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上海公報》的核心是面對世界新格局的大膽調適（達巍）

（圖／新華社）

50年前的1972年2月21日到28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兩國於2月28日共同發表了《上海公報》。今天人們回顧那段歷史並再讀《上海公報》時，討論較多的是其對中美關係和臺灣問題的重大意義，這無疑是正確的。不過，《上海公報》更宏大的意義，則在於其體現出的國際格局與大國戰略之間的互動。

國際格局就像地殼運動，其變遷與重組對大國關係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格局的重大變化有時候有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並伴隨一些標誌性事件，比如冷戰的開始；有時突如其來，比如冷戰的終結。國際格局發生變化是一個客觀過程，但是明智的決策者能夠清楚地認識這個大勢，需要時可以打破自己既有的思維定式，通過高瞻遠矚的內外政策趨利避害，最終充分利用格局變化帶來的「勢能」。

50年前的1972年，世界格局正面臨一次重大的調整。美國對蘇優勢逐漸縮小，冷戰由「美攻蘇守」轉向「蘇攻美守」。美國內外交困，深陷越戰泥潭，進入一個相對衰弱的時期，中國完成「兩彈一星」試爆和發射，初步解決「捱打」問題，成爲世界上一個獨立的力量中心。屬於西方陣營的歐洲、日本的獨立性都明顯增強，而原來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和蘇聯兩國關係完全破裂。1969年中蘇在中國東北和西北邊境發生的衝突，美國開始籌謀從越南撤軍則是國際格局變化中的標誌性事件。

中美兩國領導人都非常敏銳地認識到了國際格局的這種變化。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周總理的安排，從1969年6月開始，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四位老帥開始研究國際形勢。他們在給中央提交的報告中指出，在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美蘇矛盾和鬥爭是「經常的、尖銳的」，「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很快接受了這一觀點。與此同時，中國方面逐漸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桎梏，改變了「美帝」與「蘇修」要麼就是將爆發世界大戰，中國必須積極備戰；要麼就是相互勾結，共同反對世界人民革命的長期判斷。這一判斷調整實際上將美國與蘇聯區別開來，更加實事求是地分析美國內外政策和對華關係。對國際格局的主要矛盾的認知變化，爲中國調整對美戰略提供了基礎和空間。

在美國方面，尼克松擔任總統後提出「尼克松主義」，主張由盟友承擔更多的防衛責任、「越南戰爭越南化」、收縮美國在亞洲的力量等主張，以適應美國的困境。1971年9月，尼克松在演講中進一步提出了美、蘇、西歐、日本和中國爲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說法。對中國日漸上升的國力以及未來巨大潛力的重視，是尼克松決定調整對華戰略的基本考慮。在觀念層次，以「右」著稱的尼克松政府能夠與中國走向緩和，認識到同爲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與蘇聯存在明顯的區別和分歧，看到資本主義的美國與社會主義的中國在制衡蘇聯、避免戰爭、解決亞洲幾大熱點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也體現了清醒的現實主義思維。

在對國際格局進行深思熟慮之後，中美兩國領導人同步採取了大膽行動，由此纔有1972年2月下旬「改變世界的一週」。除《上海公報》之外，中美在1978年12月和1983年8月分別發表《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與主要解決建交、對臺售武兩個具體問題的後兩份公報相比，《上海公報》的實質是中美在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之後，雙方比對各自對國際格局的認識，協調各自的對外政策，形成國際關係的新組合、新均衡，並尋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因此，《上海公報》立意深遠，開篇就是中方氣勢磅礡的聲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爲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美方在其單獨聲明部分也開篇即論述瞭如何實現亞洲和世界和平的原則。50年後重讀這些文字，似乎仍能聽到50年前國際格局碰撞激盪的迴響。

如今，國際格局又一次處於極其深刻的變化之中。中美兩國在新變局下，也必然會重新定位各自位置，並重新確定各自戰略。這是今天與50年前相似的地方。然而與50年前不同的是，50年前格局變化將中美拉近，今天格局變化則將中美推遠。今天紀念《上海公報》50週年，重點不是不切實際地期待中美兩國「重修舊好」，而是在於清醒地認識到國際格局與中美關係之間的作用力，體會準確把握大勢給中美兩國和全球帶來的重大利益。今天，中美很難再產生新的關於格局與戰略的公報了，但中美兩國終歸要在新格局之下形成某種新的戰略均衡、戰略穩定。我們不知道這需要多長時間，但50年前中美領導人所表現出的極其宏大的戰略視野、高度清醒的現實主義思維以及富於想像力的外交技巧，都仍然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作者爲北京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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