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中國地質學界的“三駕馬車”“十八羅漢”

《荒野上的大師：中國考古百年紀》

張 泉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出版

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近代中國文化史上四座高峰，也是學人走出書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本書發掘、重溫以丁文江、翁文灝、袁復禮、楊鍾健、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董作賓、樑思永、夏鼐、樑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爲代表的一代大師的精神、思想與人生，他們以科學方法探索重建中國古史，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認知，一個大發現的時代就此顯露崢嶸。

>>內文選讀：

李希霍芬的“偏見”

紅皮膚的人

咳嗽聲此起彼伏，海浪一般，從深夜直到清晨從未止歇。

丁文江和幾十名礦工躺在一間用土牆圍起來的草蓬裡，整夜都沒閤眼。清晨起來，他發現，滿地都是濃痰。

1914年，他用了大半個春天，深入雲南，探訪中國的錫都——箇舊。白天待在礦洞裡，幾十步開外都能聽見礦工們沉重的喘息聲。他們早被生活的重負壓彎了脊樑，礦石把皮膚染成紅色，短暫的人生看不到絲毫希望。

但這還並非徹底的絕望。幾個月後，丁文江從他們眼中讀出了更加迷惘無助的神情。紅皮膚的人衣衫襤褸，成羣結隊在山路上踟躕而行，不知該何以爲生。他們失業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陷入戰火，雲南的錫礦頓時沒了銷路，許多礦場隨之倒閉。20世紀初的世界，諸多隱秘的角落，就這樣相隔萬里卻彼此關聯。

丁文江

對於山外世界的變化，丁文江幾乎一無所知。他輾轉於雲南、四川和貴州，這場孤獨的旅途長達十個月，如同漁翁誤入桃花源，早不知今夕何夕。

他隨身帶着帳篷、羅盤、經緯儀、空氣高度計和照相機，沿着蜿蜒的金沙江，在荒山中穿行，踏勘地貌，考察礦藏。一路上要忍受酷暑、嚴寒與飢餓，晝夜溫差動輒高達三十攝氏度，有時雨太大，帳篷都被淋透，能在鄉間找塊草垛睡一覺都值得慶幸。但他極爲興奮，不知疲倦地奔走。在箇舊，他着迷於當地人摸索出來的採礦方法，開鑿水渠，用流水衝出礦砂，這讓在英國接受過現代地質學教育的丁文江大開眼界；然而，站在廠房裡，他發現好幾臺從歐洲進口的採礦設備落滿灰塵，竟然沒有人會操作，又令他惋惜不已。

民間智慧與現代技術，就這樣在深山中無聲對峙，而中學與西潮的悄然角力，正是此刻中國社會的縮影。

轎子與帳篷

一路風塵僕僕，除了鼻樑上的眼鏡，已經很難從丁文江身上發現讀書人的影子。當地人尤其難以置信，一個從京城來的官員居然不坐轎子，卻揹着帳篷四處奔波。

轎子，卻是丁文江最痛恨的東西。

“絲綢之路”的命名者、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曾把中國學者稱爲“斯文秀才”——他們留着長指甲，出門離不開轎子，還一定要帶着書童隨時伺候。他認爲，中國很難開展地質調查，因爲“中國的文人性情懶惰，歷來不願意很快行動。在大多數情況下，他既爲自己的貪心而煩惱，又不能把自己從關於禮節和體面的固有成見中解脫出來。按照他的觀點，步行就是降低身份，從事地質行當在人們心中就是“斯文掃地”。他的評價或許存在偏見，卻無疑又揭示出某些真相：千年以降，中國的讀書人始終對體力勞動心存芥蒂，他們寒窗苦讀，就是爲了逃離田野，登上廟堂。於是，像徐霞客那樣不辭辛勞地探勘山水、孜孜記錄的人物，在中國歷史上只是鳳毛麟角，並且從未被主流接納。即便進入民國以後，“賽先生”的名字即將在年輕人中間風靡，依然很少有人願意學習地質學這樣的專業。畢竟，地質考察需要風餐露宿，日曬雨淋，看起來不像個體面的職業；何況，那些冗長的術語、近乎離奇的發現與解釋，聽起來都匪夷所思，與人們熟知的“四書五經”格格不入。

李希霍芬

不過，李希霍芬的刻板印象並不適用於丁文江。

丁文江似乎是個天生的探險家。16歲時，這個極少出遠門的泰州少年不顧家族反對，舉債到日本留學。兩年後，儘管他幾乎不通英語，旅費也捉襟見肘，卻還是說服了兩個朋友，結伴前往歐洲。途經檳榔嶼，他們禮節性地拜訪了康有爲，依靠康有爲贈送的十個金鎊，才終於完成了這場橫跨半個地球的航程。到英國後，依然走投無路，丁文江險些去船塢打工，所幸，一位好心的醫生幫助他留了下來，他才得以在劍橋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獲得動物學和地質學雙學士。經過專業的科學訓練，冒險精神終於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回國後，他滿懷憧憬準備探索崇山與疾流。他戴着眼鏡，捏着雪茄，卻以徐霞客自期。

1913年，在加入礦政司地質科第一天，他就問了一個古怪的問題——北京西郊的齋堂在哪裡？聽說那裡出產煤礦。

沒有人知道，更無人關心。地質科只是龐大的官僚機構下的一個小小科室，幾個同僚對地質知識幾乎一無所知，他們所想的，不過是按部就班地處理公文，上班下班，每月按時領取薪水。

躊躇滿志的年輕人瞬間被拋進現實的旋渦，但他並沒有被官僚系統吞噬，天真地試圖依託地質科做些非比尋常的事。他深知，如果中國不進行地質勘探和科學研究，就只能依賴國外的學者和技術，無從發展，更無力自主；而想要改變現狀，扭轉李希霍芬式的“偏見”，必須從教育入手。

學不孤而聞不寡

丁文江的目標，是用三年造就一批地質人才，他們不僅要“學業優異”，更要“體力強健”。

推進地質教育，其實並非丁文江首創。地質科第一任科長章鴻釗也曾做過詳細的規劃。章鴻釗比丁文江大十歲，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地質學系，他之所以選擇地質學專業，是因爲中國地質人才匱乏，而礦業、工業、農業乃至商業，都與地質學息息相關，因此，他希望通過地質調查與研究，改變國家貧弱的狀況。進入地質科之後，章鴻釗就草擬了《中華地質調查私議》，希望設立地質講習所，培養專門人才，推進地質調查，但他未能如願，隨即轉投了農林部。

所幸，繼任者丁文江行動力出衆，迅速與礦政司司長張軼歐達成一致。張軼歐同樣從海外留學歸來，先入讀日本早稻田大學，後前往比利時，在海南工科大學獲得路礦業碩士學位。他一直珍藏着章鴻釗留下的《中華地質調查私議》，希望能付諸實踐。張軼歐和丁文江一拍即合，商定創辦地質研究所，由26歲的丁文江擔任所長。

1915年地質研究所教室

地質科資金有限，丁文江決定另闢蹊徑。當時國立北京大學設有地質學門，但已經瀕臨終結，學生稀少，而且體格很弱，根本不適合田野工作；但是，北大地質學門擁有專業書籍、儀器和宿舍，這些寶貴的閒置資源正可以幫助地質研究所解燃眉之急。於是，丁文江與北京大學校長何燏時、理科學長夏元瑮商定，各取所長，合作培養學生。1913年夏，他主持了地質研究所的入學考試，選拔了30名學生。9月4日，工商部成立地質調查所和地質研究所，丁文江兼任兩所所長。

“出走”的章鴻釗很欽佩年輕的丁文江，在丁文江的勸說下，欣然應允來到地質研究所，與丁文江一起指點這些年輕人。科學專業進入中國之初，面臨重重阻力，前瞻精神與行動力都彌足珍貴，更難得的是，丁文江兼具了這兩種特質。章鴻釗後來這樣感嘆：“丁先生是偏於實行的。往往鴻釗想到的還沒有做到，丁先生便把這件事輕輕的做起了。這不單是鴻釗要感激他，在初辦地質事業的時候，這樣勇於任事的人，實在是少不得的。”

丁文江竭力想爲學生們尋找更多優秀的老師，他還打算邀請任教於北京大學地質學門的德國教授梭爾格（Friedrich Solgar），儘管有些人認爲這實在不是個明智的選擇。他們覺得梭爾格非常傲慢，脾氣很壞。不過，丁文江與梭爾格交談了幾次，又結伴外出考察，通過這些接觸，他確信梭爾格很專業，而且可以合作。

他也並不一味地迷信外國專家。北大還有一個德國教授，帶着一份井陘煤礦的地質圖到地質研究所應聘，宣稱是自己畫的。不過，丁文江一眼就看出，他大概是把李希霍芬早年繪製的一張舊圖放大了來冒充，於是斷然拒絕了這個德國人。

又過了一年，丁文江終於等來第三個精通地質學的中國人，從比利時魯汶大學留學歸來的翁文灝，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主要研究地質、岩石和古生物。經章鴻釗引薦，丁文江與翁文灝一見如故，後者放棄了煤礦公司的聘書，加入地質研究所。“一戰”爆發後，梭爾格應徵入伍（後在青島被俘），所幸，翁文灝的到來幫地質研究所緩解了教學壓力，因此，章鴻釗把他譽爲“本所最有功之教員”。

自此，丁文江、章鴻釗與翁文灝三駕馬車並駕齊驅，爲中國地質學界奠定了基礎。

中國地質科學創始人，左起：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

在北洋政府臃腫的官僚系統中，丁文江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許多政府部門花費重金招募外國專家，可是，由於行政官員不學無術，根本不知道該怎樣讓這些外國專家發揮作用。農商部高薪聘請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就是其中之一。

安特生是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niversity of Uppsala）地質學教授兼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還曾擔任世界地質學大會秘書長。他能被北洋政府任命爲礦政顧問，不僅因爲他的學術成就，更因爲他的祖國屬於“少數幾個對中國沒有野心的西方國家”之一。他也不負衆望，接受聘書不久，就在河北宣化的龍關山和煙筒山等地發現了儲量驚人的鐵礦，因此受到時任大總統袁世凱接見，後來又被黎元洪授予“三等嘉禾章”。然而，勘察鐵礦的過程中，他卻對埋藏在大地深處的各種古生物化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當丁文江發出邀約，安特生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兩人皆擁有廣博的視野，對田野考察滿懷熱忱，彼此惺惺相惜。

幾年過去，丁文江終於不再孤獨，終於可以欣慰地感嘆：“一所之中，有可爲吾師者，有可爲吾友者，有可爲吾弟子者，學不孤而聞不寡矣。”

“十八羅漢”

學術領袖的視野，往往決定着一家研究機構乃至一個領域的格局與命運。

丁文江等人爲地質研究所設置的課程，不僅僅侷限於地質學、地理學、岩石學和礦物學，還涉及動物學、古生物學、冶金學、機械學、測量學，甚至照相術，他們試圖全面提升學生的綜合素養，並着重培養實踐能力。

翁文灝

強化田野考察是他們的共識。地質研究所規定，教師必須半年從事教學，半年外出考察，這樣才能教學相長。丁文江堅持，“登山必到峰頂，調查不要代步”。翁文灝則強調，中國地質學界如果想要迎頭趕上，“惟有擔斧入山，劈荊棘斬榛莽”。丁文江、章鴻釗和翁文灝分頭帶領學生外出進行地質考察或測量實踐，指導他們撰寫考察報告，短則三四天，長則十餘天，足跡從京郊蔓延到河北、山東一帶。他們的背囊裡一直攜帶着鐵錐、指南針、傾斜儀、放大鏡和小刀。氣壓計和望遠鏡也是必備的儀器，前者用來測定高度，後者用來觀察環境。丁文江對學生還有更嚴格的要求，不僅要善於觀察，認真採集標本，更要勤於記錄，通過步速或步數來估算距離，每晚必須整理筆記，繪製地質圖。如果學生爬山時趕不上他的腳步，他就會大聲唱歌或者朗誦詩詞來鼓舞他們。他希望大家在考察過程中學到的不只是技能，更是相互協調合作的精神。在他們的引導下，儘管這些學生只學了三年地質學，卻都積累了豐富的田野經驗。

這些年輕人依然用毛筆書寫調查報告，謄抄在箋紙上，但在豎排的工整小楷中間不時會跳出英文術語和人名。他們還在調查報告裡繪製了圖片，小到標本，大到地貌，都如實地予以還原與分析。謝家榮和趙志新把各自採集的礦產標本放到顯微鏡下，再把觀察到的形態描繪在紙上，並塗上顏色；趙志新甚至標註了石英、長石、綠泥石、磁鐵礦和皓石在綠泥片麻岩中所處的位置；周贊衡手繪了杭州附近的地質剖面圖；而李學清則用三維立體的形態繪製了山脈褶皺的方向圖……儘管老師的評語和批註頗爲嚴格，但他們對這些年輕人的成長顯然很滿意。

1916年，地質研究所教員和卒業生合影，前排爲翁、章、丁三人

1916年，地質研究所有18人成績合格，獲得畢業證書——他們被戲稱爲中國地質學界的“十八羅漢”，地質研究所因此被視爲“中國科學上第一次光彩”，卻也就此完成了使命。此後，丁文江、章鴻釗、翁文灝的工作重心都轉向了地質調查與研究，而以謝家榮、王竹泉、葉良輔、李學清等人爲代表的“十八羅漢”也被悉數網羅進地質調查所，多年後，他們將成爲中國地質界的中堅力量，主持着中國最重要的地質學機構，包括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的地質系。

丁文江興奮地宣佈：“我已經有了一班人能登山涉水，不怕吃苦。”作爲中國地質界劇變的見證者，安特生也間接澄清了李希霍芬40年前的質疑：

一般的中國上流社會人士都不喜歡勞動，著者以曾和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士一同旅行的資格，敢在這證明，地質研究所的畢業生出門已完全不用轎子，而且十分明瞭野外地質學家的唯一行動工具只是兩條結實的腿。

1919年丁文江、梁啓超等人考察歐洲

地質研究所停辦後，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卻重新開張。1917年，蔡元培主持北大，成爲中國教育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陳獨秀被任命爲文科學長，一大批明星學者、作家迭現，新舊思想激烈交鋒，後人遂感慨於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主張，稱讚他對“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但事實上，獲益的當然不只是人文學科，不只是環繞着《新青年》與《新潮》雜誌的那一批文學闖將。

幾年後，丁文江突然給蔡元培帶來一張滿是零分的成績單。他原本期待着能從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發現新的人才，於是給這批畢業生舉行了一次考試，卻失望地發現，許多學生甚至無法準確地鑑別出岩石的種類。他正告蔡元培，地質教育亟待改革。蔡元培立刻虛心地向丁文江請教，丁文江則向他舉薦了兩位人才。

一年前，丁文江曾陪同梁啓超訪問歐洲，順路拜訪了多位地質學家，一面向歐洲和美國的學術界介紹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工作，一面爲中國地質學界招攬了兩位傑出的學者，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研究採礦和地質學、獲得自然科學碩士學位的李四光，以及美國著名古生物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葛利普，都將接受北大地質學系的聘書。

丁文江對李四光尤爲關心。他擔心李四光回國後生活清寒，先安排他到農商部礦政司第四科工作了一段時間，以便在北大開學前能領取薪水養家餬口，後來又幫他謀求了北京圖書館副館長的兼職。這是丁文江的待人之道，一直無比熱誠，無微不至。

中國地質博物館中的一幅拼接照片，左起：高振西、李四光、丁文江、章鴻釗、翁文灝、安特生、裴文中

隨着葛利普和李四光的到來，北大地質學終於夯實了基礎，從此脫胎換骨。四年後，丁文江已經敢於宣稱，北大的地質學教育和西方大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在田野考察方面，甚至超越了除美國以外的絕大多數西方研究機構。畢十年之功，他終於可以自信地迴應李希霍芬的“偏見”。

（本文摘選自書中《地質調查所：書生擔斧入山》）

作者：張泉

編輯：周怡倩

責任編輯：朱自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