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葉明勳《感懷集》 -- 戰後60年見證 （四）

辜振甫(左)與葉明勳連襟合影。（圖／葉文心提供）

「二、二八事件」帶來社會慘痛、道義責任、以及歷史影響，戒嚴時期長久被列爲公衆論述的禁區。 解嚴以後，這個民間的公開秘密浮上了檯面， 構成對國民黨持續統治的重大挑戰，對臺灣政治體制的轉型產生了重大的催化作用。此時臺北市的媒體市場有如洪水開閘，「紅塵滾滾，衆口悠悠」（3：103）， 司法、學術、與歷史議題的討論都出現泛政治化的現象（3:109-111）。 父親對這些發展並不認同，認爲過猶不及。然而他對戰後國民政府主導的舊秩序也不認同。2000年臺灣第十屆總統大選，國民黨慘敗，讓出政權。父親頗有感慨，他認爲百年老店的國民黨，如果不「火速轉變觀念，把握機運」，大刀闊斧，以大氣魄徹底自我改造，改變政黨跟民間的關係，則「時間不多」，所謂的「浴火重生」就會變成口號，而所逝去的機會，也不會再有第二次的重現 （4:89）。

父親所謂的大氣魄自我改造，包含一兩個基本的意思。首先自然是國家必須停止把人民作爲政治作戰的對象。其次就是國民黨去掉官僚氣息，黨工去掉衙門作風，認真把作爲民主政治主體的投票人看成政府的頭家。他所厭惡的這個衙門氛圍曾經浸潤整個政府作業。比如說，兩蔣時代普通人如果辦事時候需要跟政府部門打電話，對方拿起電話，第一句話常常是詢問：「你是哪個單位？」給我印象很深的一樁小事，就是有一回聽見父親打電話，對方對他想必也是有此一問，他理直氣壯大聲地回答：「我是個人。我沒有單位。」

世紀之交，國民黨首次失去執政黨地位的前後，黨內像父親這樣有革新見地的大老想來不只他一個人。父親晚年數一數二的最親密老友，就是他的連襟、我的姨夫辜振甫。姨夫此時也已經多病。 他跟父親一樣，關切大局、關切臺灣這個父祖兒女幾代人的故鄉。姨夫對國民黨的自我改造，除了認同父親的幾點之外，還加上一項對黨產問題的關注。那個時候黨產的管理曾經出現利益輸送、權責不清的幾個大案。姨夫即早就認識到國民黨必需自發主導，全面把黨產管理透明化並且合理化。

父親十幾年前的文字、姨夫當時跟他共同的想法，今日看來，仍然不失其中真知灼見的意義。國民黨主政臺灣半個多世紀，兩蔣時代把臺灣營造成一個三民主義富裕樂利的經濟體，自然有它的歷史性成就與貢獻。然而從公衆領域的氛圍與結果來看、從輿論與文教系統的運作來觀察，國民黨執政期間，執政邏輯生產培養了兩種社會菁英。一種是循着政黨體系上升、能夠駕馭其中等差架構的菁英。 一種是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策略，把握機會、積累財富的菁英。兩者都是社會國家安定富裕的支柱。 這些國民黨長年執政、在穩定架構之中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有人善於高呼口號，有人選擇悶聲致富。 然而在強人政治解體、社會解嚴、民主轉型、政黨多元、各類宏論滔滔、多樣語彙並陳的時候， 無論哪一類人才面對這個新局面，都需要大刀闊斧的新思維與新作風，都需要及時轉型成爲接得上地氣的公衆領袖，能夠兼顧朝野，也能夠兼顧內外變色的風雲。

《感懷》五集這批文字，發表最遲的一篇，完成在2002年陳水扁總統執政的時代。晚年年過八十的父親，正如他早年在大學時代一般，對輿論的力量、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懷抱着信念。在抵達臺灣六十年之後，他相信國民黨必須徹底改造，臺灣的民主制度無論硬件、軟體都必須充分健全。他認爲只有如此，臺灣在海峽兩岸的形勢之下才有存活的空間。他相信臺灣社會需要儒家倫理的薰陶。他相信爲人必須真誠。他經歷了動盪的大時代。他看足了戰亂流離的場景之下，有些面上斯文的人如何背地裡與人爭奪、有時候政府與政黨如何背離自我標榜的天下秩序。他受到的待遇，未必全都是溫良公儉讓。然而他目光清澈，他說他這輩子充實無憾，「走遍了千山萬水，看盡了人情事故」 （3:196）。

父親是一個睿智的觀察者以及評論者。艱難挫折，並沒有讓他失去對周遭人們的細心與關愛。我讀這一套《感懷》五集，我所讀到的既是他的側影，也是他經歷過的時代。

（轉載自民國108年10月27日聯合副刊）（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