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廬山中人看廬山

英國泰恩—威爾檔案館館藏的清北洋海軍致遠艦照片。（新華社資料照片）

近代文史掌故大家徐一士論及段祺瑞之詩文時說：「文學非所長，然頗留心翰墨，所作亦有別饒意致者。」段氏文字雖無多少文學魅力，但最彌足珍貴的乃是其論及重大歷史事件時鮮活的「現場感」，段氏一生與北洋相始終，再沒有比他更權威的歷史見證人了。

段氏希望此書一出，「庶幾聖經賢傳，精意煥發，奠安海內，極於四遠，冶世界於一𬬻，鹹沐大同之化云爾。」無獨有偶，段祺瑞的政敵黎元洪在價值觀上與之出奇地一致：一九二二年，黎元洪覆任總統時發表的通電中說，中國之所以亂七八糟乃是因爲「下放其上……婚媾兇終，師友義絕，翻雲覆雨，人道蕩然」。

倡導迴歸傳統道德

整體而言，段氏思想不出「儒釋兼融之道」，即信奉「以儒治人，以佛治心」。五四以來，傳統遭到破壞，新秩序卻未能建立。段氏竭力倡導迴歸傳統道德，未嘗不標誌着中國社會對於當時現狀的一種反應。儒釋合一構成了《正道居集》中民生教化思想的主要內容。例如在〈儒釋異同論〉一文中，段氏指出：「『兩教』異途同歸，無非爲斯世斯民也。蓋孔子以道德仁義禮爲準繩，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依歸，天覆地載，一視同仁，泯其畛域，包羅萬類。世尊以生老病死苦啓悲憫，普渡衆生，佛之宏願，茹苦自修，現身說法。以不種因爲真諦，無人無我，免啓紛爭，應觀法界性，勿令心妄造。甘居清寂，涵育大千，名曰出世，無時不心乎世閒也。」段氏以爲，儒家只注重現世，而佛教則「大慈大悲，無量無邊，不止娑婆世界已焉」。因此他總結道：「以進爲進者，儒學也，立身之具，美善兼備；以退爲進者，釋教也，能世人之難能，潛移默化，此儒釋所以異同也。」

然而，儒釋思想不足以應對二十世紀日新月異的新思想的衝擊，也無法吸引年輕一代中國人的心靈。北伐之後，在國共兩黨激烈的意識形態鬥爭中，段祺瑞及信奉儒釋思想的北洋同仁，早已被目爲泥古不化的「活化石」。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然而，有時候或許身在廬山中人，更知道歷史之內幕、隱情與真相。段祺瑞熟諳古史，每有評騭；對於晚清民初史則更因親身經歷而多所議論、興慨。抑有進者，民初以來憂患相尋，故正道居詩文對於時局的憂感，又往往可回溯到民初史事，正如陳寅恪所說「讀史方知今日事」。

讀史方知今日事

段祺瑞在清末出仕，筆下不時會回顧該段歷史。如〈先賢詠〉即以長篇五古的體式評述晚清重臣、合肥先賢李鴻章的一生事業，其〈往事吟〉亦云：「文學諸大老，唱和韻矜奇。自命爲清流，濁者究是誰？……殊知徒專橫，內外相乖離。購艦三千萬，林園供虛糜。……北洋敵日本，合肥一肩仔。其他廿二省，何嘗有所資？」他對獨自率淮軍及北洋海軍與日本作戰的李鴻章寄予無限同情，對以清流自居的翁同龢等閣臣、挪用北洋軍費建造頤和園的西太后以及其他作壁上觀的封疆大吏皆有批評。後文又論及庚子之亂：「庚子復仇教，八國決雄雌。親貴嘉其義，強悍猛熊羆。三數賢輔佐，致身肝膽披。誇大僅一觸，隨即撤殿帷。責難嚴且厲，國幾不堪支。舊都還須臾，氣概復𫍙𫍙。」在段氏看來，義和團盲目仇視洋教，已然愚不可及；端王載漪乃至西太后等竟惑於團民神功之說，更是不可思議。清廷重回北京之後，居然又恢復文嬉武戲的狀態，焉能不亡！

近代文史掌故大家徐一士論及段祺瑞之詩文時說：「文學非所長，然頗留心翰墨，所作亦有別饒意致者。」段氏文字雖無多少文學魅力，但最彌足珍貴的乃是其論及重大歷史事件時鮮活的「現場感」，段氏一生與北洋相始終，再沒有比他更權威的歷史見證人了。

比如，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清軍決定在旅順口修築海岸砲臺十二座、陸地砲臺九座，安裝大砲八十尊。年僅二十三歲、以「最優等」成績從北洋武備學堂砲工科畢業的段祺瑞，奉派到旅順監修砲臺。 四十四年後的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九月間，下野的段祺瑞應原山東督軍田中玉之邀請，帶張夫人、二姨太邊氏等，乘日本輪船「長平丸」號從天津赴大連療養。故地重遊，段氏寫下〈旅大遊〉與〈懷舊〉兩篇詩作。

〈旅大遊〉雲：「重來四十年，不禁悲與傷。……當時豪傑士，已盡還北邙。榮華浮雲去，大夢若黃粱。」〈懷舊〉一篇，則進一步描述日治之下旅大的面貌：「大連設國防，柳樹屯居中。不才曾承乏，要塞分西東。回首四十年，光景大不同。俄強租旅大，日勝執爲功。海壩仍俄舊，大興土木工。商業萃西岸，萬國梯航通。向罕人跡到，今多百家叢。君子求諸己，自問須返躬。旅順儲軍備，糾糾氣尚充。惜哉人我見，幻化豈雲終。」他發現，日本自沙俄手中接管旅大後，參照俄國原來的規劃圖進一步建設，不僅人口稠密、商業繁榮，軍備也充實。以日人管制的旅大與中國自己統治的區域相比，經濟、政治、軍事及文明之差距甚大。段氏「君子求諸己，自問須返躬」兩句，意謂國人雖然痛恨日本，卻不能不捫心自問，有沒有如日人般的治理能力及發憤圖強之精神？篇末「惜哉人我見，幻化豈雲終」兩句，感慨良深──國人盲目反日排外的成見已深，要以敵爲師，談何容易！

段祺瑞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及負面影響有深刻反思。在其贈給曹汝霖的〈持正義〉一詩中，着力爲西原借款辯解道：「賣國曹陸章，何嘗究所以？章我素遠隔，何故謗未弭。三君曾同學，宮商聯角徵。休怪殃池魚，只因城門毀。歐戰我積弱，比鄰恰染指。強哉陸不撓，樽俎費脣齒。撤回第五件，智力已足使。曹迭掌度支，讕言騰薏苡。貸債乃通例，胡不諒人只？款皆十足交，絲毫未肥己。列邦所希有，誣衊仍復爾。忠恕固難喻，甘以非爲是。數雖百兆零，案可考終始。參戰所收回，奚啻十倍蓰。」據顧維鈞回憶，當年發行外債，中國政府實收均不到九成，至少有一成被雙方中間經手人貪污，且貪污已成常態。但參與西原借款的曹、陸、章沒有如從前經手借款的樑士詒、盛宣懷般拿回扣，大體上是乾淨的，個人品行也的確要好些，此亦段氏所謂「絲毫未肥己」。而且，當時段祺瑞面臨政府財政危機，對日本借款欣然接受，甚至一開始就不打算歸還，這筆款項終於成爲日本政府的壞賬。段氏晚年作此詩時，認爲中國佔了大便宜。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