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羣儒身影
（文接B6版）
抵臺後的傅斯年仍兼任隨遷的中研院史語所所長，但主要精力則投入臺大的興建改革之中。當時的臺大校園學潮洶涌，一九四九年三月底，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學生聯合鬧將起來，引發當局的嚴重關切，認爲臺灣校園確實受到共黨分子的統戰與滲透，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命令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率部緝拿主謀分子。四月六日，臺北大批軍警按預定計劃闖入校園欲開殺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進臺大校園逮捕師生表示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臺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傅對前往執行任務的彭孟緝道：「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緝禁於傅的氣勢，不敢造次，遂當場保證：「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未久，臺大被捕的學生多數放回。
各種困局接踵而來，傅斯年的身體很快垮了下來。一九五○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傅斯年列席臺灣省參議會第五次會議，發言完畢即將回歸座位時，突然昏厥，第二天，臺灣省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召開新聞記者招待會，宣佈臺大傅斯年校長於二十日夜「棄世」。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氏逝世一週年忌辰，舉行安葬儀式。典禮由繼任校長錢思亮主持，俞大彩（編按：傅斯年夫人）親手將傅斯年的骨灰安置在臺大「傅園」的大理石墓槨中。
李濟於一九四八年年底，不顧他的學生與陶孟和等的勸阻，毅然決然地押着他視若生命的國之重寶渡過波浪滔天的臺灣海峽，來到臺灣這座島嶼。因地小人多，時局混亂，來臺人員大多無處安身。李濟率領押船的部分史語所人員，勉強在臺大醫學院教室中搭個簡單的牀鋪暫住下來。
初到臺灣的李濟在朱家驊、傅斯年等人支持下，克服種種困難與阻力，於一九四九年創辦了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並於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繼續擔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還兼任該繫系主任之職，並聘請史語所同仁董作賓、芮逸夫、石璋如、凌純聲、高去尋等到該系任教。這是中國科學界，第一次在本土把訓練職業考古學家列入大學計劃，從而開創了大學教育體系設立考古專業的先河典範，爲中國考古學繼往開來作出劃時代貢獻。
儘管這一學科創辦之初，限於當時的條件和大衆對這一「烏龜殼研究會」和「刨死人骨頭」工作的陌生與偏見，招生很少，但總算爲考古學的未來播下了種子。當時除一個叫喬健的學生自動轉系來到考古人類學系外，首屆畢業生僅有李亦園、唐美君二人。第二屆學生共招收三人，分別是張光直、林明漢、任先民。以後學生漸多，有許倬雲、宋文薰、尹建中、連照美等。這些學生走出臺大後，隨着歲月的淘洗磨鍊，大多數成爲蜚聲中外的考古人類學家。其中李亦園、張光直、許倬雲等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
一九五四年，中國大陸根據毛澤東在一九五一年所作「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延續了幾千年的正體字全部廢止，以拉丁化拼音文字取代正體字的聲浪遍及宇內。這年九月二十二日，李濟致信正在美國哈佛大學就讀的張光直，說道：「中國學術在世界落後的程度，只有幾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方纔真正的知道。我們這一民族，現在是既窮且愚，而又染了一種不可救藥的、破落戶的習慣，成天在那裡擺架子，談文化，向方塊字『拜拜』──這些並沒有什麼『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爲天地之大，只有這些。」又說：「中國民族以及中國文化的將來，要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羣努力做現代學術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們，……你們這一代是負有大使命的。」這封切中時弊要害又情深意長的書信，鮮明地凸顯出李濟的心胸與思想情懷，並直接影響了張光直的思想和學術追求，使他在現代科學的道路上奮力前行，終成世界級考古人類學巨擘。
董作賓窮困不移其志
董作賓於一九四八年底攜家隨史語所遷臺後，繼續從事甲骨文研究併兼任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教授。傅斯年去逝，由董作賓接掌史語所所長一職。董氏上任後，仍像當年在李莊一樣領導羣賢做分內的研究工作，對島內的政治爭鬥與海峽兩岸發生的政治事件並無興趣。按董的說法，個人的存在和力量非常渺小，如原清華教授浦薛鳳嘗謂的「太虛空裡一遊塵」，或謂滄海一粟，特別是作爲知識分子，還是埋頭做點自己力所能及的實事爲好。
有十個孩子的董作賓，生活境況尚非常的窮蹇糟糕。胡適出任中研院院長後，江冬秀由美到臺，得知胡氏早餐只吃一點稀飯，一點南瓜，覺得吃得太苦，要另外加點主食和菜餚，被胡適阻止。胡談到史語所同仁住在楊梅時代，有幾家每月到了二十日之後，就用南瓜加鹽煮稀飯過日子，一直熬到下個月發薪水，然後到了下個月二十左右還得靠南瓜加鹽煮稀飯過下去。胡適所說「有幾家」中的第一號人家，就是董作賓。
儘管靠南瓜加鹽煮稀飯過日子，各項工作還是得琢磨着幹起來。因而董作賓繼傅斯年出任史語所所長不久，便拿出主要精力主持史語所在南港建造辦公大樓和宿舍工程。一晃幾年過去了，眼看一座座樓舍立起，而董家生活依然極其艱難，許多時候連吃飽肚子都不太容易。董作賓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兼課後，有幾位要好的同事經常看到他每次下課回家，都從校內的小賣部買一包花生米邊吃邊走，且吃得很香甜的樣子，就問他爲何總是買花生米吃？董說講完課後肚子就有點餓，吃幾個花生米充飢，別的買不起，花生米便宜些。對方不解地問，爲何不拿到家中再吃？董一邊用手指捏着花生米往嘴裡送，一邊不好意思地笑笑說：「我家食指浩繁，拿回去，這包花生米就不是我的了。」
許多年後，董作賓的兒子董敏證實了此事。對此，董敏補充說：「事實上當時的董家確實窮困得很，我爸爸有開夜車搞研究寫文章的習慣，他的桌子下面有個小鐵筒，裡面裝了一點餅乾糕點什麼的，晚上熬夜餓了的時候，就從鐵筒裡掏出一點點墊活墊活。開始孩子們不知道，等發現這個秘密後，就趁他不在家的時候偷偷給吃掉了，結果有一個晚上，我爸爸到半夜又從小鐵筒裡找東西吃，一看是空的了，很懊喪，起身在屋裡轉了幾圈，長吁短嘆。我媽媽熊海萍起牀看到爸爸愁苦悲慼的樣子，又看到那個空鐵筒，心領神會，當場流下了熱淚。」（本文摘選自《南渡北歸》，嶽南着，時報出版）