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勢的內在要求

宏觀經濟治理是源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的創造，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爲牽引，聚焦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而深化宏觀經濟治理體制機制改革，目的在於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達成。

一是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要求必須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升宏觀調控的科學性。高質量發展是質和量的統一。從經濟增長量的要求上看，到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其中重要的經濟發展水平指標，是人均GDP水平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爲此，到2035年，GDP總量按2020年不變價格要翻一番，即從2021年至2035年的15年裡，平均年增長率達到4.8%以上；到2050年前後，GDP總量按不變價格增長近兩倍，從2021年到2050年的30年裡，年均GDP增長達到4.6%左右。因此，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創新力，以新發展理念引領改革，特別是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實現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推動產業創新和結構升級，纔可能在經濟發展約束條件發生系統性深刻變化的過程中，有效實現經濟發展的目標。要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需要大力提升宏觀經濟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一方面，在宏觀調控政策上不斷提高科學性。適應市場經濟週期性變化和宏觀經濟失衡的特點變化，切實通過逆週期調節，淡化週期波動性；通過跨週期調節，切實降低宏觀經濟調控長期成本。通過政策統籌協調，切實使宏觀經濟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經濟政策與非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中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財政收入政策與財政支出政策、貨幣數量政策與貨幣價格政策等能夠形成方向上的一致性，促進宏觀經濟趨向於均衡，宏觀經濟目標特別是增長、物價、就業和國際收支等基本指標如期達成。這就要求在經濟體制機制上，特別是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等方面不斷深化改革。正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所強調的：“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另一方面，在宏觀經濟治理方式上不斷提高有效性。適應總供給與總需求矛盾變化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演變，統籌擴大內需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對衝需求衝擊、穩定經濟增長、淡化經濟週期、推動宏觀經濟主要指標穩健達成的同時，對衝供給側衝擊，注重培育新動能，優化升級產業結構，逐漸提升國民經濟發展質態，切實加速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堅持“穩中求進”這一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原則，使經濟總量增長與結構升級、需求側調控和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短期均衡目標與長期發展目標等多方面切實實現有機統一。因此，《決定》要求，一方面必須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另一方面必須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

二是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相統一的現代化進程，要求必須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首先，中國式現代化具有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特徵，目標是要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並非單純的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正如《決定》所指出的，“以經濟體制改革爲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爲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加註重系統集成，更加註重突出重點，更加註重改革實效，推動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因此，必須在實現經濟發展基礎上切實促進社會各方面的現代化，在堅持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硬道理的同時，切實推動社會文明的進步，在以經濟體制改革爲牽引並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相互協調的良性互動。這就特別要求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和能力上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發展要求，推動統籌協調與重點突破的有機統一，努力緩解經濟發展與社會各方面現代化進程不協調甚至脫節的深刻矛盾。

其次，我國作爲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無論是對於世界還是對於我國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化，其中面臨的矛盾和挑戰也必然是空前的。一方面，就我國自身而言，伴隨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環境等方面會相應地面臨一系列新的矛盾。另一方面，就世界格局演變而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必然使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明顯上升，特別是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將更爲尖銳。這就要求宏觀經濟治理和宏觀調控不僅要有效處理總量失衡矛盾，更要深入處理結構性失衡矛盾，尤其要注重緩解產業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緩解失業與空位並存的就業結構性矛盾，過密與過疏並存的人口分佈矛盾，財產存量和收入增量上差距擴大的分配結構失衡，等等。要求宏觀經濟治理更爲有機地融入國家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決定》提出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之一，是“堅持系統觀念，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係，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對於健全宏觀經濟治理制度體系而言，堅持這一原則極爲重要。

三是實現經濟發展、競爭力提升、彌補市場失靈，要求必須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制度的有效性。市場經濟體制在資源配置上具有競爭性效率，但也有多方面的侷限，除去在經濟增長方面存在的價格剛性（黏性）導致的市場失靈等現象外，在長期發展中的侷限性更爲突出。這就特別需要構建有效的宏觀經濟治理制度體系，以在體制機制上爲實現長期發展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提供相應的制度條件。

首先，對於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而言，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須以教育科技人才作爲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切實遵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的經濟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正如《決定》所強調的：“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不完善，市場競爭主體本身競爭力普遍不強等各方面發展性和體制性原因，特別是在與發達經濟體差距顯著的條件下，依靠市場力量本身難以實現科技和產業創新能力的大幅上升和全面超越，需要更好地把市場與政府統一起來，形成更爲強大的競爭力。一方面，在發展意義上，需要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明確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發展新興產業、佈局引領未來產業等方面的目標和政策，從頂層設計上貫通教育科技人才機制；需要從全球競爭的角度明確國家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從人才資源上形成戰略科學家、傑出工程師、領軍企業家以及一流產業技工之間的合力。爲此，必須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進而在資源配置和創新激勵等多方面提供經濟體制機制上的保障。另一方面，在改革意義上，需要推進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市場競爭秩序，提高經濟發展的市場競爭力，特別是造就大批世界一流的企業，提升市場力量的創新能力。在這一過程中，宏觀經濟治理制度體系的健全和完善，以及相應的法治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

其次，對於適應長期可持續發展需要而言，現實中的市場經濟體制往往難以滿足理論上實現充分有效資源配置的條件。由於信息的不對稱、產權制度的不完備等多種原因，在長期經濟發展中，市場經濟體制客觀上存在不確定性及侷限性，其中較爲顯著的是在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相互關係上的侷限。人類經濟發展已經形成鉅額生態赤字。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之一，在於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決定》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要求之一，是聚焦建設美麗中國，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但生態環境治理目標單純依靠市場經濟體制本身難以實現，主要原因在於生態環境領域存在嚴重的外部性。因此需要超越市場，在全國範圍內甚至全球範圍內達成共識，協調治理。因而，宏觀經濟治理甚至國際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構建極爲重要。《決定》提出的重要改革任務之一，是要求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而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推進相關體制機制健全和完善，需要以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爲基礎，以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爲條件。事實上，我國在經濟長期強勁增長、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的發展時期，實現“雙碳”目標面臨的挑戰極爲尖銳，迫切需要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在體制機制上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切實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轉變爲治理效能。

（作者劉 偉 系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 來源：經濟日報）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