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維崧︱“元史三賢”之一週清澍佚事補遺

拙文《元史三賢的京劇緣及其他》（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20239）在《上海書評》上發表後，意外地得到讀者的青睞。反響較大的是蔡美彪、楊訥兩篇，相對受“冷遇”的是周清澍那篇。我想這應該是我處理不當，太拘泥於文章題目“京劇緣”，過多地涉足《柳蔭記》的演出敘述，而對清澍先生的其他佚事交代太少，影響了對他豐富的人生軌跡的表述。幸而已九四高齡的清澍先生不僅健在且思維活躍，承他不棄，訂正了拙文的失當。我因此而爲本文，即以“補遺”形式昭告讀者。

周清澍1954年北大本科畢業，留校以亞洲史研究生資格兼任系主任週一良教授的助教。因爲有了薪資，他開始進出劇場觀看京戲，去前門外吉祥戲院、廣和樓等處看戲。五十年代初，對京劇來說，可謂百花吐豔的黃金時代，政局的大體安定（抗美援朝戰爭畢竟是在境外進行的），物價平穩，各劇種（尤其是京劇）的藝人們爭相上演自己的拿手好戲以吸引觀衆。他在這幾年中看了馬連良、裘盛戎的《將相和》、譚富英、張君秋的《武家坡》，以及李萬春的紅生戲等。他開始感覺到家鄉古老的源於漢劇的祁劇與皮黃戲千絲萬縷的聯繫。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進入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後，樸素的京劇也沾染了不良的氣息，有一次他去看老生楊寶森的戲，楊寶森的哥哥楊寶忠是琴師，有京劇胡琴聖手的美譽。開戲後楊寶忠端坐前臺中央，大馬金刀、顧盼自雄，全不爲其弟寶森演技所動。而觀衆卻不斷喝彩，令人分不清是爲寶森還是爲寶忠喝的彩，真是喧賓奪主！

說到淨化舞臺，端正颱風，一臺無二戲，做得最好的無疑要數梅蘭芳爲表率，全國的京劇舞臺風氣有了很大的淨化，如廢除了影響劇情進展的“飲場”制，戲的劇情更緊湊，格調也更高。以徽班進京爲標誌形成的皮黃（京劇）藝術勃發出新的生機。當時中國京劇一團推出杜近芳、葉盛蘭雙頭牌的《柳蔭記》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柳蔭記》敘述幾百年前梁祝的悲歡離合故事，主演之一的葉盛蘭更有被無妄戴上“右派”帽子，打入另冊的現實悲劇。我在前文《元史三賢》中已有交代，此不贅述。

1961年，周清澍已在內蒙古大學歷史系任教，進京開會之際，得到在全國政協禮堂欣賞梅蘭芳、姜妙香聯袂主演的京昆名作《奇雙會》（一名《販馬記》）的機緣。這齣戲的“三拉”表演享譽藝壇曲苑，他當夜看得如醉如癡，盡興而歸。誰曾想這場演出後，梅大師即舊病復發，入院治療，最後竟在那年的8月8日不幸離世。這場戲成了周清澍看過的第一場也是最後一場梅戲。1962年，在梅蘭芳逝世一週年之際，梅派弟子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演出，張君秋貼演了《蘇三起解》，杜近芳貼演了《霸王別姬》，梅葆玖貼演了《天女散花》，陳正薇貼演了《廉錦楓》等等，回顧梅大師不同時期的創造與貢獻。

梅門弟子的紀念也觸動了周清澍對師恩的追憶。他回憶自己走過的道路，慶幸遇到了三個“貴人”。第一個“貴人”是週一良教授。爲了培養他，週一良親自帶他去東語系拜謁季羨林先生。儘管1957年周清澍被派遣支援內蒙古大學，離開了北大，轉向蒙元史，但週一良毫不計較，二十年後，又爲他在蒙元史領域取得的成果《元蒙史札》寫序祝賀。週一良的才子氣質，與生俱來的出口成章，下筆千言而邏輯嚴密，都令周清澍望塵莫及，仰之彌高。對週一良被動捲入“文革”，參加了“樑效”，因而對這些要求“說清楚”而實際不能得解的懸案，他只能保證自己尚有良知與清白，沒有反對周總理，“說着說着就哭了起來，弄得我這個學生不知如何好”。真是使吾等後輩說來如在現場，感同身受，因而抱有深深的“理解之同情”。

第二個“貴人”是翁獨健先生。翁先生也是北大的授課老師。亞洲各國近代史是當時歷史系規定的必修課，翁先生專講中亞伊朗、土耳其的中東史。他因患小兒麻痹症而跛一足，但授課時精神矍鑠，口若懸河，又重點突出。當時他已兼任北京市的教育局長，公務繁忙，但仍不辭繁冗，爲學生授課。周清澍得其悉心指導，不幾年就發表了論述蒙古族如何向封建制過渡，以及《成吉思汗生年考》的文章，引起學界矚目。周清澍後來連續發表闡述蒙古汪古部的五篇系列論文，得到高度讚揚，也奠定了他在蒙元史學界的地位。他在翁先生指導下，敢於對東方學巨擘伯希和的未盡之處質疑，也深爲同仁們稱道。

他的第三位“貴人”是亦師亦友的蔡美彪先生。他們兩人相差僅三歲，蔡美彪生於1928年，周清澍生於1931年，周進北大時，蔡已是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因住地不在一起，兩人並不相識。因爲蔡常在北大的《國學季刊》和《歷史教學》上發表文章，所以名聲在外，已爲周清澍熟悉。1955年，蔡美彪出版了《元代白話碑集錄》，又與文學所所長羅常培合作，從數萬張拓片中沙裡淘金，發現了一批八思巴文字的材料，兩人協力，於1959年出版了《八思巴文字與元代漢語》。五十年代末，鑑於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尚未完成，範老重組了編寫隊伍，其中有蔡美彪。被選中參與《通史》編寫的青年才俊，在當時享有很高的榮譽，首先它說明政治上的可靠，其次業務上也是有一技之長，可謂是又紅又專的隊伍。1961年，范文瀾等歷史學家考察內蒙古，周清澍參與接待，與蔡美彪一見如故，相見恨晚。1972年，中央決策，以蔡美彪領銜，重組力量續修《中國通史》，蔡美彪經慎重比對選擇，決定約請周清澍參加《通史》第六冊、第七冊的部分撰寫工作，這對正處於學術成長期的周清澍是很大的鞭策與鼓舞。周清澍不負蔡公的期望，不僅出色地完成了《中國通史》的相關撰寫，還對有關蒙古汪古部族源、封王事蹟、領地、通婚等等作了創制性研究。這是蒙元史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作。

學者都喜歡購書、藏書，當然，因爲專攻有異，各人讀書與藏書的志趣與範圍是大不一樣的。以楊訥、周清澍而言，他們擁有的許多基本必讀書是一樣的，如點校本《元史》《元典章》《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等，但也有相異之處，如周清澍更注重民族史，而楊訥更用心於白蓮教史。因此公正地說，周、楊兩人藏書相較，楊的“玩書”成分更濃一點。而周則時時不忘元史的大方向，每讀一種元人文集，他都會細心地錄下該書的版況，如牌記、紙質、行數、字體、字數、插圖等等，日積月累，水滴石穿，終於匯成一部四十萬字的元人詩文集綜錄，成爲蒙元史學者入門的必備工具書。八十年代初，出版艱難，雖經南京大學的陳得芝、邱樹森等竭力爭取，仍不能如願刊行，只得以《南京大學學報》增刊的形式出版。202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終於正式出版，書名爲《元朝詩文別集版本目錄》，了周清澍一個心願，告慰時賢與新進矣。

“文革”中，百業凋零，書店大多門可羅雀。北京的外文書店居然將所存的西文書籍一股腦運往通州倉庫，闢一店面以一至四折低價出售，無人問津者準備送造紙廠化紙漿。楊訥先得知消息，趕去選擇，購得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全套《巴托爾德全集》。待周清澍得知與楊訥再去，只有該書的兩個分卷《七河史》與《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兩冊有售。雖然不是全帙，也很有用。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接受了已擱淺十餘年的張錫彤、張廣達父子翻譯的巴托爾德的學術名著《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我和徐文堪先生共同擔任責編，審讀過程中發現幾百處因排字工人不識俄文而誤植爲英文的錯誤，因而感慨俄語的淪落，以俄語爲第一第二外語的楊訥、周清澍感慨一定就更深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一批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宋代蜀刻本唐人文集、詩集等書，均以十六開本套色面世，品相逼真。清澍先生便點了許多具體書目，要我代購後郵去。我有些納悶，他是研究元朝的，怎麼關注起唐刻了呢？後來才知道，他夙有志瞭解中國書籍印刷史的發展軌跡，而元朝上承宋朝，蜀刻本正是元雕版印刷的濫觴。他指名挑選了《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王摩詰文集》《皇甫持正文集》等多種書。2004年，歷經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上海古籍出版社終於完成了顧炎武以一人之力編修的全國地理總志《肇域志》的點校出版。全書十六開精裝四大冊，三百餘萬字，定價近四百元。此書自顧炎武修成後從未刊刻過，學界只聞其名而不得一窺真相。當我將出版信息告訴周清澍先生時，他已年過七十，明末清初的地理總志又越出了蒙元史的研究範圍，他猶豫了一下說：“還是買吧，明知不久要歸公。”可見他的求知心切。

六十年代，周清澍在書攤上意外地購得一部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刻本《元雲山一懶翁集》。此書各種四庫本所未收，全書三卷，卷一是文，卷二、卷三是詩，另有附刻一卷。周清澍自編有元人詩集刊本目錄，比對後知道，此爲海內外僅存的孤本。他得意地將此書給翁獨健、楊訥、陸峻嶺諸師友瀏覽鑑賞，楊訥並撰文刊發於《文獻》雜誌。該集的文獻價值得到學術界權威機構的肯定，並被編入《全元文》第四十九冊。但他猶恐出現意外而散失，決定把此書捐贈給母校北京大學圖書館，化私爲公。

周清澍性格隨和，出語幽默，樂於助人，故而與人好相處。他自己不善書法，但精於鑑賞。這應該和他從北京琉璃廠購得清代蒙元史學者張穆、李文田等人對聯，常懸掛於家中客廳欣賞、揣摩有關。1988年，元史學會第三屆年會在四川金堂召開，周清澍、林沉等一些代表到得遲，當夜就住在近代史所。次日，蔡美彪見了周清澍就半莊半諧地向他索要住宿費，“我要‘創收’啊！”周清澍也反應靈敏，說：“我替我們所長林沉背了一大批送與會代表的《蒙古源流》漢譯本書來，我還沒向你要勞務費呢！”引起了周邊聽者的歡笑。會議期間一日，與會代表參觀當地的佛教寺院。方丈在山門邊安置了紙筆，請代表“留下墨寶”。衆人簇擁着會長蔡美彪來到書案前，蔡公自言自語：“題什麼辭呢？”一面揮灑如意地寫將起來，是一手筆力雄勁的顏真卿正體字。我擠出圍觀人羣，向坐在石椅上休息的周清澍說：“蔡先生的字真不錯呵！”周立即答應說：“那當然！蘇黃米蔡麼！”蘇指蘇軾東坡，黃指黃庭堅涪翁，米指米芾元章，蔡指蔡襄君謨，四人均宋朝有名的書法家，享譽書壇。周清澍不假思索，脫口而出，亦莊亦諧，妙語天成。

周清澍因爲廣搜元人詩文別集而編制目錄，每到一處參訪，總不忘見識主人的藏書、閱讀趣味。參觀中南海菊香書苑時，他發現是主人讀的是《何典》。《何典》是清代文人張南莊著的長篇白話小說。一名《十一才子書鬼話連篇錄》。成書於清嘉慶年間。全書共十回，以諧謔相雜的筆調，通過活鬼一家兩代人的不同際遇，反映了封建社會已走到窮途末路的境地。小說用蘇州地域的方言調侃現實，譏刺世象，雖不免失之油滑，但諷刺世相還是很辛辣的。

1972年，周清澍被借調至近代史研究所，參加蔡美彪主持的續修《中國通史》項目。因爲他有多年搞民族史的積累，首先就承擔了撰寫西夏党項族政權史的任務。十一世紀的中國曾出現漢族（北宋、南宋），契丹（遼）、女真（金）以及党項（夏）爲主體的政權。各國之間既有和睦相處的文化經濟交流，也有兵戎相見的武裝衝突，構成了多彩壯闊的歷史畫景。尤其令人興奮的是，党項人竟創建了獨特的民族文字，留下了語言學的專著《文海寶韻》《音同》等，還有數以千計的各種字體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文書。尤使人激動的是，他們刊刻了長達數百頁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並頒行全國的法律文書。這爲後人分析瞭解當年的西夏社會結構、經濟財政以及意識形態提供了極其可貴的第一手資料。而廿二史的《宋史》以及《遼史》《金史》等都沒收夏史，簡單得只有數百字的《夏國傳》，不能詳述西夏的情況。經過幾代人百餘年持久不懈的努力，西夏死文字的謎團終於被揭開，雖然還有些草書不能完全識讀，但束手無策的局面已經不存在了。爲了寫好《中國通史》的西夏章節，周清澍出資請民族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黃振華逐句翻譯《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然後仔細比對分析，終於使第六冊《中國通史》的有關章節質量登上了一個新臺階。記得這部《通史》第六冊剛出版時，就得到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方詩銘的好評。

周清澍一生深受名師栽培，他深知最好的報答就是將“道統”傳授下去。1997年，他有了第一個博士研究生趙琦。趙琦是包頭人，蒙古族。她的碩士課程也是在內蒙古大學完成的，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周清澍平時和善豁達，不計較小節，但在博士弟子的學業上卻不肯絲毫馬虎。他規定趙琦用一年半的時間從他讀《元史》，每週讀幾卷，參讀相關的史料和學術成果。這是一種很傳統的治學授徒方式，有乾嘉樸學的味道。趙琦這個年齡段的學生一時難以適應，然而根深才能葉茂的好處是她後來才嚐到的。讀書多了，歧義出現，於是有了解決疑義的思辨，並嘗試寫文章展示自己的思索過程。先生當然是鼓勵的。但開始，文章寫得不好，導師便親自動手爲她修改，不厭其煩，書讀得越來越多，見解也越來越見深入了，短文也變長了，增長的是識見，精煉的卻是文字。終於可以見報發表了。這時，距離初稿，修改已達十次之多。這篇文章題爲《蒙元時期的粘閤家族與開府彰德》，發表於2001年的《中華文史論叢》，署名是趙琦、周清澍。我曾對這樣的署名順序略有異議，但周清澍堅持說，“理科均這樣，導師在後。”可見他恪守本性，毫無掠美居功之意。趙琦在內蒙古大學順利畢業，獲得博士學位。她的博士論文《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還被人民出版社納入出版計劃，周清澍高興地爲她作序，介紹她的辛勤付出與取得的成績。尤其不易的是，清澍先生毫無門戶之見，向南京大學陳得芝教授推薦她做博士後的研究。趙琦本是蒙古族人，儘管深受漢文化浸潤，但蒙古族口語的基礎尚存，周清澍寄望她能利用這一優勢，學到南大自韓儒林繼承伯希和“審音勘同”的治學方法，將蒙元史的研究推進到新的高度。進入新世紀後，有次在北京，部分蒙元史學者聚會，談起不在場的周清澍和他的學生趙琦，陳高華先生對趙琦頗爲賞識，說一個學者，只要有一個學生能繼承他的衣鉢，就可以滿足了。言下之意頗爲讚賞趙琦有望成爲周清澍衣鉢傳人。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意外的是，趙琦後來以學術交流身份去了臺灣，更意外的是居然煤氣中毒去世，真是天妒英才，不使長留人間矣，由是而使人益發感覺到：“萬物與草木之生也柔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