，同時又滿足了剛纔說的說離觀衆並不遙遠，而且它裡頭似乎還有一點點背後的某些東西我們並不是太知道，還有一點點神秘感。比如，流量倒是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怎麼突然一下這個事就火了？網絡這個事就是又近又遠，既新鮮又親切。
《新週刊》：實際上是用一種看着戲謔的方式去戳破流量時代的一些真相？可以這麼理解嗎？
甯浩：還能看出這層意思啊？我們就覺得好玩，這個戲走到這的時候這麼拍多有意思啊。我們其實沒有更多地琢磨這個事，它背後反映了什麼，只是考慮創作走到這裡應該是什麼樣，這個人會怎麼做，它實際上就是創作上的自然銜接和過渡。
（圖/《爆款好人》）
不過，也不是說觀衆想多了。藝術本來就是這麼回事，搞創作的人寫一個東西，然後看的人就有自己的想法。哪個正確呢？哪個都正確。因爲真正的作品是在觀衆那裡完成的，不是在作者這兒完成。創作者只是去引導、刺激觀衆，讓觀衆進行了發散式的聯想。這就是所有藝術的價值。
《新週刊》：故事的切入點是親爹與後爹的PK，兒子結婚時究竟誰上臺講話，爲什麼選取這樣一個很小很平常的切入點？
徐磊：長篇電影肯定要回到這個人物自己身上。他面臨的困境到底是什麼？這個情節是從最開始第一部短片的那個人物設定裡來的。張北京是一個離異狀態。我們算了一下，那是2008年的故事，到現在他的兒子正好到了要結婚的年齡。我們就在想這個人物的喜怒哀樂，他最在乎的東西是什麼。對他來說，兒子很重要。他的兒子這麼多年跟着別人生活在一起，管別人叫爸，他的心裡是怎麼想的？我們採訪了一些家庭離異的朋友，他們談了自己的感受，其實這個問題挺難處理的。這個孩子也非常爲難，兩個爸爸也經常會做一些令人非常尷尬的事情，從生活裡頭生髮出來，到生活裡頭去，我們就捕捉到這個困境了。
（圖/《爆款好人》）
這個點雖然很小，就是上臺講話這麼個事兒，但它背後對人物的含義我覺得還是很重的。就像之前說的價值焦慮一樣，人家後爸挺有錢，張北京覺得自己處於弱勢，這就是他主要的焦慮吧。
《新週刊》：張北京和小琴不打不相識，因爲與“旱天雷”擊掌、合影產生了後續一系列連鎖反應。爲何讓張北京與小琴在這樣的設定下產生交集？
甯浩：我們給她（小琴）設定了一個身份，一個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在推銷自己香皂的人。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老北京人遇到一個新北京人，但他們都並不是處在社會的風口浪尖上的人，而是最普通的在北京生活的人，在求生存、求生活。
兩個人的見面，我們覺得有點意思。小琴出場時，你以爲是一個很強悍的像一個入侵者一樣的“機器人”，但其實她只不過是一個帶着孩子的母親，是很需要被幫助的這麼一個人物，她就是在奮鬥着的一個普通女性。
（圖/《爆款好人》）
小琴這個角色本身爲什麼有一個機器人的形象呢？因爲我們覺得，她是個挺堅強的女性，自己帶着一個孩子，媽媽可以像一個機器人一樣去去奮鬥。所以我覺得她也挺可愛的。而張北京呢？他一開始就產生了一個誤會，他覺得是不是你是個很強悍的機器人就可以欺負我。我覺得這個反差感挺好，旱天雷和單親媽媽的這個反差感讓我覺得挺巧妙，同時張北京的家庭遇到了小琴的家庭，也印證了他自己的困境，他們都沒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所以他看到小琴在教兒子彈琴的時候，他自己就想到了，孤兒寡母的日子是怎麼過的。這裡頭有一種唏噓吧。當然，其中葛優與劉敏濤的對手戲也有溫暖。無論是什麼樣的人生，我們生活中都是有很多幸福的，我們只要留意觀察身邊，都會發現有很多的小確幸吧。
《新週刊》：電影結尾處，是雷佳音在拍《滿江紅2》的情節，這部分是出於怎樣的考慮？（是向張藝謀導演致敬嗎？）
徐磊：這個情節其實最早還是從戲劇任務來的，到這個故事發展到結尾的時候，張北京的處境還是比較慘的，我們希望能給他一個更溫暖更正向的結局。事實也確實如此，火了之後又黑了，然後過一段時間，一會兒火了一會兒黑了，然後又被人忘了，這也是一個常態嘛。我們這場戲的目的就是想說明互聯網不長記性。
（圖/《爆款好人》）
當時就想怎麼能說明這個問題呢？那肯定是一個很大的場合，很多人，然後大家都不認識他，可能能把這事兒說得更明白。後來就想到之前那兩部短片，每次導演（甯浩）都會說一下他的好朋友藝謀導演，就想了這個情節。
喜劇是我們看待生活的一種方式
《新週刊》：此前，甯浩導演執導了一些“大情節電影”，而這部《爆款好人》是呈現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就連主角張北京也是小人物，您認爲，執導大情節電影與《爆款好人》哪個更難一點？面對普通人細碎的生活場景與細節，在電影中如何取捨？
甯浩：所謂的“大情節”，我猜你的意思是比較激烈的類型感更強的電影是吧？那一類電影其實主要是戲劇性的大開大合，以及情節的強刺激。那就相當於吃麻辣燙、吃火鍋，分量很足。而（《爆款好人》）這類內斂的電影就像做淮揚菜，你得先退回到食材，選出來的食材要很精細地去調它的口味，然後不露聲色地把菜品弄好。我個人覺得兩者都不容易，就像要打好八極拳不容易，打好太極拳也不容易。
（圖/《爆款好人》）
我甚至覺得這種比較內斂的片子會更難一點。因爲要抓到那個小東西當中的曲折和品位。但這種故事也仍然非常精彩，也很有味道。有時候這樣的故事也能留給我們特別深刻的印象。
《新週刊》：請聊聊京派喜劇，它的精髓和核心是什麼？具體到《爆款好人》，是如何通過演員的演繹進行呈現的，尤其是“鐵三角（張北京、奎哥、楊老師）”，以及影片中的語言如何對京派喜劇進行效果加持的（比如，張北京說“我開的不算是機動車，她也不算是地球人……”）？
甯浩：李逵勇和楊老師他們跟張北京，都是在老北京胡同裡生活的人。其實在很多地方也是，在傳統生活當中的人，一個特徵就是身邊有一幫一夥的哥們，幾個人在一塊混着，感情更緊密一點。就是那天徐磊說的，他說（北京）二環裡頭是一種生活，三環以外是另外一種生活，三環以外就是誰也不認識了，都住樓裡了。二環裡頭就是還連在一起，跟哥們朋友在一塊兒。到互聯網上，那就更誰也不認識誰了。
（圖/《爆款好人》）
說這些是想說啥呢？這是一種最傳統的生活狀態，天天在一起，以友情親情爲主的生活狀態。而不是現在網絡上那些想說什麼說什麼，想懟誰就懟誰的生活狀態。我們最終是不是還能堅持做一個好人，也可以說這就變成了我們這個片子的主題。我們想讓大家看到，張北京原本在生活裡就是很重感情的人，在這個時代這是很珍貴的一種情感。你說它遠嗎？它並不遙遠。我覺得在每一個城市，比方說我是我太原人，回到那裡，還是哥幾個天天混一塊兒。
徐磊：我覺得，京派喜劇比較有姿勢。第一，非常重視語言。語言的幽默性，就是你來我往鬥嘴啊茬架，這個比較突出。另外，北京的語言風格，它比較注重比喻那種修辭。所以北京人的文化當中，語言文化是一個很突出的文化。當然我覺得這也是因爲以前住衚衕導致的吧。衚衕的密度很大，大家每天擡頭不見低頭見，必須得拿語言來化解尷尬。但住在樓房裡就都用不着了，我感覺這個功能在逐漸退化。另外還有一個感受，我覺得它是靜態的喜劇，比較注重體面。就是說我即使是調侃也有尺度。比方說我必須不帶髒字兒。因爲它還是皇城文化，自古以來就是首都，有一種官樣文化的背景。它還是要有一種相對體面的優雅，要照顧到所有的場面。
（圖/《爆款好人》）
《新週刊》：如何理解喜劇？喜劇應當是什麼？這個年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喜劇？
甯浩：喜劇不是一種形式，它是各種各樣的。我覺得，就現在這個市場來說，雖說有不同類型的喜劇，好像還是不能滿足觀衆需求。觀衆還是需要生活中有更多歡樂。比如，脫口秀現在依舊非常火，大家還是喜聞樂見的。所以，現在在不同領域以不同形式逐漸豐富着喜劇的內容。我相信，每一種喜劇都有它存在的空間。
徐磊：喜劇是我們看待生活的一種方式，喜劇是有力量的。別管我生活中碰上什麼難事，只要我還能開一個玩笑，那我就還沒有被打敗。其實，在沒拍片子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會成爲一個喜劇片導演，我還以爲自己會成爲一個深沉的導演，結果片子拍出來，是個喜劇。雖然有點意外，但現在我也接受了這個設定。這可能就是我看世界的角度。
校對：遇見；運營：鹿子芮；排版：夏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