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最信的人下最陰的套: 美歐一場70年的暗鬥讓人恍然大悟
✪ Thierry POUCH, Marine RAFFRAY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 慧諾 (編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 迦然 (審校)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近些年一系列突發性國際事件，深刻改變了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也改變了國家和個人對資源、貿易、產業等問題的傳統認知。衝突和危機之下，習以爲常的領域往往會變成至關重要的領域，例如農業領域。本文以二戰以來美歐長達70年的農業貿易之爭爲例，爲我們呈現出關鍵資源和關鍵產業背後的政治之變。
文章指出，農業貿易是美歐之爭的關鍵戰略領域，雙方始終處於合作與衝突的搖擺之中。二戰後初期，美國主導美歐農產品貿易，此後，歐洲逐漸形成一個共同市場，推動“共同農業政策”，意在降低對美依賴。隨着歐盟超越美國，成爲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和食品出口方，美國不甘心失去優勢地位，轉而對歐洲發難。1980年代，美歐雙方就補貼問題，在關貿協定（GATT）機制中展開激烈競爭。進入新世紀以來，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TIPP）等新談判又引發新爭端。
作者認爲，美國不會放棄優勢地位，而且要從歐洲得利，而歐洲努力成爲全球農業生產和出口的領導者，雙方競爭不可避免。但如果二者面臨共同的外部挑戰，又會達成暫時的妥協。從歷史經驗看，當美國與第三方大國發生爭端時，美歐農業貿易衝突就會減輕；當歐洲農業的發展危及美國農產品的市場份額時，緊張局勢便會升級，而美歐在其他領域的貿易衝突（如波音空客之爭），也會讓歐洲農業承受打擊。
作者還指出，時下美歐正面臨共同的外部壓力，二者在農業主權問題上雖有分歧，但會加強一定程度的合作——儘管這種合作，包含着美國綁定歐洲、遏制歐洲從而維護自身農業利益的意圖。至於這種合作能維持多久，還面臨不確定性。
本文爲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關鍵產業與關鍵資源之變”之五，編譯自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的《1945年以來的跨大西洋農業貿易：搖擺於合作與衝突之間》（Entre soutien et conflits, les échanges agricoles transatlantiques depuis 1945），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1945年以來的跨大西洋農業貿易：
搖擺於合作與衝突之間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與歐盟之間的經濟、貿易和貨幣關係經歷多次緊張時期，其中多有互不信任的成分，反映出兩個經濟體所捍衛的不同利益。貨幣領域是這種相互猜疑的歷史先例之一：1944年佈雷頓森林協議建立黃金兌換標準體系後，美元在國際貨幣領域的主導地位很快受到挑戰，法國的戴高樂將其視爲美國擁有的“超越性權力”。幾十年後，歐盟考慮創建一個共同貨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爲了對抗美元的主導地位。
在農業這個戰略領域，美歐之間的競爭也從未停止。農業的戰略地位，源於其在出口體系中所佔的份額，還因爲它代表着在全球食品體系中的影響力。從歷史角度來看，美國和歐盟在農業生產和貿易領域一直是重要的競爭者，其問題不僅限於關稅壁壘和對農民的支持，而且延伸拓展到食品的生產標準。
在經歷1950年到1980年的相對平靜期後，美國和歐盟之間的農業貿易關係在1984年的“烏拉圭回合”（The Uruguay Round）啓動時，又出現公開的衝突。在該回閤中，美國要求全面扭轉對農業的保護主義貿易問題。此後，1994年簽署的《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馬拉喀什協議》（簡稱“馬拉喀什協議”，Marrakesh Agreemen），標誌着一個新的貿易和解過程的開始。但美國自始至終都想遏制歐盟在農產品市場上的擴張雄心。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貿易關係再次緊張，並且不是發生在世貿組織的多邊框架內，而是在美歐雙方之間展開，代表案例就是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IPP）。
最近，美歐再次希望重啓關於農業貿易的對話，並於2021年11月宣佈成立一個農產品平臺。然而，由於俄烏衝突，這一計劃很快被擱置：俄烏衝突造成的糧食危機，帶來新的變數。其正在重塑全球農產品和食品交易，而美國和歐盟都在重新審視各自的立場，試圖從這一難得的機會中獲得最大化利益。
▍戰後時代：一段虛假的平靜時光
到1950年代末，歐洲共同市場還沒有建立起來，當時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農產品和食品貿易僅限於雙邊範圍。以法國爲例，當時大部分的農產品和食品供應都來自美國，與當時被稱爲法國海外領地的貿易，共同佔據主導地位。
1957年羅馬條約簽署後，歐洲共同市場出現，歐洲人試圖建立“共同農業政策”（Politique agricole commune，PAC）。雖然仍是“雙邊”關係，但農業貿易關係的對象，顯然多了“歐洲”這一邊。“共同農業政策”的形成，無疑是這兩大經濟實體關係中的一個轉折點，因爲它們將不斷地在合作和競爭之間徘徊，甚至爆發衝突。
（一）1950年代：歐洲發起“共同農業政策”，實現從依賴到自立
1950年代末的歐洲，在農產品和食品供應方面非常依賴外部。此後，歐洲制定一系列目標，試圖通過引入技術和農業進步來提高該領域的生產率，穩定市場並朝着自給自足的方向發展。共同市場的創始條約第39條，就顯露了這一目標。歐洲想把技術作爲推動農業現代化的槓桿，而各國普遍認爲當時歐洲遠遠落後於美國。當時逐漸形成的“共同市場組織”（Organisations communes de marchés，OCM），尤其是通過邊境的可變關稅徵收來實施的共同政策，引發歐洲與華盛頓的第一次貿易衝突。華盛頓認爲，以上做法，對它向財政赤字最嚴重的歐洲成員國（首先是德國和意大利）的出口穀物，構成了威脅。
與此同時，歐洲的關稅同盟建設，推動羅馬條約簽署國參與關於“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的談判，根據其中的第24-6條，建立共同關稅率意味着對第三國進行關稅減讓。然而，美國認爲“可變關稅”的原則，是一種隱蔽的貿易保護主義。不過，爲了避免引發貿易敵意，當時的美國還算謹慎行事。事實上，他們自1933年以來制定實施的農業政策，也不符合GATT的規定。
在狄龍回合（Dillon Round，GATT的第四輪談判）的框架內，美國成功了，它迫使歐洲開放其油料產品市場，特別是對大豆籽和豆粕徵收零關稅。
從1920年代引入大豆種植並形成一種大豆複合體後，美國已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國，隨後在全球農業領域取得強大地位。對美國來說，關鍵問題，是使歐洲在植物蛋白質方面產生依賴性，特別是用於動物飼料。隨着歐洲農業革新的興起，農民們從事穀物養殖，購買飼料，傳播基於玉米青貯和奶牛飼養的氮補充劑系統，這些都需要增加油蛋白的進口。
正是這種對美國大豆的高度依賴，促使歐洲農業開始關注自主性，甚至引發與美國的貿易緊張關係。從那時起，歐盟一直關注這個問題，直至上世紀90年代的“共同農業政策”改革，在2020年疫情和2022年2月俄烏衝突期間，則更加關注。
狄龍回合之後，從1964年持續到1967年的肯尼迪回合（GATT的第五輪談判），主要聚焦“非關稅壁壘問題”，這實際上是美國對歐洲共同體六個成員國建立共同外部關稅制度的迴應，該制度在農業方面採取了邊境徵收稅收的形式。當時，英國啓動加入歐洲共同體的進程，“共同農業政策”再次受到美國批評的抨擊。美國政府建議與歐洲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其目的是減輕六個成員國建立的共同外部關稅制度的影響。
多年後，這種策略，又出現在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等計劃中。但這一策略不太成功，因爲歐洲不願意調整甚至放棄其保護措施，特別是法國堅決抵制，甚至在一段時間內退出了共同體機構。
（二）1980年代：衝擊加劇後，美歐進入相持階段
儘管美國和歐盟勉強能在農業問題上達成一些妥協，但都很有限。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全球化進程加快，雙方的緊張局勢加劇了。歐盟迎來了三個新成員國的加入：丹麥、愛爾蘭和英國。英國是農產品和食品的大規模進口國，特別關心削減分配給“共同市場政策”的共同預算，但歐盟無法改革這一政策或減少農業過剩。剩餘農產品的出口，使歐盟逐漸成爲一個大型農產品“出口國”。
歐盟實現了自給自足的農產品供應，這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價格保證和共同偏好原則。歐盟成爲一家大型農產品出口實體，深刻改變了農產品和食品貿易的流向，對美國造成不利影響。美國對歐盟的出口，在20世紀80年代的烏拉圭回合中受到威脅，特別在穀物產品出口方面有所下降。不僅如此，歐盟在第三國市場上也具備與美國競爭的能力，這引發了新一輪的進攻性反應。
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市場份額不斷下滑，不僅是因爲歐盟的崛起，還因爲美元匯率的影響。當時，美元匯率上升，受到外匯市場投資者的熱捧。因爲美聯儲提供了高利率，這就增加了美國農產品和食品的出口成本，使得美國的農產品和食品出口降至接近歐盟的水平。於是，美國逐漸失去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全球出口領導地位，而歐盟成爲全球最大的出口國。這迫使華盛頓採取一系列補救措施，例如在1985年建立加大出口計劃，爲出口提供財政支持。結果是，雙方的農業貿易變成一場補貼之爭。
圖1：主要食品出口國佔全球出口的百分比（1980-2019 年）
上述貿易爭端，最終在1994年的馬拉喀什協議中結束。在GATT的領導下，雙方進行了長達八年的多邊談判，這也是在GATT歷史上首次全面討論農業問題。這一談判，從一開始就是以美國進攻爲基礎，美國談判代表直接提出“零選項”，目標是到2000年完全消除所有支農措施，要求歐盟減少甚至取消農業補貼，無論是外部還是內部。歐盟則採取防禦性立場。美國其實是想扭轉歐盟在農業方面取得的成功，以恢復自己在全球市場上的領導地位，同時保留早前獲得的有關大豆和牲畜飼料的優惠，使這些商品可通過零稅率或低稅率進入歐盟。
最終，在GATT的談判中，歐盟接受了美國的要求。雙方達成一項協議，規定歐洲在六年內減少內部支持和出口補貼，對來自第三國的產品開放歐洲內部市場——尤其是來自美國的產品。而後，2001年11月啓動的多哈回合，開啓了一個新階段，把發展中國家納入國際農業分工。這種整合之下，歐盟對美國的壓力有所減輕。但對歐農產品和食品方面的貿易逆差，重新激發美國建立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野心，特別是在多邊主義瓦解的背景下，推動歐盟通過自由貿易協定採取雙邊主義道路。
圖2：歐盟與美國的農業食品貿易
▍進入新世紀：跨大西洋貿投關係的隱喻
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又稱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協定（Transatlantic Free Trade Agreement，TAFTA），是美國和歐盟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計劃，它標誌着多邊主義和世貿組織的失敗。這反映了美國希望通過雙邊協定，向其貿易伙伴傳播其管理貿易規則的構想。
歐盟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協定談判始於2013年。當時，兩個經濟體仍處於2008年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影響之中。談判的第一個重點，是降低關稅和開放企業進入政府採購市場。第二個焦點，涉及“監管合作”，即消除對貿易的技術壁壘以及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第三個重點，是商業規則。由於歐盟內部關於談判不透明性的批評不斷升級，歐洲委員會最終在2015年公開了歐盟提出的一部分文本。
兩個問題引發歐盟成員國和社會各界的反對。其中之一，是“地理標誌”（geographical indication，GI）問題，尤其棘手。根據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la Convention d’Union de Paris）和世貿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的規定，簽署國應保護地理標誌，以防止誤導消費者、防止不正當競爭。這爲葡萄酒和烈酒提供了額外保護。
然而，地理標誌保護在大西洋兩岸存在顯著差異。從歐洲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經濟問題，因爲2017年以地理標誌註冊的產品出口總額達到321億歐元，這也是爲什麼，歐盟在多邊層面上極力推動保護地理標誌，包括建立一個國際的地理標誌註冊表和將TRIPS中的額外保護擴展到所有產品。而美國則通過註冊商標來保護地理標誌，並認爲某些地理標誌是通用名稱。歐洲委員會在2016年表示：“目前在美國生效的體制以及實際操作方式，允許在美國銷售歐洲地區的原產地名稱產品，而這些產品並未在該地區生產。這會誤導美國消費者。這意味着歐洲生產者會受到損害。”
第二個爭議點，是建立“投資者與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簡稱“爭端解決機制”）的計劃。該機制允許外國投資者在認爲受到所在國歧視的情況下，將該國告上跨國仲裁機構庭。爭端解決機制並不侷限於TTIP。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爭端解決機制隨着雙邊投資協定的簽署而出現。在歐盟內部，一些東歐和西歐成員國在加入歐盟之前就已簽署關於投資的雙邊協定，其中包括爭端解決機制。2014年的一項研究顯示，自1994年以來，歐盟成員國已被引入仲裁庭127次，支付了300億歐元的賠償。
此時，美國正同步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TP）。根據美國政府的說法，若兩個協議都能達成，美國將成爲“一個整合區域的中心，該區域佔全球經濟的近三分之二，美國貨物貿易的近65%”。這一願景背後，其實是華盛頓試圖追趕歐盟——當時歐盟已經和大約一百個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而美國僅有約二十個。而且華盛頓可能認爲，這兩項貿易協定能構建起強大的貿易集團，以遏制東方大國的崛起。
TTIP的規模巨大，根據歐洲委員會的說法，該協議涵蓋全球4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商品和服務的國際貿易。因此，該協議達成後，還可能對未簽署的國家產生影響：這將爲貿易關係設立一個新的標準，不需要通過世貿組織的程序——需要165個會員國的一致同意。這可能正是美國和歐盟試圖藉此遏制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競爭手段。
然而，這種做法已經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中國自2011年以來，與日本聯合發起一項加強東南亞國家貿易關係的倡議。2022年1月1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生效。該自由貿易協定涉及澳大利亞、文萊、柬埔寨、老撾、新西蘭、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8個國家，涵蓋全球30%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四分之一的國際商品和服務貿易。
與此同時，TTIP談判於2016年底結束，雙方未能達成協議。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後，明確表示反對與歐盟達成自由貿易協定。2016年6月的英國脫歐公投以及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則加劇了這一趨勢。不容忽視的是，大西洋兩岸的社會民意中，一直存在反對TTIP的聲音。2019年4月，在美國宣佈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後，歐盟委員會決定終止談判。歐盟委員會表示，更好地“朝着一個更小的協議目標努力，只涵蓋工業產品的關稅取消，但不包括農產品”。而拜登上臺以來，他也沒有提到重新與歐盟開展談判的可能性。
（一）歐盟拯救美國：大豆的案例
正如前文所述，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大豆一直是跨大西洋關係緊張局勢的敏感領域之一，部分原因在於美國對歐盟保持警惕。在中美貿易爭端期間，大豆成爲歐盟和美國在2018年7月重新建立貿易聯繫的重要領域。
美國於2018年3月對中國採取的關稅報復措施，主要針對鋼鐵（上調25%）和鋁（上調10%），後者對美國農產品採取反制措施。在爲期兩年的貿易衝突之中，受衝擊最嚴重的產品之一，就是大豆。中國是大豆的最大進口國，進口量在90到100百萬噸之間。反制措施對美國大豆生產商造成致命打擊，導致美國連續兩年出現農產品和食品貿易逆差。
表1：美國農業食品貿易額（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美國農業部
需要指出的是，從2013年、2014年以來，農產品和食品出口已經開始下降。美國在中國大豆進口中所佔的份額，在2011年至2016年間一直維持在37%到38%左右，在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後迅速下降，2017年降至29%。
圖3：按原產地分列的中國大豆月進口量（百萬噸）
數據來源：美國農業部
在這種背景下，當時的歐洲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與華盛頓達成一項共同聲明，承諾增加歐盟對美大豆進口。2018年7月至12月，歐洲對美大豆進口比2017年增加了112%（從2.4百萬噸增加到5.2百萬噸）。美國重新成爲歐盟大豆的最大供應商，超過巴西——整個2018年，美國大豆佔歐盟進口的50%，而巴西佔36%。
結論是，當美國與第三方大國發生爭端時，往往會向歐洲尋求支持，此時歐盟與美國之間的貿易衝突會減輕；然而，當歐盟威脅到美國農產品的市場份額時，緊張局勢會顯現並有時會升級。中美貿易爭端爆發時，美歐之間在農產品市場上有所協調，但這一情況實際上並未持續很長時間。2019年底，特朗普和中國達成一項協議後，美國對歐盟的敵意就再次升級。
（二）開闢新戰線：橄欖和葡萄酒
2017年，美國兩家壟斷全國橄欖業的企業，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和商務部提出一項調查申請。他們對進口的西班牙橄欖提出異議，稱這些橄欖以過低的價格，在美國市場上銷售。調查結果表明，來自西班牙的橄欖生產商和出口商獲得“大量”補貼，導致美國生產商銷售額的下降。2018年8月，美國商務部發布指令，對進口的西班牙橄欖徵收反傾銷和反補貼稅。裁決指出，西班牙橄欖的銷售價格低於市場價格17%至25%。
這場爭端的關鍵在於，美國認爲歐盟的這種政策扭曲了貿易，擾亂多年來的“共同工業政策”改革。自 1992 年以來，歐盟每次改革的主題之一都是減少世貿組織定義的“黃箱”補貼，以便轉向“綠箱”補貼，從而保護自己免受包括美國在內多個國家的攻擊。因此，“脫鉤補貼”出現在“共同農業政策”的第一支柱中，併成爲其最大的組成部分。通過攻擊西班牙橄欖種植者，美國對歐洲的這一政策提出質疑，並危及歐洲農民獲得的大部分補貼。
（譯者注：1.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由兩個支柱政策體系構成：第一支柱政策以直接支付和市場支持政策爲主，第二支柱以農村發展政策爲主。2013年歐盟就共同農業政策改革達成一致並頒佈《2014-2020年計劃》，該計劃延續1992年以來市場導向的改革路徑，提出增強農業競爭力、實現自然資源可持續管理以及成員國區域平衡發展等三大長期目標。2.世貿組織反對由於價格補貼造成的農產品價格扭曲，因此把直接刺激農產品生產與沒有直接影響的支持措施區分開來加以對待。對農產品貿易沒有產生影響或僅產生微小扭曲的補貼，屬於“綠箱”政策；“黃箱”政策是指，政府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干預和補貼，成員方必須承擔約束和削減義務。歐盟的“脫鉤補貼”指，種糧直接補貼與實際播種面積或產量脫鉤，可以納入“綠箱”政策，進而爲“黃箱”補貼節省政策空間）
因此，歐盟在2019年向世貿組織的特別小組提出申訴。該小組於2021年底作出裁決，駁回美國政府的主張。這一新衝突表明，美國仍將歐盟的農業政策視爲一種威脅。
此外，即便當農業不是美國直接打擊的對象時，歐洲農業部門仍然可能受到影響。2019年至2021年期間，美國對進口的歐洲農食品徵收額外25%的關稅。這背後的原因，是波音和空中客車之間的爭端。美國指責歐盟向空客提供了不當補貼，請求世貿組織仲裁。2019年10月，世貿組織實際上允許美國採取反制措施來對抗歐盟。因此，美國獲得了每年75億美元的提款權，以彌補歐洲對空客的補貼。只要沒有超過世貿組織的允許範圍，美國可以使用這項權利來對歐洲進口的產品徵稅，並隨時更改徵稅產品的範圍或關稅金額。
於是，美國對進口的歐洲農食品徵收額外25%的稅，並對空客徵收額外10%的稅。特朗普還威脅要把制裁範圍擴大到起泡葡萄酒和其他奶酪，並將關稅提高到100%。最終，美國和歐盟達成一項協議，將這些稅收的暫停期延長至2026年7月。歐洲委員會估計，這些稅收使歐洲和美國企業損失近33億美元，並對價值115億美元的貿易產生影響。
▍從此以後：再次開放面臨重重挑戰
以上諸多跡象表明，歐盟和美國之間關於農業問題的早期緊張局勢，已經演變爲一種不同性質的衝突：一方面，歐洲取代美國成爲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和食品出口方；另一方面，美國認爲歐洲在兩個領域的變局，將導致其重獲競爭優勢。
（一）歐洲“生態農業”轉型讓美國重獲優勢？
第一個領域，指向歐盟改變其生產模式的雄心，即引導農民向“生態農業”轉型。2019年，歐盟確定“綠色新政”，包括“從農場到餐桌”和“生物多樣性”兩大方面。這一戰略其實並不針對美國，而是歐盟構建碳中和經濟和農業的雄心的一種體現。
美國認爲，歐洲的上述轉型戰略，是減少雙方競爭差距的機會。根據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所的分析，當前歐洲發展“生態農業”，可能導致產量明顯下降、進口增加以及農民收入減少，甚至加劇全球糧食安全危機。
這項分析的有趣點在於其測算方法。從經濟角度來看，“綠色新政”將對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以及美國的農業生產和出口產生積極影響。因此，美國提出一項可持續農業生產增長的計劃，他們將其稱爲“戰略優先”，以抵消歐洲在2030年前推動“激進”農業轉型所產生的不利影響。2021年9月，拜登政府的農業部長湯姆·維爾薩克（Tom Vilsack）在聯合國宣佈，將啓動一個“可持續農業生產和資源保護安全食品聯盟”。
（二）俄烏衝突引發歐美農業競爭新變局
第二個領域，與俄烏衝突直接相關。烏克蘭是突尼斯、黎巴嫩、土耳其、埃及、利比亞、馬達加斯加等國家的主要小麥供應國，但目前已經無法通過海上運輸出口糧食。因此，除了直接提供給基輔的財政和軍事援助外，美國動用17億美元爲嚴重依賴進口的國家提供美國食品，包括布基納法索、喀麥隆、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尼日利亞、索馬里、蘇丹、南蘇丹、也門和津巴布韋。如今，美國重新啓用曾經廣泛使用的食品武器，這明顯損害歐盟利益。儘管西方聯盟曾經爲遏制俄羅斯而形成聯合戰線，但各自的經濟和商業利益仍然是其考慮的重點。
更何況，在這場俄烏衝突中，美國和歐洲在食品主權問題上的分歧是顯而易見的。法國倡導並在2022年春季構建了一個農業和食品恢復計劃（Food & Agriculture Resilience Mission，FARM）的倡議，旨在確保全球食品供應的安全。與此相對，美國的意圖則更加多樣，拜登表示，食品主權必須與能源主權相結合，這暗示其不會放棄將玉米納入乙醇生產的計劃。而歐洲已經提出停止使用農產品生產生物燃料的問題。
不過，自TTIP談判中斷以來，這兩個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和食品出口集團之間的貿易關係，也並沒有斷開。在俄烏衝突爆發前的幾個月，即2021年11月，雙方宣佈創建一個平臺，把雙方帶入未來農業和食品合作的正軌，重建過去幾十年間嚴重受損的相互信任。這是否預示着兩個農業集團相互接近，以遏制俄羅斯設法建立的“非西方化”農業市場？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該平臺的成立，可能還是爲了遏制歐洲，而非對衝俄羅斯。畢竟，它出現在美國農業經濟研究所對“綠色新政”的經濟評估發佈一年後，也出現在法國擔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的幾周前。法國作爲輪值主席的設定目標，是要求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巴西和美國，制定農業和食品生產的規範，以應對氣候變暖。因此，任何不符合歐洲環境標準的進口產品，都將面臨強制性措施，甚至被排斥。
由此可見，2021年11月所創建的平臺，用意不言而喻。美國農業部乃至歷屆美國政府，深知由法國提出的一系列歐洲自主政策，可能繞過現行規則，並對美國農業產生潛在的不利影響。因此，通過一個所謂合作平臺，能夠拉住歐洲並加強利益綁定。值得注意的是，在2021年美國對歐盟的貿易數據中，只有農業方面實現了貿易順差。
▍結語
事到如今，歐洲“共同農業政策”（PAC）的出臺已有六十年，歐盟和美國的農業貿易關係，一直與大西洋聯盟的變遷息息相關。事實上，它們的發展一直在妥協和緊張之間反覆變化：歐盟逐漸確立自己作爲一個農產品出口大國的地位，而美國的領導地位也被動搖。最初集中在關稅壁壘和支持措施上的跨大西洋農貿談判，已擴展到非關稅壁壘和標準，甚至覆蓋了農產品和食品的生產環境條件。
當前，各國正重新追求成爲農產品生產和出口強國，而俄烏衝突也可能催生“去西方農業市場”計劃。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和美國的農業競合關係將開啓新篇章。目前來看，雙方究竟是形成共同陣營，以實現全球分利，還是維持對抗態度並在媒體上“爭風吃醋”，還尚無定論。
本文爲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關鍵產業與關鍵資源之變”之五，編譯自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的《1945年以來的跨大西洋農業貿易：搖擺於合作與衝突之間》（Entre soutien et conflits, les échanges agricoles transatlantiques depuis 1945）。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