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最後十年追憶

林徽因的最後十年追憶

文︱吳良鏞

1945年初春，我從雲南滇湎邊境回到重慶，當時主持“戰後文物保存委員會”的樑思成先生正在重慶，他託人帶信給我去幫他畫圖。直到８月15日日本投降，機構撤了，工作結束，我才離開。又過了兩個月，接到樑的信，告訴我清華要辦建築系，讓我去看他。他家剛從李莊搬到重慶，我見到林徽因先生躺在牀上，很清瘦，面色蒼白疲倦。當時，房間裡還有一位客人，他們正談着，樑先生向我介紹說：“這位是傅孟真（傅斯年）先生”。看到我有些怯生，林先生說，你們何不得到隔壁房間去談？於是我和樑先生便順着走到一個四壁空空，連坐凳也沒有的空房間，樑先生站着告訴我，爲了戰後的復興，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批准成立清華建築系；當前，建築教育太保守，他將去歐美考察，希望我能在新辦的系裡任助教，共同創業，等等。由於此前與樑有過一段愉快的共處，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隨後退出，以免打擾他們和客人的談話。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見，我做出一個抉擇，從此定下了我一生的道路。

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林先生，雖然我在1940年甫入大學時，就從《新月詩選》中知道她的名字了。此後，直到1955年初她逝世，我在她身邊工作了十年。這十年是她生命中的最後十年，也是頗爲輝煌的十年。嚴格地說，這十年，她躺在牀上，把一個系從無到有地辦起來；以充滿熱情和抖擻的精神，參加新中國的一些重要工作；爲她的學術思想和見解，奮力工作，直到最後離去。可惜，這些並不十分爲人所知。

一、支撐起建築系的籌建工作

來清華以前，我在南京中央衛生實驗院工作，等待清華從昆明遷平。１９４６年夏，樑思成突然來找我，留了個條，要我去上海漁光村陳植家見他。我當即趕去，談話的主要內容是如何與上海花旗銀行樓上的清華同學會聯繫、我的行程等，他還從筆記本撕下一頁紙，交待我《建築初步》課程的十個作業題等。他匆匆地遠走美國，任耶魯大學訪問教授了，這時我由於工程未完，尚留在南京。八九月份，清華大學王明之教授受林徽因先生之託，給我來信，說開學在即，希望我儘快到校。鐵路因戰事中斷，學校上海辦事處委任我領復員學生一道搭自上海至秦皇島的運煤船，趕到北京，時天氣已有寒意。

建築系代主任吳柳生教授一見到我，要我去看住在新林院８號的林徽因先生。那天陽光很好，她也好像已從漫長的里程中休息過來，容光煥發，“歡迎你來”，接着就問我的學習、興趣，說你是書香門第，你的“解闕”我看了，寫得很好（她看到我們班在1943—1944年編印的油印本《建築》）；然後談到中國建築研究，當時怎樣從頭做起，怎樣陸續有所發現；談到屋內的擺設，說他們做古建築研究遵循一條不成文的準則，即不玩古董，否則文物到處可見，自己又懂，抄一二件，誰說得清呀？這裡擺的，那是老樑先生的（指梁啓超），那是陳叔通送的。還有一個故事，陳叔通曾指着自己家中的某一件藏品，要樑思成說出是哪一年代的，說對了就送給你，樑先生脫口而出說是北魏的，陳讚賞樑的淵博，就送給了他，說不能再猜了，否則這裡東西多讓樑猜走了；又說到桌上擺設的漢朝小豬是花一個銀元在某地地攤上買的，你看它線條多麼古拙、有力。我問她，我在重慶某處看了你一幅水彩畫，你現在還畫水彩畫嗎？她說你是在什麼地方看到的，叫什麼名字？我說是林徽因的音……她告訴我，早已有人用她的名字，後來改了，水彩以前倒畫過，好久不畫了，等到找出來給你看（後來她果然找出來，是一張西班牙Ｇrannada的庭園，非常強烈的陽光，對比色很強，這張畫後來不見了，想必遺失了。1996年我去西班牙該地，也到庭園，似曾相識，不免想起了這次談話，她已走了幾十年了，不覺心中悵然）。總之，第一次與她談話，她那談鋒一點不像病人，我也極其興奮，猛想起她是病人，立即辭去。臨走時，她還說，等你好久了，你來了，太高興了。建築系設在水力樓二樓上，只是幾間空房子，學生已到校，要忙開學，教室、圖板、畫圖凳已有了，其他什麼也沒有，於是趕緊把圖書館五種柱式的書調來，描示範圖，曬藍圖，先把《畫法幾何課》開起來，《素描》課上起來……需要說明的是，吳柳生是尊敬而親切的長者，也很懂建築，但專業的事他不太過問，他完全做到能協助的一切。

這裡主要談林先生在建築系的貢獻。

以後的許多事都說明，林徽因雖然經常臥病在牀（見我那是一次不多的例外），卻能運籌帷幄，是一位事業的籌劃者、指揮者，能協助我們解決頗多的難題。例如，學校最初分配我在工字廳，與一位外文系的講師合住，別人感到不方便，林先生知道了，說那好辦，金嶽霖先生在工字廳海棠西院有一間朝南房，有配套的傢俱，房子正空着，你去住好了。這樣，我進清華，住房竟是教授待遇。學生上素描課，要有石膏，林先生讓我找美院李宗津先生；請一位講師給翻制製圖；到東單口永興洋紙行去採購繪畫用品；需要教學輔助人員，介紹我去頤和園找當時在那裡監工的原營造學社紀玉堂先生來系工作。你如果進城回不來，可以住在中山公園，去找老師（一位７０多歲的營造學社留守人），在那裡過夜……有些事是她臥牀上想到的，有些是我把事情進展告訴她，經磋磨後，建議我怎麼做的。

一年級的第一個設計是公園大門，我作爲大學畢業的助教來教《初步設計》，有些心虛不安。我學着在中大時啓蒙老師譚垣的做法，事先想好十多個方案，那時有１２個學生，改不出來好奉送一個。第一次設計在師生晝夜奮戰中結束，大家都以極爲興奮的心情，欣賞自己和別人的作品，作業送給林先生去看。看到新學期第一批作業的成果出來，林先生自然特別高興，她與金嶽霖先生共同以極大的興趣，看着圖板，說這張比例處理得很好，那個不太像公園門，這個更具有歡迎人的氣氛，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金先生抽着菸斗，意味深長地說：“如果把這些門排在一起，我更願意從這個門進公園……”

一學期過去了，劉致平、莫宗江、羅哲文先生終於克服交通的阻撓，陸續到校，系裡更加熱鬧了。林先生利用營造學社有限的剩餘“經費”，組織了一次對恭王府的測繪。對劉、莫來說，測繪自然是輕車熟路，而我則是第一次接受科班訓練，林先生向我們作了一次“開題報告”，從和坤的爲人、與乾隆的關係，到恭王府的奢華、這一組建築的價值等。經過近一週的調查，我的收穫自然很大，回校根據調研所得，並參考從林先生處借來的一本研究恭王府的英文書，寫成《恭王府後苑的園林藝術》，她很高興，認爲寫得很好，“留下來我給你改”，可惜後來她病情加重，未能如願，文章後來亦散失了。

1947年5月，清華校慶，這是復員後第一次校慶，自然熱鬧非凡。新成立不到七八個月的清華建築系也作了一番張羅，共闢了兩個展室，展出過去營造學社的測繪成果和學生設計作業及水彩畫等，引起學校很大的關注。以林先生的性格，這樣的活動她是不會不參加的，那天她僱了一輛人力車，來到系館，樑先生朋友樓光來之子樓格（當時在清華讀書）把她抱上二樓的建築系館，我看林先生從來沒有這樣的興奮，以超出一般的神采和興趣瀏覽一切，預支着她的精力，可以想像回家以後，她又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恢復。

1947年夏，樑思成先生自美國載譽歸來，看到建築系從空空的兩間房子到現在這個樣子，十分高興。但是，他急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請大夫爲林先生治病。林先生的低燒不退，發病越來越頻繁。經大夫診斷，有一個腎病情特別嚴重，必須儘快摘除。

1947年12月，手術在今白塔寺人民醫院進行，手術後據樑先生告訴我，切下來的腎放在盤中，大夫用手術刀把它拉開，裡面全是膿，大夫對樑說：“裡面盡是這東西，人怎能好受呢？”摘除一個重大的病竈後，林先生的身體逐漸好多了，參加活動多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樑家的“午後茶聚”（afternoon tea）。每天中午以後，大概３—４點鐘左右，樑家都要準備餅乾、花生米之類的茶點，客人是變動的，高興就來，有事就走。金嶽霖、張若奚、陳岱孫先生常是座上客，主持人無疑是林徽因，從政治、社會、美學、文學，無所不談，實際上這是無組織的俱樂部，無主題的學術交流會。即使批評一件事物，似乎多帶有學術性，談吐也有個人風格，如金嶽霖先生有哲學意味的歸納，張若奚的政治議論。他們都愛繪畫，鄧以蜇教授（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之孫，美學家）有時拿來幾幅畫，供大家欣賞，記得有一次拿來的是倪瓚的樹和金冬心的梅等。茶聚免不了要談一些政治，總的說來很超然，有魏晉清流的味道。也包括對時局的批評，有時談到一個人，如傳聞胡適睡在牀上，被頭頂上的天花粉刷泥塊掉下來，打破了額，於是談到建築裝修，又談到胡適近來說什麼，又不免議論一番。那時我很年輕，和這些名教授當然還隔了一層，撞上了就坐下來，總是有些收穫。“午後茶聚”是當時教授們共同的需要，對林先生更是絕對重要的，她愛發表己見，躺在病榻上的她可以從這個茶聚中得知“窗子以外”的社會、文化、政治，找到她感興趣的命題，當然包括與她生命相連的建築與文化藝術。總之，她從來未停止學術的思維。

自從1945年晚春在重慶聚興村中央研究院認識樑思成先生以後，特別是第一次在新林院與林先生長談，以及這種“午後茶聚”和許多工作的接觸等，我彷彿被引進到學術殿堂的門廳中來。這個殿堂光彩照人，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有時簡直莫知所從，但感到又可以從任何一個方向去登堂入室，道路寬闊得很。此時，儘管生活艱苦（一月薪金合多少袋麥粉），我卻有一種幸福感，我優遊、陶醉於學術殿堂中，我手頭的工作、系務、教學等事情越來越多，工學院代理院長陶葆楷先生知道我當時在研究城市規劃，就要我爲土木系畢業班合開講座……

但所有這些，一點也不覺得累，而領我進學術殿堂的人就是我的恩師樑、林先生。

如今，我常常覺得自己的一生能遇到好些老師，特別是我工作後能追隨樑林兩師，使我學有所長，非常幸運。

也就在這時期，出現對我來說不敢奢望的事。

某次系務會議之後，樑先生告訴我，他離美前看望了沙裡寧所主持的匡溪藝院，那裡“藝術環境很好，可同時學習建築與規劃，很適合你，並且沙裡寧已七八十歲了，跟他學要趕快，否則就來不及了”。後來樑先生爲我寫好了給沙翁的推薦信，林先生一看，說：“對良鏞的介紹應該這樣來寫”，於是動手給改。一封推薦信竟然兩位大師擬稿，我理解他們對我寄望之殷，送我出國之情之深。恨當時慌慌張張，竟沒有把它抄下來，事後想起來成爲莫大的遺憾。

當我離開這朝夕相處的建築系時，已有近30位學生，十幾位教師，成爲清華無論學術文化還是政治活動方面都非常活躍的一個系。

兩年來，林先生對這個系的成長操心最多，但教師名單中沒有她的名字。

二、解放後的林徽因

林先生以無比興奮的心情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手術後身體情況也有些好轉，已從“死是安慰，因爲死盡處不再辛苦”（當時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的詩句），一種近乎絕望的心境中走出來。更重要的是，她和所有正直的，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們一旦看到了未來，便以無比的活力迎接未來。

由於解放初我不在國內，未曾參與清華設計國徽的奮戰（動人的情景回來聽說了），這裡只談我親身體驗幾件事。

1950年，我在美國匡溪時，連續接到國內的幾封信，都催我趕緊回來，其中有一封就是林先生口授羅哲文先生代筆的，空白處有好多行斜斜的字，一看便知是林先生臥牀親筆寫的。大意是國內形勢很好，趕緊回來參加新中國的工作，並囑我去波士頓大學費慰梅處，將樑先生“圖像建築史稿”帶回來等。林先生這封信很重要，加緊了我回國的步伐，並匆促去了哈佛費慰梅處。雖然1946年夏在重慶時樑就介紹與費慰梅認識，並見到過這份稿子，但是當時如果沒有林先生交給我這任務，這件事在樑身後更無人知曉，後來的曲折就難說了，原稿傳奇般地經過了失而復得的一個過程。在林身後近30年，在多方努力下，總算完成了林先生交給我的任務，亦慰死者於九泉之下。後來ＭＩＴ出版社亦認識到了，請我寫序，我認爲我責無旁貸應把未經歪曲解放後的樑思成向西方介紹。

回來後，我看到林先生精神煥發，比起我出國前，她的生活內容豐富多了。林先生偶爾參加一些市裡的活動，參加會議，聽報告，看演出和展覽等，每次回來總要議論，她見到什麼人，聽了什麼，她的體會。如果參加了晚會，她對藝術的批評等等，特別是色彩的搭配、花紋造型之類，頗多分析評論。這一時期，可以說林先生將僅有的精力全部投入了工作，發表了一些重要意見，例如最近羅哲文先生向我提示一份1953的８月28日市政府召開由吳晗副市長主持的北京文物保護會議，會上林先生就作了內容深刻而全面的發言，認爲：

保護文物和新建築是統一的，保護爲了繼承優秀傳統，保護不僅宮殿、廟宇，還要包括一些民間和店面，要進行整體保護，要做好調查研究等。

可惜這僅是會議的摘要，如能全文整理出來，當是很好的文獻。當時林先生和樑先生在一道致力於北京城牆的保護，據我所知她曾就此事與北京市某領導爭論道：

“你們把真古董拆了，將來要懊悔的，即使把它恢復起來，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回顧林先生的話真是不幸而言中。除了參與一般工作會議外，林先生還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裝飾紋樣設計和臨時送來的設計（如任弼時墓設計）任務等。

林先生還爲學生開設《近代住宅》課程。早在抗日戰爭後期以來，林就關心住宅問題。已故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近代住宅專家凱薩林·保爾（Cartherin Bauar）（她寫的《近代住宅》一書，到現在也是近百多年來西方住宅發展史的權威總結）是樑林的好友，他們一直保持學術聯繫，正因此林才能在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國營造學刊》最後兩期上，還發表了近代住宅的論文。林先生指導學生作《清代藍旗營的調查》的論文等（如今仍然存在系資料室中，並有樑先生的評語，今天應該看作是一份珍貴的文獻）；也曾建議我去崇文門外花市衚衕住宅進行調查，並在都市計劃委員會上作了報告。解放初，她以極大的熱情關心北京的住宅建設，記得樑林在隨薛子正秘書長（後爲北京副市長，當時具體負責北京城市建設等）帶領下參觀了建國後爲改善北京勞動人民住宅條件而建設的第一批平房住宅，參觀很認真，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來，從未看見林先生走這麼遠的路。正是在林先生的倡導和影響下，清華建築系保留了一些重視住宅建設的傳統。

當時，林先生還關心一件事，就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裝飾紋樣設計與提倡工藝美術。她對中國裝飾花紋有獨到的研究，這可能與她的西方建築與舞臺美術的教育、閱歷，及以後中國營造學社的調查、對中國古代工藝品獨到的欣賞有關。或許，作爲女建築師，她對造型的豐富、飽滿、細緻還有一種特有本能。例如，她有一次拿出一些中國的古代圖樣以及她對人民英雄紀念碑花紋的設計，對我講怎樣就豐滿、有深度，怎樣就單薄、貧乏。她把植物花紋，圖案忍冬藤之類當做是有生命的東西，眼中看到它的天地。她對紋樣的獨鍾和欣賞，每使我想起沈從文來，他是在文學上擱筆而專注於工藝美術的。沈從文向我介紹故宮是工藝美術的造型時，陶醉其中，用帶有湖南腔調說：“好得怕人！”這和林先生敘述線條一時竟找不到恰當的中文詞彙，說這線條是“如此的subtle”是多麼地一致。工藝美術造型美的蘊涵竟使這兩位文學家都一時辭窮，這是多麼迷人的事情。當然，我知道當時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某些參與者每每不能欣賞林先生的一些圖樣，嫌其太舊等等，但是很複雜的問題，非本短文一時所能說清了。

解放後，因帝國主義的封鎖，工藝美術（當時稱爲“特種工藝”）外銷受阻，整個行業的生活都有困難，當時的輕工部長黃炎培在1951年初召開座談會研究對策，涉及到老藝人的保護及如何在設計進行繼承與創新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今天也未能妥善地解決）。

在此情況下，樑、林先生勇敢地希望在景泰藍設計上能有所突破，與剛從美國歸來的常沙娜、來清華執教的錢美華，以及清華的莫宗江教授等一起進行研究，創作新的圖案，饒有傳統的文化精神，又耳目一新。

1953年第一屆全國文聯大會上，美協會上江豐同志在報告中對這方面的成績曾充分予以肯定，與此同時，我和王遜教授（當時清華哲學系美學教授）還爲當時組織東歐博覽會設計佈置選擇工藝美術專展而忙碌。在參與這類活動中，林徽因先生思想之活躍、理論之追求、想象力之敏銳，無不令人欽佩，我們都爲她的激情所鼓舞。

從說話到寫文章，林先生都有自己的個性和風格。樑先生才思敏捷，他的文章功力夠好的了，什麼樣的文章在他這裡，只寫一遍，至多個別字改動一下，但他寫就的文章，在林先生的眼裡，有時顯得力量不夠，甚至索性動手來改。當滿紙已畫得亂七八糟，她已力不可支了，樑先生再重新弄一遍。金嶽霖先生說，常道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對樑先生就不好這麼說了，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他們寫文章總是全身心投入的，特別是一些論戰的文章，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的。

再以1954年搬家的事，說明林的組織才能。樑先生從清華新林院８號搬至勝因院12號來住，搬家的擔子全部落在臥牀不起的林先生身上，當時樑先生家有一位市政府派來的“待業中醫”老羅，家中另有一位阿姨，幫助樑家料理。就在此情況下，林先生髮揮她的規劃與建築才能，先將東西分類整理編號，尺寸量好，計劃安放的地點，按圖都畫好，有些東西也作一些處理（有天突然老羅送我家一張紅木桌和幾本書，有林長民印的石鼓文拓本和一本原石印譜，並向我母親留話說知道是我一定喜歡的，當然至今是我心愛的藏品），這樣完全有條不紊地搬了家。那時，樑先生在城裡忙什麼，當一切歸置完畢以後，我去看她，林先生得意地說，“他回來了，看了一切很滿意，他只動手裝了一部電話”，一個久病之人能在她的生活中找樂趣，找暫得於己的滿足感，這就是林徽因。

三、困惑、彷徨、寂寞中走去

從1949年解放算起，林先生參與新中國的業務工作是難以數得清楚的，但如上所述，都是一些饒有意義的、有時代性的貢獻。但在1952、1953年後，她在精神上就開始有負擔和壓力。

關於建築系的方向，清華建築系自解放後改名爲“營建系”，這是樑先生在1947年回國提倡“體形環境”的具體化措施（見《樑思成全集》之“清華大學營建系學制及學程計劃草案”，發表於《文匯報》1949年７月10日，如果向前追溯，在1945年樑致梅貽琦信中就已有輪廓）。就我1950年底回清華後所知，自建國到1952年院系調整，這近兩年時間，

①建築系成立了市鎮組（事實上以城市設計爲重點）；

②與農業大學合辦了園林組；

③成立了工藝美術組（就我印象，並未如市鎮、園林那樣正式建組）；

④與哲學系、社會學系等成立了文物館（計劃中的清華博物館的前身）……

這些措施不僅在國內首創，即在西方建築院校（如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建築學院等），把城市設計、環境設計正式納入建築系的教學當在60年代。實際上，建築系已經朝樑先生在建系之前就已籌劃的營建學院方向發展，林徽因先生自然積極地支持、參與這一切。

1952年下半年的院系調整，隨後的學蘇，把這一切都吹散了。這裡不去談院系調整與學蘇及其得失等，這是太大的問題，亦非此文所能概括。院系調整後節奏實在太緊，並且以學蘇爲綱，全校佈置好的項目一一貫徹，這一套體系和樑林先生寬鬆的學術環境似乎是兩碼事。

在這種情況下，林徽因先生哭了……

第二件事是專業，是學術思想方向的問題，這方面也無法展開來說。

時代在發展，樑林的學術思想也在變化，在解放以後，愛國主義教育，學習《新民主主義論》“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社會主義內容，民族的形式”以及學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口號下，他們像所有的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努力學習馬列主義，並儘可能理論結合實際。

現在看來，在這種歷史的轉折時期，對建築有不同理論、不同議論是必然的，但當時可能有關方面很不以爲然，顯然至少並不全然同意樑先生的觀點，而就在此時，樑林就越發努力發表自己的學術，不僅這一時期努力寫文章，如在《新觀察》雜誌寫的“北京都市計劃無比的傑作”等就是在此時寫就的，樑先生爲了加強給中國建築歷史修養教育，還爲建築系師生開設了講課，樑林加上莫宗江共同認真備課，樑先生講課時，林先生還特別來，坐在後排聽。講課時，社會背景部分，大量引用了范文瀾中國通史，這系列講座並不成功，不如1948年樑先生開設的中國建築史那樣瀟灑自如，隨講隨畫，而引起聽者的注意力。

漸漸地，報紙、雜誌不時透露出批判的文章來，想樑林不會不從其他的渠道聽到什麼，他們自然日益感到壓力。

1954年冬，他們雙雙病倒了，本來每年秋涼季節轉換，林先生總要病倒。這年，薛子正秘書長在城內修整了一套四合院，裝上暖氣，讓林先生住（地點我已忘了，林逝世後據說讓給傅作義住了）。一個大四合院，空蕩蕩地，只有林先生躺在一間大屋內，我去看她，她並不和我講她的病情，而是問了許多問題，關於建築思想和理論的一些問題。她明顯地在困惑與彷徨，她似乎已疲憊不堪，已經失去原先的銳氣了。我勸她養好病再說，別去多想，但她怎會不去多想呢？而這時林先生已經住在同仁醫院.....

1955年，建工部召開設計施工會議，批判建築中的復古主義、形式主義，這次的大會非同尋常，學校除我外，另派校長辦公室主任參加，我也感到有一定的壓力。會議在國際飯店舉行，而樑就住在一街之隔的同仁醫院的樓上高幹病房裡。會議中我去看樑先生，他說你到隔壁病房看看，我正不解，一進去，原來林先生也躺在那兒，她看我去笑了，“你看我們這對難夫難婦”。這次會見她，例外地未談業務，但她好像還爽朗，我的心情卻很沉重，可未想到竟是最後見到她，不久她逝世了。

後來聽樑先生告訴我，北京的名中醫施今墨大夫去會診，在片子上指出大部分的肺都壞了，她後來也拒絕吃藥……追悼會在賢良寺舉行，解放初期樑先生、鄭振鐸和我同去察看過的保護下來的一座舊廟，去了一些友好和建築系的人，悼詞是錢端升教授作的，歌頌她畢生獻給中國建築學術事業，因病影響她的工作，但她從未停止工作，直到生命最後一息。建築思想批判的高潮過後，樑思成回到家裡，當然觸景生情，不久他以極不平靜的心情，很平靜地做了兩件事，一是在他倆共同使用的小圖板上嚴謹地畫了林先生墓的設計圖樣，包括大樣尺寸，一一註明，請莫宗江先生用營造學社特有的字體，勾畫“建築師林徽因之墓”幾個字，並從人民英雄紀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先生設計的試刻的紋樣，放在她的墓前。樑先生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林先生的詩找出來，古代人有所謂詩囊，即興而作，片紙只句納入詩囊，定時整理成集。樑先生用他的工整楷體謄寫，整個抄錄了一遍，宣泄對林先生的思念。可惜這份無價之寶，在史無前例的大混亂中失去了。

以後，偶爾赴八寶山參加某人的追悼會之機，我總要悄悄地去林先生的墓旁，向恩師致以哀思。一位了不起的中華第一女建築師，才華橫溢的學者，她在文學藝術方面有如此的造詣，她在建築方面和樑先生並駕齊驅，共同作出卓越的貢獻。她熱愛祖國，追求進步，1952年抱病帶了帆布座椅，參加政治學習。在她留下的古建築調查和一幅穿馬褲照片看來最能表現她的性格，她告訴我在30年代修葺天壇時，她是唯一登上天壇寶頂的女建築師。這類事很多，我每思考及此，總想如果今後寫《新哲匠錄》，不應當漏下此人。然而，這樣一個人的最後十年，在建築系成長的關鍵時期，默默地做出許多貢獻，社會對她的業績竟然缺乏瞭解，包括今天的建築界又有多少人知道？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門廳裡，要不要在樑先生塑像旁補上林徽因先生的像？在這無名的墓碑上是要補上“建築師林徽因之墓”，還是就讓它這個樣子？這種殘碑可以告訴我們的後代，有一時期，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竟有這樣踐踏歷史文化的事情發生，這樣對待一個長眠在此，對我國建築事業卓有貢獻的人！但所有這些，對於詩人淡泊的情懷來說，都是無所謂的，她只是總在遺憾：當我去了，還有沒有說完的話。

2001年4月春雨綿綿之日

完稿於英國劍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