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商人行賄警察237萬：律師解讀是否要追刑責

莆田商人張金龍爲立案，多次給予警察錢款共計兩百多萬。然而，相關案件還未審結，警察因犯受賄、徇私枉法等罪被判刑。

公開資料顯示，張金龍還有另一個身份——福建省莆田市政協委員。政協委員行賄警察，應否承擔相應責任？

據《南方週末》報道，張金龍起訴李某林拖欠本金及利息，法院確認李某林欠張金龍1100萬元及利息。

勝訴後，張金龍申請強制執行，但執行案款的大部分，卻被法院分配給了另一名債權人李某香。

張金龍認爲李某林和李某香合謀，搞虛假訴訟。案件材料顯示，張金龍如此認爲的原因是李某林和李某香有親戚關係，在法院即將對李某林的執行案款進行分配之時，李某香起訴李某林，短短兩個月內不但達成調解，而且使法院作出了執行裁定。

張金龍申請檢察監督被駁回。其向公安機關報案，但刑偵支隊調查後認爲，沒有確切證據證明虛假訴訟，決定不予立案。

2019年10月，張金龍在他人組織的飯局上，認識了時任刑偵支隊支隊長徐雷濤。

案卷材料顯示，席間，張金龍要把報案材料拿給徐雷濤看，徐雷濤說“不用看了”。張金龍於是給徐雷濤唸了報案材料內容。徐雷濤當場打電話叫來時任刑偵支隊副支隊長侯某利。

在徐雷濤的詢問下，侯某利稱是有一個虛假訴訟的案子在辦，但沒有立案。徐雷濤說：“怎麼沒有立案？證據不是挺充足的嗎？回去再查一查。”

此後，張金龍帶着另外一個債權人去派出所報案，案件還由該刑偵支隊辦理。當年12月，張金龍接到公安機關的立案告知書。

次年3月，張金龍催問辦案進展時，徐雷濤讓張金龍轉賬20萬元到他的銀行賬戶。隨後，徐雷濤對張金龍解釋，受疫情影響，公安機關無法外出取證。

數月後，徐雷濤打電話叫張金龍到餐廳吃飯，張金龍趕到後發現侯某利和中隊長王某也在，王某正是張金龍舉報事項的辦案民警。

侯某利後來向法庭作證，稱徐雷濤交代他盯着點張金龍的案子，他只能叮囑王某及時開展工作。王某等3名辦案民警說，在偵查後期，徐雷濤還數次直接給他打電話，要求趕緊抓人。

2021年1月，李某香、李某林被刑拘。此後，徐雷濤多次將幾塊價值一萬元左右的石頭，以三四十萬元甚至近兩百萬元的價格“賣”給張金龍。

第一塊石頭“賣出”後，原本的案外人李某新也被警方刑拘，理由是李某香與李某林的“虛假訴訟”行爲是受到李某新的指使。

當年7月，警方以李某新、李某香、李某林涉嫌虛假訴訟罪向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次月，檢察院向法院提起訴訟。

檢方指控的犯罪事實只有一起：2015年6月，在李某新的指使下，李某香、李某林夥同律師劉某來（另案處理），惡意串通，無中生有，虛構部分民事法律糾紛，分得李某林執行案款9140餘萬元，導致李某林的其他債權人張金龍的2200餘萬元債權僅分配到970餘萬元，另一名債權人陳某明的1800餘萬元債權僅分配到800餘萬元，嚴重侵害了他人合法權益。

不過，案件還沒開庭，徐雷濤就於2021年9月16日被留置，後因犯受賄罪、行賄罪、徇私枉法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在法院認定的受賄罪犯罪事實中，徐雷濤接受張金龍請託，多次非法收受張金龍給予的錢款共計237萬餘元。

媒體聯繫張金龍時，其拒絕接受採訪，稱他“和任何人的任何案子都沒有關係”。

虛假訴訟案於2023年1月重新恢復審理，歷經4次延期，1次指定管轄，1次退偵。此後，李某香、李某林被分案處理，被控罪名與犯罪事實沒有變化。對李某新的指控多了一起。

據介紹，庭前會議於2024年5月21日召開，截至8月20日仍未開庭。律師解讀

公開資料顯示，給予徐雷濤錢財的張金龍是莆田市秀嶼區人，七屆、八屆市政協委員。行賄他人，是否應被追責？

廣東師夷律師事務所劉沛文律師向“法度law”分析稱，行賄罪是指爲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爲。行賄金額達到一定標準，即構成犯罪，將面臨刑事責任。行賄數額在三萬元以上的，應當以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

對於行賄警察金額高達兩百多萬的情況，屬於情節嚴重情形，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屬“對監察、行政執法、司法工作人員行賄的”七種從重處罰的情形之一。不過是否追責及追何種責，還應考慮行賄的目的、手段、後果、是否主動交代等因素。

劉沛文律師說，市政協委員若涉及行賄犯罪行爲，政協組織雖然不具備直接的法律執法權力，但其作爲政治協商的重要平臺，對政協委員的道德和法律行爲有明確的規範要求。一旦發現政協委員涉及違法行爲，政協組織通常會啓動調查程序，如果情況屬實，可能會採取內部紀律處分，如通報批評、勸其辭去委員職務，嚴重時甚至撤銷其政協委員資格。同時，政協組織也會配合司法機關的調查和處理。

北京幹成律師事務所新型犯罪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燕大法學教室》刑事法編輯、北京律師法學研究會研究員郝贇律師告訴“法度law”，行賄罪與受賄罪系對合犯，這是指行賄行爲與受賄行爲在事實層面相伴相生，但並不意味着行賄罪與受賄罪必然同時成立。

二者間定性上最常見的“敞口”便在於：受賄方無論其爲行賄方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均成立受賄罪；而行賄方只有爲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才成立行賄罪。換言之，行賄方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須爲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且該目的須與其予財行爲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此時才成立行賄罪。

該三項構成要素均需分別判斷、獨立認定。實踐中廣泛存在的直接以予財行爲的存在，徑行取代對所謀取利益是否正當、謀利目的與予財行爲是否具備因果關係的判斷的做法，系將三項構成要素坍縮爲一體作合併判斷、等同認定，本質上僅僅認定了輸送財物行爲，略過了目的要素與因果關係要素，對刑法明確規定的多個構成要素進行了削減：無論系出於“之所以需要送錢，就是因爲謀取利益不正當”的片面的、不可靠的經驗，還是基於“手段不正當，則目的不正當”的被錯誤擴張適用的認識基礎，均是經驗取代證據、推測取代證明，是假借經驗判斷與自由心證之名弱化控方證明責任，是對刑法規範以及罪刑法定原則的違反。

郝贇律師說，決不能認爲只要輸送了財物，就是謀取不正當利益。若爲謀取正當利益而不得不輸送財物，則行爲人不但不成立行賄罪，反而是腐敗潛規則的受害方。

在本案中，判斷行爲人是否成立行賄罪，應當從主客觀情況出發綜合認定。只有當行爲人控告的事實確爲虛構（即客觀上所謀取的利益不正當），且其主觀上對此明知卻仍實施誣陷行爲（即主觀上出於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行爲人才成立行賄罪。

換言之，本案是否成立行賄罪，關鍵在於判斷行爲人是否在明知其所控告事實不存在的情況下，通過向涉案國家工作人員輸送財物的方式進行有意誣陷；對所控告事實法律定性的不同認識本身，並不直接證成所謀取利益的不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