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獨白》──老黨工進黨史會 引狼入室（十五）
至其他各室亦有調整，即總務室楊毓生與典藏室張大軍對調。餘雖調秘書，仍在草屯史庫負責編輯業務及審閱制卡，秘書掛名而已。芳上隨雲漢調至臺北史料研究中心，原編輯室範廷傑亦自動到臺北史料研究中心；胡春惠、林泉、郭易堂等均在徵集室，陣容堅強。秘書業務實際由劉世景負責，餘則成爲「四不像」矣！
決定舉家遷居臺北
有臺灣省黨部鍾某者，老黨工也，稱系黃師之門生，自動到臺中黨史會辦公，幫助史料制卡之審訂工作，餘不能卻。既而要求調至黨史會任職，要餘言於黃師，餘口頭轉之。雲漢誡餘曰：鍾某非單純之人也。既而彼直接得黃師允可，給予名義及優酬。彼且對外撰文，聲稱黨史會某些專案計劃，系彼負責，餘在事務上予以支持云云。明褒實貶。雲漢諷餘「引狼入室」。此人即在會中興風作浪，挑撥是非。餘亟有脫離此是非環境之準備。
時中央有貸款供員工購屋之規定，餘決遷居臺北，即與雲漢同在臺北市興隆路二段一五三巷各購公寓。同時，爲子女升學問題，亦須北遷，而餘之本職，亦無留在鄉間之必要。乃爲文桂轉至臺北景美女中任教（旋轉一女中），戶口遷臺北市之新居，長男世安已入成大，次男正安轉入建中，三男定安轉中山小學，餘則北、中部兩處「行走」。黃師頗不悅。某次會報，黃對楊總幹事語有批評，楊與之辯，並請辭職。餘同情於楊，爲之辯護。黃見事態嚴重，言對內部情況未先了解，致有此誤會，對楊慰留，事遂緩和。
餘之同情於楊，在此須作說明。楊爲黨史會舊人，抗戰重慶時期，即至會工作。餘與雲漢初至會時，楊爲總務室總幹事，在事務上對餘等新進人員，不免有所苛刻，例如雲漢家住臺中，每日到史庫，須轉公車三段，而給予之交通費，則僅爲兩段，雲漢視爲歧視，如是者數年。
餘較「調皮」而有社會經驗，較不受氣。楊調典藏室總幹事後，即至史庫辦公，雲漢調臺北史料中心，史料制卡工作多賴典藏室人員支持，如供數十人制卡史料文件之調取、分發、登記、驗收等程序，工作至爲繁重，人員僅有李振寬、高子超、夏文俊等三人；編輯室在史庫者有王伯立、陳哲三、林養志。除正常工作外，均參加制卡，楊除協助審卡外，每卡之印製三份，始終由楊負責。餘之主要工作多爲審卡，在審卡過程中，須將卡片所記載之史料名稱、時期、類號、類型、內容摘要等，逐項覈對，不妥或錯誤者，須修正或重作；而內容摘要，難度更高。
對常有錯誤之工讀生，尚須個別指導。例如一工讀生曾將史料中之「西江」寫成「江西」，餘持史料及其所制之卡請其自行覈對有無錯誤，久尋不獲。餘告之曰：「西江」乃廣東境內三江之一，「江西」乃省名。一字顛倒，意義完全不同矣。餘在審卡過程中，獲益更多，使餘對史庫之史料，更多熟悉。重要者抄錄之，作爲他日之備用，數十年來撰文時，「配料」源源不斷，實爲當年審卡之賜。此種繁重工作，人謂其苦，餘獨享其樂。楊總幹事長於事務，只感其苦，而無其樂，加以鍾某之攪和，火氣更大。在工作會報中受黃之責，更光火矣。餘之同情於楊，爲楊抱不平。黃如準其辭職或調職，餘亦將隨之共進退。黃師之可敬，在能寬大爲懷，緊急煞車，風波爲之平息。處事之經驗與急智，值得吾人之效法。
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國民黨十全大會有一議案，《國父全集》譯爲外文，案交黨史會辦理。此巨大工程也。主任委員黃季陸師命餘擬辦。餘建議先有《全集》標準本。然過去版本至多，差異至大。經餘集十八種版本加以比較，不僅各本編輯形式有所差異，而其內容亦多差異，如各本文件標題的不一，文件內容的不同，文件日期的錯誤等。今擬以黨史會所藏原始文件爲準，編訂一套每一文件皆注有根據之《全集》。即以孫中山之《三民主義》十六講而言，不獨各本內容有別，黨史會所藏之原稿及原本數種，亦各不相同。如何選其適當之底本，作爲定本，須先訂辦法。黃師命餘起草，由新任之副主委崔垂言先生指導並審訂之。辦法既定，遂即着手進行校訂。鍾某亦參與其間，以「專家」自居，亂出主張，且對外聲稱由彼主持。此事進展，頗不順利，崔副主委亦覺無奈。六十年（一九七一）五月，黃師自黨史會依例退休，專任國史館長，但《全集》之校訂，必須依據原定計劃，繼續進行。餘與崔商量，將校訂重心移至臺北，在中山北路國父史蹟紀念館辦公，召用臨時工讀大專學生，既可遵守作業程序，復可提高效率。由余率領工讀生工作，進展乃得順利。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