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評｜3.9萬元彩禮“紅線”劃出了什麼

江西崇義縣近期出臺“零彩禮”“低彩禮”家庭禮遇機制，推進婚俗改革，通過給新人家庭提供子女入學、交通出行、健康體檢等正向激勵，爲愛“減負”。

根據當地公佈的政策，男方給女方的聘禮、禮金爲零或不超過3.9萬元即爲“零彩禮”“低彩禮”，而“零彩禮”“低彩禮”夫妻的子女（含農村戶口）持禮遇卡可在學前、義務教育階段，在全縣範圍內按照第一順序擇校入學。

將彩禮和入學優惠政策綁定，這一招足夠新穎也足夠吸引眼球，所以新聞一出就迅速登上熱搜。但也因爲這一政策的邏輯跳躍過大，引發了不小的爭議：彩禮和子女入學到底有什麼關係？

而這其實也關聯着一個更大的問題：備受吐槽的天價彩禮，是怎麼產生的？究竟應該怎麼治？

治理天價彩禮的迫切性

近些年來，天價彩禮的話題頻頻引發熱議。近日，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黃振華教授及其團隊發佈的《農村大齡男青年婚配狀況》調查報告指出，在調查的119個村中有超過四成村莊存在“剩男”婚配難問題。造成這個問題的一大原因就是，部分省份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婚姻市場存在“天價彩禮”現象。

例如，魯西南某縣城的彩禮數額從2020年的18.8萬元一路攀升到2023年的“3個9萬9”，額外還有在縣城買房、買車的要求，相當於正常農村家庭兩個勞動力外出打工5—7年的積蓄。

在一些引起社會關注的案例裡，人們也不難發現天價彩禮造成的惡劣影響。2019年江西某市，男方爲湊夠彩禮22.8萬元、‘打金子’錢3.5萬元、見面禮4萬元而借債，女方得知後表示反悔，最終因爲退婚退錢產生糾紛，釀成悲劇。更值得注意的則是新聞裡的一句話，“22.8萬元彩禮在鴻塘鎮（新聞發生地）屬於中等水平”。

在一些經濟並不富裕的地區，由於男女比例失調等多重因素，一路走高的彩禮不僅造成農村男女的婚戀困難，還時常造成糾紛甚至是惡性傷害事件，可見天價彩禮的治理確有其迫切性。

2020年民政部印發指導意見，強調開展對天價彩禮、低俗婚鬧等不正之風的整治；2022年8月，八部門聯合發佈《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農村移風易俗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方案》，要求有效遏制高價彩禮等陳規陋習在部分地區持續蔓延勢頭。

今年2月1日，最高法發佈的《關於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正式施行。新規針對借婚姻索取財物、結婚後“閃離”等情形彩禮糾紛如何處理等情形加以明確。目前，治理天價彩禮已經形成了全國層面的共識。

從這個角度看，江西崇義縣推出的“零彩禮”“低彩禮”家庭禮遇政策，也是一種移風易俗的努力，其初衷值得肯定。

治理天價彩禮，到底難在哪兒

客觀來看，彩禮的形成受到風俗習慣、城鄉結構、收入模式等綜合因素的影響，是在歷史積累中逐漸演變成了今天的樣子。

比如，無法忽略的一個現實就是，天價彩禮高發的地區往往是一些省市的農村、鄉鎮，由於人口流動、外出打工的便利，部分區域的青年男女比例存在相當程度的失衡，彩禮也是這種比例失調在經濟層面的反映。

加之彩禮的存在根深蒂固，尤其是在一些相對封閉的、受到傳統觀念深重影響的鄉土社會裡，讓普通家庭完全拋棄彩禮，這在觀念上的衝擊過大，很難在短時間內實現。

所以，整治天價彩禮，其實也需要對彩禮抱有某種“瞭解之同情”，理解其現實的根源，制定階段性目標，循序漸進地解決問題。類似的情形，其實也包括人情攀比、大操大辦等。

目前允許彩禮但限制金額，成了很多地方採取的治理方式。江西撫州就規定，彩禮不能超過具體地區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四川涼山則規定，彩禮最高不超過10萬元。

雖然這些“限高”的彩禮金額仍不低，但對於民衆來說相對容易接受一些。加之制定了標準，讓民間彩禮的金額更有據可循。但是，彩禮標準如果制定得過於隨意，完全和當地的基本狀況脫節，其實也就失去了指導的意義。

有網友也提出疑問：江西崇義縣制定的3.9萬元“低彩禮標準”，從新聞報道里並不容易看出具體的依據是什麼。是否和家庭年收入相關？還是依據經濟發展狀況？無論如何，彩禮標準的確定還要有科學性，不能脫離當地的實際情況。天價彩禮當然需要治理，但也是個精細活，在一紙通知外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彩禮和擇校關聯是否公平？

江西崇義縣出臺的“零彩禮”“低彩禮”家庭子女可優先擇校，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爭議點就在於以往彩禮治理集中於金額本身，而現在則向其他的公共資源蔓延，尤其是格外敏感的教育資源。

其實這背後的邏輯並不難懂。彩禮某種程度上是夫妻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的“保證金”，用以保障未來的生活水準，教育支出當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如果要治理天價彩禮，那麼公共資源也要做出更大的傾斜，爲民衆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降低彩禮本身的存在價值，這當然是一種能夠邏輯自洽的思路。

但對教育資源的分配來說，公平卻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則。因爲上一代人的彩禮金額，讓下一代接受的教育資源有所區別，這是否合情合理，還值得商榷。也難怪這套規定顯得格外扎眼，讓一些人覺得無法接受。

另一個問題則是可行性。彩禮是有私密性的，如果關聯了過多的公共資源，人們爲了冒領，有可能讓明面上的彩禮轉化爲“檯面下的交易”，去虛假申報所謂“零彩禮”“低彩禮”家庭。

就像有網友提出的，人們可以不用彩禮的名義，而用改口費，或是給房產、汽車、金銀細軟等等實物的方式，變相地擡高彩禮。

這就有可能造成某種隱患：非但沒有降低彩禮，反而給一些家庭可乘之機，通過隱瞞真實狀況，佔到了公共資源的便宜。當地部門如何去識別、認定“零彩禮”“低彩禮”家庭，恐怕也是個考驗。

當然這些只是輿論的擔心，但當地確實也有必要聽取意見，更好地完善規定、堵住漏洞，不至於讓政策初衷懸空。

總之，對天價彩禮的治理，既要多嘗試、多總結經驗，也要認識到城鄉差異的現實性。將治理與引導相結合，真正通過思維理念、社會習俗的改變減少天價彩禮的存在空間，才能讓婚俗改革的成果更加紮實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