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尼亞：搭便車的路上，邂逅逃亡總統一名

圖／路透社

羅馬尼亞人是搭便車的民族。

像某種過了適當年紀、卻仍然被保留着的身體記憶，搭便車是羅馬尼亞人承襲自共產時代的習慣。從前交通工具匱乏，等不到（或沒資格獲得）汽車配給的羅馬尼亞人，只好在路邊攬車共乘。

在貨幣不流行的共產時代，搭便車究竟是不是免費的我不知道；但今日擁抱市場經濟的羅馬尼亞人有便車公定價，一百公里要價四十臺幣。他們漸漸習慣了市場那雙「看不見的雙手」，卻還不太熟悉我們高高舉起的大拇指——那是外國人才有的手勢或暗號。

羅馬尼亞人攔便車時，會將手心向下襬動，像在拍一顆看不見的籃球。但我們突兀的東方面孔，本來就已經標明瞭我們外國人的身份；使不使用「在地化」的攔車手勢，早已無關緊要。

因爲搭便車的人多，所以也有一些約定俗成的便車倫理必須遵守：例如比較晚來的人，必須依照順序站在先到者的「下游處」。有趣的是，我們的外國人身份，有時在猛烈的競爭中，反而能幫助我們脫穎而出：好幾次，卡車略過站在我們「上游」的大嬸們，徑直在我們面前停車，只是因爲對外國人（或者東方人）感到好奇。此外，司機知道我們是年輕的外國揹包客，往往也不會和我們索要車資。

在羅馬尼亞，這是正確的攔車地點與攔車手勢。 圖／李易安

於是你可以這樣想像：羅馬尼亞人搭便車，就像臺灣人出門就跨上摩托車一樣，是一種再尋常不過的交通方式。每個城市往郊外的路口，總有一些衆人皆知的攔車熱點，彷彿那裡有個只有當地人看得到的「隱形站牌」──有時是個加油站的出口，有時則是T霸廣告招牌的下方。我們如果站錯地方了，好心人還會請我們上車，載我們到那些「正確」的路口繼續等便車。

搭便車已經是羅馬尼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如果真有人編纂「羅馬尼亞便車史」這種書的話，似乎也不會太令人意外；而這本便車史中最荒謬、最戲劇性、而帶點諷刺寓言意味的一頁，恐怕會是1989年羅馬尼亞共產政權垮臺時，當時被逐離權位的獨裁者希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嘗試搭乘直升機逃離首都不成，竟也是一路攔便車繼續他的逃亡之旅。

尼古拉·西奧塞古（1918年－1989），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治家、獨裁者。 圖／美聯社

希奧塞古出身自一個農村家庭，來到城市後就活躍於左翼運動之中。二戰結束、蘇聯掌控羅馬尼亞後，希奧塞古進入政治體制，並且一步步攀上權力位階的頂峰，直到完全獨攬黨內與政府的大權，成爲羅馬尼亞史上最有名的獨裁者。

跟其他許多共產國家元首比起來，希奧塞古可能是跟西方陣營關係較好的其中一個。他曾在許多國際風波中變換立場，挑戰蘇聯老大哥的指揮。1968年，希奧塞古公開譴責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西方國家見狀，以爲希奧塞古是蘇聯陣營裡一個鬆動的旗子，紛紛主動出面提供貸款，供羅馬尼亞發展經濟，卻也因此讓羅馬尼亞欠下了一屁股的外債。

面對外債，希奧塞古並沒有翻臉不認賬。他決心對國內實施嚴厲的配給限縮，好將大部份的生產成果出口償還外債。這個在國際上負責任的政策，卻讓八〇年代羅馬尼亞人的生活水準遽然下滑：限電成爲家常便飯，連嚴寒的冬日裡都不見得有暖氣供應。

於是，當羅馬尼亞好不容易在1989年成功清償外債，人民對於勒緊褲帶的生活也終於忍無可忍。當年年底，羅馬尼亞人民累積許久的不滿，遇上東歐共產政權一個個垮臺的國際連鎖效應，在許多城市引發了羣衆運動。

這些運動被鎮壓後，爲了營造希奧塞古仍未喪失民心的假象，他的幕僚花了不少心力動員工人，將他們集結在首都的廣場上，聆聽希奧塞古的演說，並透過電視轉播對全國放送。出乎意料的是，早已思變的羣衆開始在廣場上鼓譟，對演說報以噓聲。突然間，廣場上開始出現槍聲；變調的政治演說，旋即陷入一場混亂。而所有這些，都被電視播送到全國每一個瞠目結舌的觀衆眼前。

羅馬尼亞人知道，共產東歐潰倒的骨牌，終於撞向羅馬尼亞了。

1989年12月22日，布加勒斯特中央廣場上10萬示威羣衆，終於推翻獨裁者西奧塞古。 圖／美聯社

首都陷入動亂之後，武裝暴力隨處可見；信心滿滿的希奧塞古，以爲局勢仍在他的掌控之中，錯失了趁夜逃離的時機。隔天一早他天真地試圖在廣場上再次發表演說，這才發現大勢已去，連忙在隨扈的幫忙下逃往露臺，在衝進大樓裡的羣衆逮住他前，千鈞一髮地搭上直升機。

駕駛直升機的軍官試圖替驚嚇過度的希奧塞古討救兵，卻只得到上級指揮官的冷漠迴應，要他們自求多福。軍官知道，再和希奧塞古繼續站在同一陣線，只會對他不利，於是開始搖擺機身、假裝閃躲砲彈，經歷過半世紀政爭亂流的獨裁者此時也無力招架，嚇得要求迫降。

希奧塞古在人煙稀少的郊外回到地面，開始站在路邊攔起便車。最初讓他上車的有醫生、有林務局的小官員，卻都一一謊稱引擎出了問題，將這位已經不足爲懼的獨裁者請下車。希奧塞古最後被一個便車司機說服（或者誘騙）躲進學校裡；纔剛進門，便被校方反鎖在屋內。無計可施的希奧塞古不久後被捕，並在草草審判之後，立刻被處決，成爲東歐一連串革命之中，唯一一個喪命的共產政權元首。

搭便車的民族：羅馬尼亞駕駛與我。 圖／李易安

所以，羅馬尼亞教會我們，關於搭便車，你可以有無數種動機：通勤、旅行、探親、甚至求生⋯那是庶民因應交通工具匱乏的發明，他們不得不這麼做；那還可以是獨裁者在被推翻後的困獸之鬥，他終身鼓吹無產階級專政，最後卻得將自己的命運讓渡給公路上的「有車階級」決定。

但對預算不足、渴求精彩的我們而言，搭便車就只是一種癮頭、一種無意識的堅持，在疲憊與刺激中冷熱交替，最終麻痹成爲儀式。我們把自己放置在如此權力不對等的情境之中，讓自己在旅途上的移動，幾乎完全丟失主動（有時候連目的地都無法自己決定），像人們在儀式中重複熟練舉止、忘卻意義，藉此把自己完全交給天命。

更重要的是，搭便車旅行的我們幾乎身無分文，卻仍感到無限自由。旅行不但不受拮据的預算限制、也沒有太多可以失去的東西，偶爾還會遇上有趣的旅行故事供我們緬懷說嘴。這種缺乏經濟自由，卻又在精神上感到無比解放、不受物質與現實牽絆的情境，正好也是許多成年人回望年輕的自己時，經常懷念的「自由」。

回看冷戰時期羅馬尼亞的處境，「搭便車」或許也是個有趣的類比。國際爭霸的主流敘事與競爭規則，缺乏政治資本與話語權的羅馬尼亞無力決定，只能在國際角力的一來一往之間「搭上便車」，找到槓桿的施力點，造就了羅馬尼亞在社會主義與西方陣營之間斡旋的「搖擺政治學」。

由此，我們或許也可以這麼說：羅馬尼亞在冷戰時期大敘事中缺乏自主性的事實，卻也成爲它在國際權力之中運作時，少數的自主性來源之一。

搭便車，讓我學會很多事。我學會在單調的移動過程中找到浪漫，也逐漸學會相信人性，相信人性可以帶領人類找到更好的方向。但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那些塵土飛揚的公路邊，我也許還見習了羅馬尼亞（以及其他蕞爾小國）的立身之道。

等便車的路上，偶爾會冒出跑龍套的白馬王子，但可惜王子後座只能容得下一人了。 圖／李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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