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笑看十餘年來朝野經濟政策之爭

工商社論

最近行政院擬發「振興五倍券」，也就是循去年三倍券模式，讓民衆花1000元買5000元的振興券，然後在市場上消費，以帶動商業景氣。對此在野的國民黨認爲還是直接發現金比較好，如此非但能節省行政費及印刷費，還可以把省下來的錢再分配出去，讓每位民衆多拿近600元。

事實上，這個爭議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時也曾發生，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爲振興消費，草擬了「振興經濟消費券發行條例」，規劃發給每個人3600元的消費券，對此民進黨反對，他們主張發現金以節省行政成本，如此一來，把省下來的行政成本回饋民衆，每人可多得200元。

這真是非常可笑，兩黨主客易位，竟如此相似，民進黨於2008年調侃消費券是「即興式的方案」、「煙火式的政策」，批評發消費券的邏輯不通，高度懷疑消費券的政策效益，而國民黨力主發消費券可以刺激消費，擴大乘數效果。如今，民進黨執政了，想發三倍券、五倍券來提振消費，國民黨卻跑出來反對，說發現金比較好。對照十多年來兩黨的主張，毫無標準，讓人愈看愈糊塗，兩黨對經濟政策到底有沒有中心思想，實令人懷疑。

若民進黨果真有中心思想，認爲2008年的思維是對的，那麼就應該堅持這個想法，如今自應以發現金替代五倍券，若國民黨2008年的邏輯是通的，人家今天民進黨說要發券了，自不應該加以反對，反而該加以支持纔對。遺憾的是，朝野的政策思維是如此之混亂，這樣的執政黨、在野黨，只會在形式上砲火相對，卻不會在思維上據理力爭，治國者沒有清楚的思維，臺灣怎麼會進步呢？

政策應以「實」爲重，而今天朝野爭的都是「名」，人家稱爲消費券，我就是要換個名字，先以酷碰券名之，又以振興券稱之，最後定名爲三倍券，今日更成了五倍券，在名稱上爭高低，有何意義？一點意義都沒有，要爭的應該是這個券的執行，如何設計才能發揮最大的刺激消費效果，舍此不爲，只會在名稱上大作文章，實在沒有意義。

二十多年來的臺灣社會重名而不重實，這個問題愈來愈嚴重，政治就別提了，在經濟方面也是如此，除了消費券、三倍券、現金之爭，每回振興方案提出時，也是在名稱上費盡心思，總要與前一個執政黨互別苗頭，例如2003年民進黨執政，所提振興經濟方案，名之爲「擴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特別條例」，迨2008年國民黨執政時，爲因應全球金融海嘯也提了一個振興方案，名之爲「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條例」，明明都是舉債進行建設的凱因斯政策，但名稱總要改一改，或者用語顛倒一下，這到底有什麼意義？2016年民進黨再度執政，於次年又提擴大內需方案，但這回又改名爲「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

事實上，擴大內需方案重要的是每項建設的內涵，而非訂什麼名稱，否則蓋了一堆蚊子館、蚊子馬路，蚊子停車場，每逢颱風一來就淹水，每逢旱季一來就缺水，這些建設哪稱得上前瞻？而對日後的經濟何來幫助？二十年來我們時而有五年5000億、四年5000億、八年800億、五年500億各類建設的特別預算，如何讓這些經費的投入爲臺灣帶來更好的投資環境、生活環境，遠比在名稱上作文章要重要千倍、萬倍。

從這次五倍券朝野各執一詞，老戲重演，朝野重名不重實的思維於此可知，我們希望執政黨也好，在野黨也罷，都應該去反思自己這個政黨的核心主張是什麼？自己這個黨的經濟戰略是什麼？經濟政策的中心思想是什麼？而不是淪爲在野黨就只會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反對，一旦成爲執政黨又只會無所不用其極的謀一黨之利，圖一黨之私，這樣的政黨不論是在野或執政，對於臺灣社會都是有害的，若長期在這樣的循環裡，臺灣社會只會更加紛亂。

北宋時期，經濟繁榮，人才濟濟，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歐陽修、蘇東坡、黃庭堅皆是我們熟悉的治國能臣，然而即使能臣在朝，一旦落入爲反對而反對的黨爭，其結果自然要失控，熙寧、元佑年間，變法派執政，保守派便被放逐，保守派上臺，變法派即遭斥退，最後更大興文字獄，一代文宗蘇東坡因烏臺詩案而被拘，最後更被放逐到海南島，朝野如此對抗，耗盡國力，撕裂社會，不久北宋遂亡于靖康之難。

臺灣今天雖是民主政治，然而二十多年來所見者盡是意識型態之爭，消費券如此、五倍券如此、振興政策如此、兩岸政策也是如此，爲反對而反對者多矣，如此耗盡國力、撕裂社會，讓全民消融於這些無謂的爭議，尤有甚者，近年所見，在網軍搧風點火下，情緒的沸騰屢屢淹沒了理性的思考，此一發展實非國家之福，北宋黨爭之誤國，宜引以爲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